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塔曾說拍攝《夢迴里斯本》時，一部縈繞在他心頭的電影是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鄉村牧師日記》（Diary of a Country Priest，1951）。過往的電影大師，之於他創作的意義為何？或者對他來說，電影是什麼？

「我現在拍的電影，他們都很『封閉』，或者說『與世隔離』（removed）。這是我需要且想要的樣子。二十年前，我便想要拍電影，然而我並不喜歡當時電影產業的經濟模式，直到現在依然如此。電影產製的惡，將使我遠離拍片真正重要的事。」

科斯塔直言，不想剛開頭就把氣氛搞得沈重，「或許我們可以從『親密』開始講起，再加上一些『孤獨』。電影總是跟人的孤獨有關，拍電影的人，看電影的人，都是孤獨的。在戲院裡，不論觀眾是否自認跟其他人共享著某些感受，和電影產生關聯的是『你』。」

「每當我面對拍攝對象，我也時時刻刻感到害怕與孤獨。拍片不該是一個派對，過程可以是愉快的，但這件事關乎生與死。如果說拍電影需要勇氣，那種勇氣會是：搞懂自己在做的事。我無意去指控我的同業，但即便在鹿特丹影展，我們好像都沒搞懂自己在幹嘛。」

「親密」跟「孤獨」都是專注在某事，講白了非常簡單，就是「去看」這件事。科斯塔舉例，像布列松、約翰福特（John Ford）、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馮史卓漢（Erich von Stroheim）、王兵、高達（Jean-Luc Godard）的電影都是。「電影這門藝術的美麗之處在於讓你看見。」

科斯塔的新作《夢迴里斯本》，主角是薇塔莉娜，一名喪夫的女子，片中故事也是薇塔莉娜的親身經歷。科斯塔認為這是一部關於「失去」與「說再見」的電影。

「當你害怕時，你回頭看。在我的電影中，薇塔莉娜回到她的土地、陽光，回歸赤裸雙足。而我則回過頭去看卓别林（Charles Chaplin）的片子，像是某種救贖，給我力量，去把一顆鏡頭接上另一顆鏡頭。」

儘管科斯塔相當不喜歡當代好萊塢電影，但古典好萊塢是科斯塔的基礎，他年輕時，在古典好萊塢電影中發現許多美好的事物。「約翰福特拍過一部片叫做《西點軍魂》（The Long Gray Line），也許片子本身有點反動、擁抱右翼價值，但試著在深夜時配著一杯酒獨自觀賞這部片。我認為它是談論死亡、 失去，最美麗的一部作品。」

今日，數位技術讓影像生產變得容易，但不是隨便誰用固定鏡頭拍大自然，就可以自稱是前衛導演James Benning〔編註：以空景組織成的電影聞名，重要作品如《13 Lakes》（2004）、《RR》（2007）〕。科斯塔認為，數位拍片是一個解答，它給予人們更多時間。

「在我拍攝頭兩部片時〔編註：意指血（O Sangue，1989）與《瑪麗安娜的漫長等待》〕，還在摸索自己的拍片習慣。我是個很慢的人，必須花時間去理解，眼前所看的到底是什麼。許多人尚未了解眼前的事物就開始拍攝，這是很奇怪的。但電影似乎已經成為時間的敵人，時間就是金錢，就拍片而言是很糟糕的。」

「就像我常提及的尚雷諾瓦（Jean Renoir），他在訪談中曾說，去好萊塢拍的那幾部片都非常差勁，因為他完全沒有時間思考，沒時間與演員溝通，沒時間拍他想要的畫面。他離開好萊塢後拍的作品就不同了。那部片是《大河》（The River，1951），在印度拍的，非常美的電影。一部關於時間、關於生命的電影。結論是，當你沒有時間，你就捕捉不到生命。」

科斯塔注意到聽眾席間有不少年輕面孔，因此想給新導演們一個忠告：「拍電影千萬不要浪費錢，不要使用過多的預算，那是電影人的責任，也會是思考拍片的一個起點。」

談回自己的電影，科斯塔自認作品是社會學或人類學的，同時也是經濟與政治的。比起閉門苦寫劇本，他更偏好為拍片而進行研究的過程，「說來古板，我喜歡去遠方，並去認識那個陌生地方的所有一切，也許關於某個人，某件事，或某條河流。那些只關在學校教室創作的人，我希望他們不要拍電影，世界上已經夠多電影了。」

科斯塔憶起摯友Jean-Marie Straub跟Danièle Huillet這對夫婦，他們當年就是在鹿特丹影展期間初次結識的。他認為Straub是當代電影最好的導演之一。這對夫婦一直以極低成本拍片，追求真實，科斯塔將他們視為精神導師，還拍過一部跟他們有關的紀錄片《何處安放你藏起的微笑？》（Where Does Your Hidden Smile Lie?，2001）。但他近來的擔憂是，像Straub這樣重要的電影創作者即將要被世人遺忘，如果糟糕的現況持續下去。

他深深嘆了一口氣並說：「現況是，有太多瑣碎事務、閒雜人等圍繞在可憐的創作者身邊。拍片需要錢，而只要扯到錢，什麼事都糟透了。我只能用一個字來形容電影圈的這一切：『令人可憎的』（obnoxious）。」

科斯塔也對現今電影界的提案文化（pitching）以及國際賣片人員（sales agent）很不以為然，並認為這是當代電影品質下滑的原因。

「電影創作應該是發自內心的。然而今日，你再也無法獨立拍片，你必須到處奔走，尋求金主。拜託，不要向任何人提案你的電影。電影該是一個秘密，你不是要去揭露什麼，反而是要隱藏些什麼。唯有把電影留給自己，你才可能給予他人。電影就像一個美好的禮物。當你打算送禮物給爸媽或情人，你去一間、兩間店仔細挑選，然後悉心包裝好，再送出去。送禮物時你不會提案。」

「1989年我第一次來參加影展時，簡直是另一個世界，當時從沒想過大環境會變這樣差。當然，資本主義始終是個大問題，但我很驚訝現在許多導演輕易地隨波逐流。先讓我們花十秒鐘思考『國際賣片人員』這個名詞。電影是被買賣的，多可怕。我要再說一次『令人可憎的』（obnoxious）。我想不通為何需要打造導演的職業生涯。兜售電影已經有點怪了，但兜售導演，這完全沒道理。作為電影人，我們都被資本主義給踩在腳底。」

科斯塔並不認為自己的電影有多麼高大上，只是現在眾人把標準放得太低。

「比如在王兵的電影中，你不會看到美麗的畫面，但他的作品卻是非常美的。因為所有事都包含其中，光影、聲音、文字，以及淚水。如我先前說的，那是一個禮物。」

「然而王兵也是個孤獨的創作者，拍攝團隊就幾個人。他有『中國』這個巨大主題，他小心翼翼地處理。每一部他的電影，都在跟你說：『看，事情並不好』。所有從布列松、約翰福特、溝口健二到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大師，他們的作品都在告訴我們：世上有些事情不對勁。」

「說到這，我突然想到Jacques Tourneur的《Wichita》（1955），一部牛仔電影。在一個平凡無奇的劇情中，某個瞬間，你將目睹一名男孩被殺害，以你從未見過的方式。你會感到受傷，接著去思考，那感覺會跟隨你一輩子。」

「這是一個殘酷的社會，我們正在彼此傷害。今日，電影圈也跟過往不是同一個了。即使在鹿特丹影展，我也深深懷疑，我們真的在捍衛相同的價值嗎？你我真的在同一艘船上嗎？時間不早了，我需要來杯威士忌。」

在提問交流時間，或許是好奇反當代好萊塢立場鮮明的科斯塔，怎麼看待堪稱當代好萊塢裡的異類導演，一名觀眾問他是否看過美國導演詹姆士葛雷（James Gray）的電影。

「我當然看過他的電影，我跟女朋友在床上看了《失落之城》（Lost City of Z，2016），滿不錯的片子。他的電影比多數好萊塢導演好。《浮世傷痕》（The Immigrant，2013）中一些鏡頭我至今仍然記得。也許我該找時間看他的新片《星際救援》（Ad Astra，2019）。這樣說吧，他是個美國好先生，不壞。」

「但我曾跟他有過爭論。他在某個電影節的映後座談講了我無法苟同的話。他說：『我用35釐米膠卷拍電影，因為電影就該是35釐米。人們選擇用數位拍片，那太容易了。』我聽到非常憤怒。他以為用數位拍片很簡單，或者他以為拍東西很容易，完全是無稽之談。」

「我幾乎是賠了命地在拍電影。就像一位作家曾言：『寫作時，我們該把皮膚留在桌上。』拍電影也是同一回事，你要把心血都放進去。一切都不簡單，用數位拍可能比用膠捲更困難，因為條件是那麼的貧窮，要達到相同的效果必須花更多心力。對我而言，拍東西，不論膠卷或數位，都是一樣的。」

針對拍電影的花費與開銷，一名新導演想知道科斯塔是否有更明確的建議。

「當然你得把預算考慮進去。如果你是要拍紀錄片，或許一個人就可以。就我而言，幾乎是自己獨自拍攝。二十年前，我沒什麼錢，買了台小型相機、麥克風，不是非常昂貴的設備，然後就是怎麼面對日常生活。」

「我其實很幸運。我找到了一個地方，也找到了一群人（編註：意指導演長期拍攝的葡萄牙方泰尼亞地區）。我不需要去尋覓故事、靈感。我有一個地方。說來奇怪，那個地方曾經存在，但現在已經消逝。那是一群屋舍、一個社群，後來那個地方被拆除，人們被拆散。對住在那裡的人而言，實體的房子被拆了，卻仍然以其他形式持續存在著。」

「我會說那是一棟屋子，像個電影的隱喻。如同我們居住的房子，你擁有它，你生活其中，你有著夢想，也會有夢魘。有時你想逃離，有時想回去。有一天，房子被拿走，鄰居被拿走，街道被拿走，犬隻被拿走，所有房屋周遭的東西，都被拿走。然而那是你一磚一瓦親手打造的屋子。」

「我當時有一個工作室，所有演員會在裡面，化妝什麼的。我會一邊紀錄，並試著從他們告訴我的事情去創造故事。當他們的家被沒收，我也失去了工作室，但我把演員留了下來。漸漸地，他們變得更複雜、更失落。我察覺到他們思考的方式改變著，他們在想下一步該怎麼辦。該回家鄉嗎？還是乾脆自殺？這是真實發生的情況。」

「那時候我拍一部片叫作《青春向前行》（Colossal Youth，2006），費時兩年。人們出生，人們死去。我整個人沈浸在另一個狀態裏。記得當時有很多人自殺，人們完完全全地迷失。他們失了根、失去土地。而我拍攝他們，拍攝他們的問題，日常生活的各種問題。」

「我想說的是，永遠記住要好好照顧你的故事，不要輕易讓故事壞掉、變得愚蠢。比方說劉別謙（Ernst Lubitsch），我相信他拍片時，總會花時間去想出更好的點子。電影人不該在第一個念頭就覺得可以了。這也是我嘗試在做的。我也許比以前更悲傷、更悲觀了，因為我的演員變得複雜，而我也變得跟他們一樣。總而言之，每個問題都是新的，每個新問題都值得被拍攝。」

「我還在等待一個夠有趣的新問題出現，在聲音、影像上要夠有意思。那是『電影』能帶給我的體驗。但我也不反對人們用手機看電影。我常常搭火車，也喜歡在搭火車時看電影。布列松用iPhone手機看也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