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監製與陳玉勳導演繼2013年暑假強片《總舖師》再次合作，不但在喜劇的形式與內容面更上層樓，更強勢問鼎春節賀歲檔期。可否請兩位談談如何思考《健忘村》的電影定位與檔期選擇？ 李烈（下稱烈）：第一個考量當然是製作成本，賀歲檔的票房回收還是會比暑假檔來的高。而我也覺得片子的型態比較適合賀歲，是一種直覺的判斷。
葉如芬（下稱葉）：賀歲檔有過年闔家觀賞的特點，雖然假期只有一週，但是賀歲過年全家聚集的機會多，在家吃飯圍爐之外，就是去電影院看電影，觀影人次比暑假檔更為密集，對於票房是有幫助的。除此之外，檔期的安排也是配合電影製作流程的時程，我們在2015年八月多拿到劇本，九月進入籌備，年底開始置地搭景，到2016年初開拍，如果等到2017年的暑假再上映，一個這麼大的片子，在時間上拉太長了。
烈：時間軸拉的太長，對於投資人而言資金回收太慢。我們算了一下時間，賀歲檔的時間絕對來得及完成影片，所以我們就敲定春節上映。 2015年12月，兩位曾出席一場對談，談的正是台灣如何面對兩岸合拍新局勢，從《健忘村》回過頭來看，兩位這次的製作正是當時理念的實踐。 葉：沒錯，那時候就在籌備《健忘村》了。我之前做很多兩岸合拍片，還有很多大陸的合參片，烈姐也和大陸片商有很多接觸，加上當時就在籌備《健忘村》，剛好就跟電影界的大家分享合拍概念。其實我們從未改變想法，我們當時那樣講，就表示我們會那樣執行。
講座當時兩位在中國的籌資已經談定了？
烈：談的差不多了。這麼大的片子，我們不可能在資金還沒確定的方向就開始動。而且我們還要搭一個村子，前期準備就需要大量經費，如果當時我們當時資金還沒找齊，我們根本不敢動，風險太大了。
中國大陸的投資起於「萬達影業」的忻寧寧對《健忘村》劇本的大力支持，促成萬達的投資，後來陸續還有內地的「光環影業」、「影行天下文化傳播」加入，如何找到後續的中資投資方？
烈：其它投資方都是自己找來耶。包括「光線影業」也曾經表達投資意願，只是當時我們的資金已經滿了，我們只能跟他們說抱歉。
葉：我們到拍攝期、後期，還拒絕了好幾家，因為我們不想把資金結構弄的太複雜。
烈：三億台幣確實是很大的資金，即便對製作費動輒一、兩億人民幣的大陸市場，六千萬人民幣仍是一個中大型投資。但電影資金好不好找，你的故事、主創團隊的組成很重要，都影響到你能不能讓人信任。我沒有兩岸合拍的經驗，但如芬在大陸做了很多戲，人家提到葉如芬，大家都會信任你。（葉：烈姐當然也是正字標記。）這些元素一相加，你的印象分數自然就高，投資意願也跟著提高，尤其大陸市場一年需要這麼大片量，一個好的、有潛力的作品，大家都會搶著投資。 但2015年大陸電影產業「IP熱」炒的火紅，完全原創的《健忘村》如何說服對岸投資者？ 葉：不用刻意說服。IP（編按：即如小說、電玩等可供改編的智慧財產）是一回事，沒有IP的題材仍可以創造自己的IP，我們可以創造個人魅力與個人創意。電影本來就是多元的，不可能每一部電影都是原著小說改編，我們自創好的故事，還是有人投資。IP熱只是個迷思，到了現在2017，你再問，未必。大家還是看劇本、主創、演員，覺得可以做，大家還是能夠往前走。
除了中國合拍的籌資，這次台灣的出資方，除了李烈代表的「影一製作所」與葉如芬代表的「華文創」之外，也有多家投資方加入。兩位剛才提到到你們會挑選投資方，可否談談這次台灣投資方的選擇？
葉：資金不盡是主要考量，更重要的是投資方的資源可以如何幫到這部影片。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和協性」。有些投資公司可能意見很多，什麼都要管，但像這樣的大片對我們兩個已經很勞心勞力了，不希望再花這麼多時間向投資方解釋小細節。也很感謝這次的合作單位都也很願意互相支助，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健忘村》是合拍片，中間有很多公文往來，要在將近十家公司之間蓋章，行政作業上需要高度配合。所以「資源」與「和協」，是我們這次挑選投資方最看重的。
你們提過不希望投資方干預電影的內容，可否也談談這點對電影的影響？葉：我們兩個監製在彼此理解的情況下，為了幫助勳導，意見都會相左。除此之外，也有華納公司的石總（石偉明）給我們建議，這些意見就夠多了。對電影創作、製作，投資方需要尊重，否則作業會變的很難，產生許多紛爭，我們就得花很多精力處理跟電影製作無關的人和事，那是不對的。 葉：我們多半會一起討論，但如果有些事情我比較喜歡做，就會多做一點，烈姐也是。我們也會彼此互通有無，烈姐有她的人脈、資源，相關的工作就由她負責接洽，演員、造型也是她的強項，我不會的也會請教她，有些製作的工作細節是我比較懂的，我就會處理，再跟她說我們已經做到哪裡。多年以來，台灣合作監製電影最多的應該就是我們兩人，你進我退、我退你進的默契很好，優點缺點也會互補。
烈：這互補的效果已不只是一加一等於二，大家又熟，又有工作默契，都知道彼此的眉角。
葉：例如我在片場生氣了，烈姐就會把我拉走讓我冷靜一下，平常個性和藹的烈姐生氣了，我也會把工作人員拉走，跟她們說「糟糕，大姊生氣了，你們死定了！」連我都怕採到她的線。（烈姐大笑。）
拍電影是無止境的學習，每部片的型態都不同，不可能都用同樣的方式去做，一定需要別人的協助。孤軍奮戰真的太累，有時候一個問題無法解決，又是自己的片，單打獨鬥找不到人哭訴，一口氣真的容易憋在心裡。多一點人合作真的很重要，尤其像《健忘村》這樣的大片，一定是需要多個監製合作。
這次勳導主導故事發想、編劇，兩位負責籌資與資金控管、籌組主創團隊，並在片場監督進度，《健忘村》的製作模式似乎也在製片制與導演制之間找到比較好的平衡。 烈：在我們的想法中，製片制一定會對電影比較好，但這是否成立，也會受製片的工作經驗影響。在台灣，有時遇到有名的大導演，在現場還是很容易變成導演制。但有些時候導演拍戲會變的很固執，什麼都不管，就是要照他的意思來做，有時候會造成劇組很大的負擔，成本也相對增加。我和如芬、勳導三個人有一定的合作默契，在工作現場都會彼此討論、溝通，就會讓事情可以順利進行。 烈姐提到主創團隊人選會影響投資方的合作意願。也想請兩位談談主創團隊中的攝影指導姚宏易。從《青田街一號》到《健忘村》，可見他不斷在商業電影的風格與工作節奏適應、成長。除了他傑出的攝影功力，他過去在各個電影競賽的獎項肯定，也是兩位在合作、籌資時的考量嗎？ 葉：不盡然。我覺得搭配勳導的團隊人選非常重要，他拍片有時候很即興，那個人一定要能跟他對話。不管小姚（姚宏易）在《青田街一號》的表現是否夠商業化，我覺得他的影像很好，加上他也拍過《聶隱娘》，自己又是導演，對於拍片有自己的概念，也不會是一個只會聽話、或是很多意見的攝影師，大家可以在同一個層次上對話，讓導演安心，他和導演年紀也相近，對話上一定能彼此包容，這些都是重要的考量。
烈：在《健忘村》的主創團隊裡，是否有參與大片的經驗與調度能力，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一直以來，台灣劇組拍的仍是小規模的片子，這方面經驗難免不足。我們也希望增加大片的數量，培養工作人員的經驗與know-how。加上撇開在大陸拍攝的《聶隱娘》不算，我們有多少年沒拍古裝片？主創和其它的技術部門根本沒人知道怎麼拍。
也因為這樣，我們也集結香港、韓國技術團隊，補足古裝片技術上的不足。但他們的經驗如何留在台灣？
烈：還包括大陸的梳化服組，台灣沒有拍古裝片經驗的人，古裝梳頭、化妝、衣服的工作方式，各都是一門很深的學問。要把這些Know-how留在台灣，不可能只靠一部電影。大陸也是走了這麼長時間才累積到今天，台灣只能慢慢來。但至少，我們這次看到這些技術這樣做的，還是嘆為觀止，學了很多東西。技術本身我們可能學不到，但至少其它組的人看到了他們怎麼操作，對工作方法就有了基本概念，再碰到古裝片，就不會不知所措。但這東西還是要有足夠的片量，大家的經驗才能真的得到累積，問題是台灣現在根本不拍古裝片了。台灣上一部古裝片是《花漾》但當時的問題是導演、主創團隊沒有相關經驗，也沒有好好地相信技術團隊的專業。
葉：找了專業的人要信任他，如果不信任專業，還是選擇用自己的、獨立製片的方式來做一部成本超過一億的片子，那是絕對不可以這樣的。
烈：一定要相信專業，在這一行裡，不要以為你現在看到、過去知道的作法就是全部。這一行永遠都有新東西，我們永遠都在學。而碰到新的東西，就是要相信專業。
「影一製作所」目前也興櫃上市一陣子了，公司的型態轉變是否也會影響到製作案挑選的判斷？ 烈：影響是一定有的。公司上市以前，有些案子看起來不一定賺錢，但如果你喜歡，還是可以做。上市之後，市場的變數就一定是考量，這是目前為止我會覺得滿痛苦的地方。但它就是個代價，你必須跟市場妥協。妥協到什麼程度，我也還在拿捏。
投資、開案的評估會受公司型態改變影響，但一部每部片子預算規模該是多少就是多少，這是我的堅持。如果一個該用五千萬拍的戲因為公司上市了，而必須被壓到三千萬來拍，第一個傷害的是戲本身，當一部電影的製作品質和水準被傷害，它對票房也不會有幫助。 如芬姐目前代表的「華文創」相對沒有來自上市櫃的考量，評估每個拍攝案的時候彈性是否因而增加呢？ 葉：我在加入華文創之前，參與過「華聯國際」的製作部，華聯的型態和影一相似，但走得太急促，所以我後來選擇加入華文創。華文創至今才成立三年多，但他有來自文化部、中國信託、以及其它企業的充裕資金，沒有上市櫃的壓力，可以給我在投資國片、華語電影時多一些主導空間。在評估案子時，只要我覺得案子不錯可行，就會找製作、行銷部門的同事討論，如果我們意見一致，就會投資，大家意見不同，我也會退一步參考大家的看法。華文創雖不是上市櫃的公司，但我還是需要對股東、老闆負責，只是省掉了烈姐那部份的痛苦。但是興櫃上市要對法人負責，它的優勢是未來金錢和資源的整合會越來越大，投資的電影會越來越多元。
更早的時候，在我自己的公司威象，也是遇到自己沒做過、有趣的案子，就會不管票房市場，義無反顧地投入，相對也虧了很多錢。在《總舖師》之前，「破億」兩字從來不在我身上。但加入華聯讓我學到要顧到市場，不能只顧自己的喜好，還要在評估時顧到宣傳跟發行的發揮空間，加上當時《總舖師》的成功給我的信心，才有了《我的少女時代》，這是我進入華聯之後才有的轉變。
加入華文創一年多，也還是有電影賣錢的壓力，要向股東交代。但我仍然是一個會義無反顧的拍一部藝術片的製片，只是對於其它的電影，我開始會重視它的市場潛力，包括今年接下來的合拍片，也是這樣的概念，你說台灣市場小，我們就試著用大陸的市場來回收，讓公司收支平衡。做為電影的領頭者，我的熱情還是有，只是顧及的層面多了，還是會自我警惕。
兩位已是業界非常倚重的製片，但電影圈在兩位這樣的輩份以下，似乎還沒看到有足夠能力或經驗擔當監製的人才，兩位如何看待相關的人才培育？ 葉：有潛力的年輕製片還是有，只是你要給他時間。在這項工作環節，或許因為我們年紀跟其它人不同，比較願意做更多努力，現在年輕人生活講求小確幸，好像比較難為製片的工作全心奉獻，但我過去就是在生活上付出了許多代價，才進入到這樣的位置。以前台灣一年只能拍十部片，我只要參加到其中一部，我十二個月就都會奉獻在那一部片，每天瞎忙、努力，你去哪裡我都要跟，想知道你在做什麼。但現在不少人拍完就走了，每部電影真的只是一份工作，是不一樣的概念。
製片還需要「承擔力」，也可能是現在年輕人比較欠缺的，你敢負擔預算控管的成敗，能夠承擔責任、賠償，你就可以往上做。還有要敢賭。沒有這些就沒有辦法。
烈：「製片」跟「執行製片」需要具備的概念完全不同，製片對各個環節要更全盤瞭解，因此，培養一個製片需要的時間真的很長。一個監製跟製片連最基礎的技術也要長時間累積經驗，因為監製就是不斷地判斷、決策，評斷的準確度要靠經驗累積。或許因為台灣拍片量不夠，也或許現在年輕一輩比較不願從基礎做起，因而導致經驗累積不足，甚至斷層，但我們還是看到一些不錯、有潛力的年輕製片，也一直在栽培他們。
葉：在台灣，大家還是搶著當導演。
烈：因為導演的光環永遠最大。其實製片最沒有光環，我跟如芬是拍了幾部片大賣，才有光環在身上。真說起來，製片跟監製是整個劇組裡面最不被看到，又常挨罵的人——劇組裡哪一組人不開心，就是找製片組吵架。很多人不願意當製片，是有原因的，其實製片非常辛苦，最早到，最晚走。（葉：待遇也不高，別人休假，你還要整理昨天的東西，準備明天的東西。）我也很清楚一個好的監製對電影非常重要，但他的培養又真的很慢，我們也很著急。
 最後還想請教二位：我們在2016年看到了更多更到位、更精緻的國產商業片，其中包括如芬姐監製的《一路順風》，但從票房看來，這些作品卻仍難獲得觀眾信心，兩位如何看待？我們如何找回觀眾對國片的信心？ 葉：台灣全面開放外片進口，每年有五、六百部外片，國片產量一年算五十部好了，在這樣的局勢之下，不管多用力宣傳，怎麼跟那麼多外片競爭？我們或許不需要很到位的國片保護政策，但如果政府都沒有相關措施，我們怎麼拚？所以重點不是一直檢討國片拍的多不好，其實沒有，是因為我們沒有保護政策，韓國、日本都有相關措施，大家當然會去多看一些自己的片子。
烈：世界各個注重電影的國家都有他們的保護政策，只有我們沒有。我們打不過好萊塢的，他們有最大的資金、最大的明星。再說，全台有多少人每週至少去電影院看一部電影？而去年每週平均上映八部新片，選擇這麼多，消費者一定選聲勢最大的。而當他挑了一部外片，國片就被排到不知道第幾順位了。但這個問題無解，只有政府可以從政策面嘗試改變，外片的門戶打開了就很難再關上，政府能如何用其它政策、策略，幫台灣電影再多做些什麼？
看電影其實是一種習慣，我要看或不看某種電影，也是種習慣。絕大數的觀眾選擇看好萊塢電影是一種習慣，他在很後面的順位才去選台灣電影，也是習慣。例如《一路順風》，好看得不得了，但是在這樣的觀影習慣之下，他也只能得到這樣的成績。如何讓觀眾建立選擇國片的習慣，只能靠政府的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