人類其實難以捉摸，這一點光從希臘導演尤格藍西莫才在上一部電影《單身動物園》（Lobster，2015）大受歡迎卻在下一部片《聖鹿之死》（The Killing of a Sacred Deer，2017）的坎城影展首映場中得到噓聲與事後有兩極評價便可得到印證。如果你看過《非普通教慾》（Dogtooth，2009）、《非普通服務》（Alps，2011）甚至《非普通犯罪》（Kinetta，2005），就會知道尤格藍西莫其實並沒有變，善變的是人們極度任性的觀影胃口和翻臉如翻書的喜好取決方式，有趣的是，這正正證明了尤格藍西莫在電影裡面所講的，生命中的所有選擇都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無奈和人性的無常。在電影裡導演既已費心鋪陳出這些，想必他才不在乎戲外的人們看戲時是怎麼想的。此部爭議之作也在第70屆坎城影展拿價最佳劇本獎，是與《你從未在此》共得，成績僅次於他《單身動物園》在第68屆坎城影展的評審團獎。

往前看坎城劇本獎得主，從《新居風暴》、《纏繞之蛇》、《天註定》到《靈慾告白》，在劇情上都有著角色遇上生命難題而產生了不合理或明知不可為卻為的行為，試探著看倌們的接受度極限，若你曾在觀影過程中曾有一時半刻將自己代入了角色、和劇中人物一起猶豫著「是自己的話會怎麼做？」，或許就代表著演員把角色演活了，電影也成功地走進你生命裡了。

《聖鹿之死》為英文片名「The Killing of a Sacred Deer」的直譯，典故來自於希臘悲劇《伊菲格納亞在奧里斯》（Iphigenia in Tauris，404 B.C.-407 B.C.），伊菲格納亞的父親阿伽門農（Agamemnon）在奧里斯獵到一頭公鹿，自稱堪比太陽神阿波羅的雙胞胎姊姊阿提蜜絲（Artemis，狩獵之神），但祭司說阿提蜜絲不爽，非要阿伽門農獻祭自己的長女伊菲革涅亞才能罷休。阿伽門農於是要妻子帶著女兒兒子前往奧里斯，伊菲格納亞在奧里斯了才知道自己要被獻祭的事，她冷靜地表達獻祭意願之後，卻在斬首前一刻消失並換成了公鹿斷頸。

至於電影《聖鹿之死》的故事則是由柯林法洛（Colin Farrell）所飾演的心臟外科醫師史帝夫和一名謎樣青年馬丁（貝瑞科漢 Barry Keoghan 飾演）過從甚密開始說起。史帝夫對馬丁視若己出，送他比自己更所戴的錶高級的新錶、連馬丁的鞋子都和史帝夫自己的兒子穿的一樣，史帝夫與馬丁彼此關切的互動之中甚至洋溢著性暗示，兩人關係撲朔迷離。

但行影到了中後段，你才知道，原來史帝夫在多年前曾因酒誤事在馬丁父親的手術中出了差錯。差錯該歸咎於史帝夫的小酌或是麻醉師的失誤？全片無意詳述責任歸屬，反倒透過史帝夫的介意甚深和麻醉師的徹底遺忘兩相落差直指出史帝夫的正向人性部分：一個在事件以後從此戒酒、對死者家屬不吝付出的權威醫師，和一個覬覦醫師妻子並手術失誤卻毫無愧意的麻醉師，誰該得到懲罰？顯然在尤格藍西莫的眼中，人性尚存的靈魂才是在這世間活得最痛苦的人種，但你也只能慶幸自己看了還會感覺到不舒服，而非麻木不仁地冷眼旁觀這一切───儘管尤格藍西莫的電影風格正是以演員盡皆冷眼冷調甚至冷血演出著名。

爾後身為醫界權威的史帝夫，家人遇上了在科學上不可解的疾病爆發，你看到一對不信邪的醫師夫妻極盡醫療專業資源也醫不好孩子之後，轉而嘗試各種路數、甚至幾近於回歸原始的使用暴力相逼、或出現宗教儀式等行為───那些在旁觀者與受眾看來可笑得緊的作為，讓某些人忍不住發以噓聲以對的劇情推衍，這些極致化的情境，透露的或許是尤格藍西莫對凡人處境的觀察——人，有時候就是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充斥著這麼多荒謬。

而史蒂芬面對馬丁追討的「公平」——你讓我失去一個家人，一命換一命，你也得失去一個家人。這完全是希臘神話慣有的敘事結構：神話裡的神明，常常僅僅只是做錯了一些小事、就必須受到大大的懲罰，但裡面總有個頭頭自己犯錯是沒關係的，就算要受罰也是其他人受罰。

不論是阿伽門農得獻祭伊菲格納亞、或是史帝夫得殺死一個家人，兩個故事中從未出現過「殺者受裁」的選項，被裁殺的都是男人的家人。西元前407年歐里庇得斯寫下了《伊菲格納亞在奧里斯》，西元2017年尤格藍西莫拍了《聖鹿之死》，不變的是2424年來，父權依然不動如山地坐穩在所有故事，不容劇中角色質疑。《聖鹿之死》中，也是醫師的史帝夫老婆（妮可基嫚）跑去馬丁家裡問：「他做錯事，為何是身為家人的我們受罰？」馬丁並沒有正面給答案，一副女人問了個無聊問題的樣子（或者你也可以說，馬丁回答她「天下所有人吃麵方式都是一個樣」這段話其實也已有「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父權導向）。就算是發想取材自兩千多年前的故事，在父權權力千年不變的故事編寫上絲毫沒有與時俱進，導演難道不知道當代觀眾看到這樣的故事可能會被激怒嗎？可我認為尤格藍西莫其實是透徹理解著這一點的：唯有執意在故事中建立起一座眾人無法擊破的父權之塔，尤格藍西莫才能完成他對於父權世界最高竿的控訴計畫。

導演甚至讓全數人在詭異的遊戲規則底下，極盡所能地討好擁有生殺大權的史帝夫。妻子說我還可以再生小孩，你可以自己選擇想要幹掉哪個孩子；兒子說爸爸對不起我以前不聽話現在我就來把你交代的事情都辦一辦；女兒說好吧我願意為你們犧牲（那其實就是希臘故事中伊菲格納亞在奧里斯所曾說過的話）但卻在電影的交錯剪輯之下、洩漏她私底下瘋狂想逃命的本心。最後，史帝夫實在無法選要殺死誰，只好玩矇眼打西瓜的遊戲，舉起手上的槍，矇眼射殺死其中一個家人。行影至此，相信你我都不陌生：當初尤格藍西莫《單身動物園》也是透過演員群以抽離的情緒表徵在進行著攸關性命的配對遊戲。儘管規則太古怪、故事卻太迷人，於是讓受眾產生了觀影過程中儘管疏離出戲了、卻依然還是嘗試想要入戲的矛盾心情。直到電影進行到這種關鍵戲時刻，主角秀出荒謬行為的無限下限，觀眾才終於能夠醒過來，在錯愕甚或笑聲中開始思考導演編寫故事的初衷可能為何？究竟為何？

「殺你家人抵我家人」的規則乍聽之下太過老派，史帝夫一開始並不放在心上，直到後來專業知識與資源掏盡，束手無策的他竟也得認命遵循規則地去孩子學校訪問老師「哪個孩子比較優秀」（打算殺掉比較不優秀的）企圖評估與追求一份必然損失後能保留的最大利益，可笑嗎？但這不過是他人生一路以來之所以能成為菁英的職業病。或者想得更城府一點：玩過矇眼打西瓜遊戲的人其實也都心裡有底，眼睛就算看不見，轉了圈以後，目標處於的方向或位置可能還是能夠知道的，只是準頭會不見（所以需要多打幾次）；或者，史帝夫雖然矇眼但是根本還是可以看得見───一切只是為了他就是偏愛女兒、本就想讓兒子死卻又要假裝公平公正的偽裝行為。處於所謂「正常世界」裡的我們，不也充斥著偽善地說每個小孩都視為平等、但又做出掩不住偏心的愛的表現？「愛」，對史帝夫而言（或說對於普世人類而言），不過是自私自利的行有餘力之後的人際關係組成。

打從《單身動物園》我們就知道，若國家社會制度荒謬時，人就也會跟著用超乎邏輯的荒謬行為來應對。如果導演不是尤格藍西莫，我還真的不會往這方面去想。從《非普通教慾》到《非普通服務》到《單身動物園》，每一次都有個父權規則死壓著劇中多數角色，愛的表現也總是超越情緒勒索範疇直接巨躍到不聽話就該死的毫無餘地。

柯林法洛上一次在尤格藍西莫《單身動物園》那個單身是公害的世界裡，飾演一個為了能與真愛（瑞秋懷茲）在一起並一同回到所謂「正軌世界」的男子，在結局裡不惜戳瞎自己的眼睛作為情侶之間「共同點」的證明。可其實電影畫面並沒有給你看到柯林法洛是不是真的戳瞎了自己的眼睛？或者他可能只是像電影前段時，為了自保、為了解除自己單身危機而假裝自己？此後，那個角色只要說「自己看不見」，誰能知道他其實看不看得見？一如柯林法洛這次在尤格藍西莫的《聖鹿之死》裡，一樣用「看不見」作為絕佳掩護，在自保為前提的私心下，讓不得不為的「殺死一個家人」的行為從此獲得免責。

最後變成，另外兩個沒死的家人還可以因此慶幸死的不是自己，但就是不能質疑為何「犯錯者」不要自己以死謝罪就好？在尤格藍西莫的故事裡從來不會出現這個選項，因為掌權者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才是導演電影裡永恆的主題，只要能讓他們在最滑稽最謬妄的情境之下依然臉不紅氣不喘地幹盡荒唐之事，那麼哪裡還需要透過劇中誰的嘴巴去講出批判的話？其行事之離奇程度足已不證自明了父權才是讓世界變得扭曲的亂源。

有些喜劇並非喜劇，它的創作目的其實是要讓你哭；有些悲劇的終極目標是想讓你流淚時還能微笑。我們很難定義尤格藍西莫的電影類型，看似懸疑恐怖甚至愛耍冷感的作者風格，但他偏偏就是能透過大量依賴視覺元素成立的電影敘事中，讓你看見難以置信的荒謬。他在荒謬裡頭傾訴人性的真理。可一旦你不信他電影裡所講的事了，尤格藍西莫還要用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寓言或神話依據來逼你相信其來有自、用柯林法洛的「看不見」來取笑你的有眼無珠形同看不見（若你在這一段笑他，他早就先一步笑你跌入陷阱）。這位用極致的父權故事來反父權的電影導演，在《聖鹿之死》用舊瓶裝新酒，為全世界帶來希臘故事的新詮，奇妙地兼具著承襲與顛覆的對立意涵，恰恰毫不違何地與這日漸混沌的世界有所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