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583 2016-11-26 | 影人 |
一封獻給母親的電影情書,一部挑戰社會結構的影像見證
專訪《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
文 / 波昂刺刺
黃惠偵導演的首部紀錄長片《日常對話》以黑馬之姿,在本屆金馬影展曾打敗了經典國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世界》盤據觀眾票選獎榜首長達十日。今年初,《日常對話》的短版《我和我的T媽媽》在金穗獎影展首映,隨即造成轟動迴響,本片鏡頭對準導演的母親,她是一位來自中部農村的女同志、一位在「女大當嫁」、「供桌無姑婆」傳統觀念下迫嫁人的單親媽媽、一位為逃出家暴威脅為求生存而穿上道袍的牽亡女法師。

在短版中,導演在旁白的對話口吻,帶我們看見了傳統社會結構深鑿在母親上的傷痕,使得她對女兒闔上內心不願交流。這部電影是一封子女寄給母親的告白信,導演告訴母親多麼深愛著她,期盼母親與自己重修舊好彌補逝去的情感。《日常對話》不單增加了影片內容,更打破短版以牽亡魂儀式做為分段方式的敘事主軸,重新聚焦於母女之間的對話,緩緩地完整帶出導演黃惠偵與母親兩人面對過往誤解、脆弱以及共同的傷痕,展開的多段交心也揪心的談話,有著最觸心的情緒渲染,讓看過電影的每位觀眾回想起自己的家庭對話。

有多久沒和家人敞開心說話了呢?這部電影勾起了這份悸動。它不只是紀錄片,它是導演的生命體現,它是導演正在進行的人生。它更是一道提醒,提醒你我對於家人的真摯情感。以下是《放映週報》與導演黃惠偵的訪談紀要:


可否談談製作長短兩個版本,及兩個片名的原因?

黃惠偵(以下簡稱黃):我最先是去「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那時候片名是「我的T媽媽」。我的製片知道在紀錄片產業中,最多的資金都是來自於電視,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決定做電視、電影兩個版本,照理講兩版可以找到來自不同的資金。後來影片產生的順序不如預期(原本預期先完成長片,再剪出短版,省去部分後製支出)。NHK有一個希望完成的時間,再加上當時剪接師李念修手上還有其他工作,便先完成了短版《我和我的T媽媽》。

兩個片名起先都是寫企劃案用的,我自己本身沒有很喜歡短版的片名。雖然有的朋友覺得很直白,但我認為沒有想像空間,甚至把影片內容狹隘化了,只放在T媽媽這件事情上。可是我們在完成影片前,就已經用這個片名開了一個粉絲專頁,為了避免關注本片的人的混淆,對宣傳也比較好,製片最後說服我在短版先將就沿用。直至長版,一來我本來就不太喜歡片名,希望換成真正喜歡且適合這部片的名字。二來是就現實考量也一定要換,因為短版在NHK播過,也廣泛在影展放映,這對真正報名影展會造成不利,別人可能會說你這部片已經放映了。因此改為《日常對話》。

這部電影入圍了金馬獎最佳剪輯。《我和我的T媽媽》的剪輯是李念修,《日常對話》則是林婉玉。可否談談合作人選的選擇?

黃:首先,找念修是因為知道她在《河北台北》拍自己父親,這點對自己來說是加分。第二,我在紀錄片工會工作很早就認識她,了解她工作方法是很專業的,人也很值得信任。第三,起先我找團隊時,曾經希望成員都是女生,較符合此次女性題材。

和婉玉的合作則是預期之外。原本長、短版都是給念修剪,但她因為工作檔期無法配合,只能做完短版。當時快問遍了所有台灣的剪輯師,大家都幾乎說「我好有興趣做,但我實在沒有時間。」直到公視的王派彰建議,要不要改問紀錄片導演,可能反而比較有機會,我們才改變方向,與林婉玉聯繫。也很巧,當時台《台北抽搐》還在放映。我很喜歡,認為敘事很有趣,跳脫很直觀的紀錄片樣貌。恰巧我想要擺脫常見台灣紀錄片框架,就認為她很符合。我有先給她看過短版,讓她知道短版如何敘事,可以更快速知道要講的故事是什麼。

做短版時,NHK有給時間上的限制。在形式上短版有一些考量:時間長度、敘事方法跟節奏上面都必須考量電視觀眾。所以必須在一開始就吸引住觀眾,以免轉台;長版則有足夠空間、時間去多講一點我自己的感受、或原本希望的節奏。那時候婉玉看了短版後,知道我要不一樣的東西,剪輯就一切重新來過。僅保留短版中剪得不錯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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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對話》打破短版順序以及刪除原本依照牽亡儀式的三章節。這是妳和製片的決定,還是林婉玉的決定呢?

黃:我覺得它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一旦決定長版風格跟節奏後,我覺得其實就沒有一定要透過牽亡來放在片子裡。每個人考量可能不太一樣:製片就提醒會不會要多解釋牽亡到底是什麼,畢竟要給國外觀眾看;我自己覺得還好,畢竟要主題不是牽亡,觀眾看到自然會理解這是亞洲國家的一部分文化。所以自己不擔心。到了長版,一開始剪輯就沒有把牽亡放在考慮選項,是因為我們預期的是不一樣的東西。我在剪之前,就想說它講的東西會更少,更把核心、聚焦在某件事上。自己希望呈現結果更簡單。牽亡就只是故事裡面人物的一部分。

可否談談攝影機與被攝者的距離。片中早期的拍攝素材,都是由你自己一人拍攝嗎?因為只有你一人才能捕捉到如此私密的視角,假如是拍攝團隊似乎很難做到。

黃:‭ ‬我在正式拍攝時有和幾位攝影師合作,其中一位是林鼎傑,他是台南人,也參與社區運動,對於跟人的互動很有方法,所以比較能夠拉近距離,而且我從很久以前就開始拍我媽,她已經習慣攝影機的存在,所以拍攝她的日常生活時,我媽也不太理會鏡頭。

而《日常對話》銀幕上看到4:3畫面比例的素材,一部份是我拍的,一部份則是顏蘭權導演拍的。顏蘭權導演是我在社大的講師。1998年我在跳牽亡陣的時候遇到拍片的楊力州,明白原來有一台這麼大的攝影機能拍攝影片在電視上面播出,接著我就去社區大學學紀錄片。我運氣很好,在那邊遇到一群社運人,假如我去其他地方可能只學到技術,但我在那裡學到找一種能力去解決對生命的疑惑。若不是這群社運的人,我不見得有能力理解我家經歷什麼、我生命經歷這些痛苦是為了什麼。

課堂上顏蘭權導演要我們拍片,我就想拍我們家的故事。顏蘭權看到我寫的,覺得我們家好有趣,想來拍我和我們家的故事,她就真來拍了一段時間。她當時還為此跟一間公司簽了約,紀錄片主軸講的是我媽跟女朋友的愛情故事,結果,拍了一兩個月,我媽分手了(笑)。她原本設定的方向無法繼續,她決定跟公司解約,但她留下了二十五卷DV帶,我要拍《日常對話》的時候,她就無償全部提供給我。

而你在片頭一開始看到的畫面,就是我在98、99年為了上課拍的畫面,沒想到20年後可以這樣使用。而且當我開始拍片後才發現,攝影機都會反應你的想法跟感受,例如我找攝影師來拍,你會發現攝影師都會和我媽保持一段距離,那個距離對我來講是好的,但只要我自己拍,我的鏡頭都靠的超近的。在行動上、現實生活上我不敢靠近我媽,但是我一拿起攝影機,就會想盡辦法靠近,拍的都是她白頭髮的特寫、魚尾紋的特寫,都是一些平常生活中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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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說服媽媽拍攝這部片?

黃:她被我拍很久,早就習慣了。我媽很少看電影,更不用說紀錄片,對這完全沒有興趣,她可能不太知道影像力量有多大。到了2014年,我請專業攝影師來拍時,我就有比較正式跟她溝通,「我們現在繼續拍,但是會有其他人一起加入。」我也很正式地告訴她:我想拍這部片,是為了讓其他人看到我們家經歷,可能會幫助到他們。我不太有把握她對於我說的能吸收多少,總之我就是有講。我母親其實是一個情緒化的人,她心情好就是給你拍,心情不好時,也可能講幾句話就走掉了。她偶而也會說,「不要拍啦這沒什麼好拍」,但我會安慰她說「我已經付攝影師工資了,你不給他拍,我錢就白花了。」簡單說,就是動以理動之以情兼偶爾耍賴。

餐桌上的告白是全片最令人動容的橋段,可以描述那一場景是在怎麼情形下拍攝的嗎?

黃:她那天早上起來到客廳發現架了三台攝影機還打燈,心理也有個底,知道我可能要跟她說很嚴肅的事情,畢竟前面幾次我已經該問的都問的差不多。片中那一場有顆鏡頭我媽就說,「我也知道你很討厭我。」那時候其實我們都還沒有進行什麼對話,她就先下手為強,「妳要做這件事,怎麼也不先問人家願不願意。」我就覺得很好笑,明明前幾天就溝通過、也訪過好幾次,怎麼到今天才這樣說。我覺得她在先做防禦。

不過,我一開始就已經做好最壞打算:大不了就是我媽走掉,不想要繼續、也不想要聽我講話,最壞情況就這樣,好像也沒有跟以前差很多。但我真的很慶幸自己用影像留下記錄。一來假如沒有攝影機,這場對話大概一輩子都不會發生。二來我在剪輯台上重新看我們兩人的對話,我發現自己在當場的理解,跟在剪輯台上是不一樣的。像她當時說,「你講這些事情只是讓我更生氣」,我當下覺得自己變成小孩被她責怪。到了剪輯台上,多了一段距離,才發現她講這句話時,其實是對我父親更生氣。我的剪輯指導雷姊(雷震卿)說,妳看這三個多小時,她雖然很多時間沒有在講話,其實已經在回應我對她所有疑問,如果你的疑問是「愛」的話。如果沒有愛,她為什麼要陪你我在這邊耗?她其實隨時都可以離開,但她沒有走。我認為,無論有沒有用進影片,這真是我生命裡很重要的一場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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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版本最令我印象深刻莫過於導演的旁白,它不只擔任了旁白的敘事角色,更像在與母親對話。讓觀眾很容易投射進妳的「子女角色」或是母親的「家長角色」。怎麼會有這樣的設計呢?

黃:其實不得不這樣做。假如你去看我媽媽訪談的完整素材,會發現她沒有辦法把一些事完整表達清楚。再來是既然我要講這故事,我是故事裡的一部分,我就一定得要講話。剪短版時,念修不喜歡第一人稱講話方式,我製片有一段時間也不喜歡,她擔心我是默默無名的小人物,誰會要聽我講我家的事。

但我不得不這樣做,這部影片是我私心要給媽媽的影像書信,因為儘管我母親參與了這麼久的拍攝,還有那三小時的對話,她似乎還是不理解我在做什麼、我告訴她說的事情的完整樣貌是什麼。因此我一定得要透過旁白,去和母親講清楚,也讓觀眾看見完整的敘事。兩個版本的旁白有點不太一樣,短版中比較偏向對話,長版旁白是完全重新錄製的,語法聽起來可能還是很像我在跟我媽講話,但就不會特意加上「媽,……」這樣的說話方式。

是刻意挑選台語的嗎?台灣人聽到台語,莫名地就很有親切感,感覺更打破隔閡,這是你的預期嗎?

黃:台語是我媽媽的語言,你不會跟她講國語。而且最先我還真的試過國語,但就是不對勁。另外一點,語言的選擇也呈現出我對我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階級」的身份認同。我不是指「台灣人」這樣的國籍認同,而是覺得語言它也是有階級的。從小我身邊的人都在講台語啊,雖然我在外面工作很少講,但那個台語才是真正的我。所以必須用台語來說,這樣我媽也才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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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無疑是一部「私密」、「個人」的電影。請問導演一開始就決定無論如何都要把這個故事公開在銀幕上嗎?您從發想、拍攝、到放映的各個階段中,如何調適面對這些工作呢?

黃:我記得二十出頭剛進社運圈時,有一次辦NGO(非政府組織)論壇工作坊。有一個女生談到被性侵的經驗,邊哭邊發言,她過去很痛苦,好長一段時間都會責怪自己,從來沒有人跟她說錯的人不是她。我那時是工作人員,聽了好震撼。我才知道,原來錯的人不是我。在那之後,我在電影找到力量,有些人願意把它的經歷講出來,讓我理解生命中發生的事。

我身邊的朋友不只一個曾告誡我,「這部片子很好,但你真的考慮將它變成公開的文本,被人觀看討論嗎?」我感謝他們保護我提出這個建議。但是,我決定這部電影一定要被看到。我年輕時之所以那麼痛苦,就是這社會告訴我這些事情不能講:「這是家醜、同志媽媽有什麼好講的?你就應該假裝沒這事情。沒有好的學歷、好工作,這有什麼好講,不是應該隱藏嘛?」我要改變它,就不能只是放在自己家裡。

運動圈有一句話叫作「用隱私換議題」。我家不是獨立於整個社會結構的,它在結構裡的一部分,它反應出這社會到底發生什麼事。我想要挑戰它,讓體制有可能被改變,那電影一定得成為文本被看到、可以討論。即便是爭論都好。總比不去碰觸、不去談來得好。

事實證明,如果我當初沒有把片子完成,我跟我媽關係不會真的改變。我相信多數人看到這部片,對於我媽這個人是正面、會支持,她會得到一些擁抱。所以我一直等到金穗獎正式放映時,才帶母親去看。我媽看到完整影片才知道我要說什麼。這大概是她人生第一次抽離、有距離的去觀看我們兩人的關係。她在戲院看自己,用第三者的角度,看到真正的我們在電影裡互動。她跟全部觀眾一起笑,不過她沒哭,我發現她忍著,她也沒跟我說這部片拍的如何,但她回家就一直煮東西給我吃。她用行動告訴我,她有接受到我要告訴她的那些事情。那個點才算是我做這件事真正完成的終點。

《日常對話》的出發點是母女關係,是一個普世情感與經驗,但能否仍請您談談,您是如何想像自己的「家庭」故事能夠感動他人,在其它的家庭紀錄片比較中,又如何取得「不同」?

黃: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問題,跟最親近的人最難溝通。我的製片覺得,這才是普世經驗,因為我講同志議題,不是每個人都有同志媽媽啊,可是面對感情的困惑、糾結,才是所有人都會經歷到的。

我們很多時候看電影都是看自己不是嗎?我講的事情都是大家會經歷到的,每個人都有家人,每個人都跟家人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很多年輕人在《日常對話》看見自己與家人關係,那就是我最想講的,也是這部片存在的意義。我們總覺得自己有足夠時間去處理重要的事情,但我們優先處理的卻都是現實:賺錢、讀書,最重要的東西反而被擱著、被遺忘、被刻意忽略。而我用這部電影提醒大家,最重要的事情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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