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西在八〇年代學運風起雲湧之際進入土魯斯大學當時新成立的電影系就讀，系上有許多老師來自巴黎第八大學歷史、社會科學相關的學術背景，也是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改革者，也因為他們的抱負，這些老師希望在學校裡建立紀錄片的專門培訓系統，希望藉由這樣的教育設計方式，改變影像創作，參與社會改革。除此之外電影系，和台灣的電影系學生一樣，攝影、音效、燈光、剪接樣樣都要學。學校的訓練方式也很特別，「學校規定我們拍片的時候不能使用攝影機運動，也不能使用配樂，更必須一鏡到底的拍，這樣的拍攝方式，讓我們必須在拍攝前就仔細思考怎麼拍，也使得我們不得不仔細思考怎麼剪，更讓人體會到剪接就像是電影的寫作，當時大家拍的很辛苦，同學們多少都會抱怨學校的創作限制很多，不能讓大家按照自己的想法創作，但直到畢業之後，才慢慢體會到當時的訓練在創作上給自己的幫助非常大。例如說不能使用配樂，這就讓你將注意力放在影片中的聲音上，體會到聲音也可以是電影力量與活力的來源，對我的影響很大。」
學校的訓練，讓人瞭解電影創作應該最先掌握如何攝影能力，瞭解如何透過攝影精準表達畫面。除了學習到的導演的技巧，當然也學會了如何剪接。但離開學校後面對分工細膩的法國的電影工作，為了生活，他一開始曾選擇擔任導演助理，跟隨蘇聯電影大師塔可夫司基工作，回憶那段時間，凱西笑說「跟著大師工作其實學不到什麼，在拍攝現場處理的都是和場景、鏡頭相關的瑣碎工作。」同時，她也兼差接了許多學生電影的剪接工作，「後來我問自己在電影工作裡，我最喜歡哪一個位置，想一想還是剪輯，因為這是最接近電影的工作了。」
不過，並非電影學院的剪接科班出身的凱西說自己很幸運，「法國電影在專業人士的階級非常嚴明，如果不是科班出身，可能要經歷很多實習、從基層開始做起，才能慢慢的爬到剪輯助理，而要再升上首席剪輯師，還要花上快10年。很多想要成為剪輯師的人，都花了很多時間在這個階級裡面往上爬。」幸運的是，數位剪輯的技術正好出現，帶來了全新的變革，但有一派剪輯師很抗拒這樣的新技術，讓趕上新時代的凱西一個機會。不過在數位剪輯的技術剛出來之前，凱西也花了不少時間學習各種軟體的操作技術，例如他曾經在法國北方城鎮里爾的技術中心裡，和高達的剪接師一起實習當時堪稱業界首選、但是操作極為複雜的數位剪接儀器EMC2的操作技巧，「每天晚上我們都會一起討論白天學到的東西，因為我們兩人有太多地方都聽不懂。但我們當時花了很大的力氣去學，這套軟體最後還是被業界淘汰了。」凱西笑說。
數位剪輯（非線性剪輯）和傳統在膠捲上的剪輯（線性剪輯）方式截然不同，「膠捲剪錯了很難再回去修正，作業上沒有彈性，但是數位剪輯讓大家發現了電影與剪輯的可塑性。數位剪輯反而給我有很多機會訓練剪接邏輯。」不過在這些軟體出現的前幾年，凱西前前後後學了三四套軟體，工作室堆著一本一本厚厚的使用手冊，「這些經驗讓我學到，不要讓技術成為你的障礙，因為有一天我們一定可以學會掌握機器，關鍵的是，你要去思考架構你的電影時，怎麼讓你的東西呈現出你思考後建立起的成果，而不是想著我要怎麼使用機器。剪輯是在鏡頭與鏡頭之間，找到最有效率的方法連接兩個鏡頭，而非在連接鏡頭時做出多厲害的效果，例如《以朋友之名》就是一個例子，裡面沒有用到太複雜的剪接特效，但影片仍呈現出許多面向。特效有時反而會減弱了電影的力道。」
《以朋友之名》
凱西對於剪接手法的要求樸實，就像是她一開始聊到的，剪接就像寫作，最後要讓人聚焦到的是作品的整體，而非寫作的技巧。不過和導演合作的剪輯師扮演的角色並不是作者，而是編輯，因而，每一個導演都有他自己的寫作方式，「導演的寫作手法各異，但在和不同導演合作的電影之中，在我的剪接之中還是會放入我自己特定的寫作風格，例如我會特別留意拍攝素材中的沈默時刻，也會運用剪接手法為故事留下一點餘韻，讓觀眾細細咀嚼。」
談到紀錄片背後兩位「執筆者」在作品中留下的筆跡，但是對於身為觀眾的我們難免好奇，紀錄片的剪輯師與導演在影片的主題、場景、鏡頭的推移之間，導演與剪輯師之間又是怎麼分工、決定。凱西以雨貝梭裴《以朋友為名》其中一場美國代表在蘇丹進行的拜訪活動為例，光是這個片段的拍攝素材就有兩個小時。談到當時怎麼剪輯這一段場景，凱西的作法就是和導演一起把這兩個小時的毛片看完。觀看的過程中，有些事件或畫面可能會讓兩人想要馬上停下來，那就是個剪輯的關鍵。例如在儀式上，美國官員頂著強風與黃沙站在部落帳棚下的麥克風前致詞，一旁飄著美國國旗，荒謬的畫面讓兩人在螢幕前笑翻了，「透過一起看這段毛片，我們發現它有種呈現荒謬的潛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一起看素材。遇到這樣的場景時，我們就會討論這個場景在整體敘事上、以及從整部影片單獨抽離時的意義為何。討論過後，敘事架構的主軸還是要由導演決定，剪輯師的工作則是在一旁提供建議。在每一幕或每一片段之間，我們不只要梳理它的時間與空間，更重要的是找到潛藏其中的意義，塑造影片本身的活力，把雜質都拿掉，讓本來潛藏在事物之下的意義得以浮現，這就是剪輯師的職責。也因此，我們要帶領導演走出他們對於素材難以割捨的情感，有時候也需要一些外交手腕和時間，用比較溫柔、循序漸進的方式去達到。」 但是在每部紀錄片中，每個片段潛藏的意義或許各都來自不同的元素，有時它來自現場的氛圍；也可能是人物的形象或情緒反應；或是事件的發展狀況，為了將影像的意義從這些元素中挖掘出來，凱西在工作坊中曾提到，有的時候，剪輯師可以跳脫時序來組合這些影像素材。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紀錄片的真實精神並不在於一位遵循客觀的現實與時間，而真實精神又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呢？
「電影本身就會建立起自己的時間性。」凱西答道。他再度以拍攝蘇丹經歷公投分裂成兩國的《以朋友之名》為例，「它就沒有遵照時間發展，主要著重於蘇丹分裂為南北兩國的情境下的混亂氛圍，影片的拍攝素材其實包括了蘇丹公投前後的社會樣貌，其中還包含一段公投前美國傳教士蜂擁而致的畫面，雖然他們其實在公投之前就來了，但我們還是把他放在公投結束、蘇丹分裂之後，讓這樣傳教士蜂擁而至的畫面，象徵著西方勢力在攻佔他們土地一樣，用比較強烈的張力，呈現一批新的佔領者來到的感覺。」
凱西也以自己在2004年拍攝的紀錄片《Gaspard de la nuit》為例，當時他拍攝一位非裔少女回到非洲尋親的過程，但在剪接時，她不遵照事情的進展剪接，而是順著主角情緒的脈絡來發展敘事。「有趣的是，主角看過影片之後，她也相信電影的呈現方式才是故事發展的過程。」凱西說。
而面對每一部紀錄片的素材，如何找出創作者所想呈現的世界，凱西的作法多半是和導演先坐下來，一起理清這個電影真正想要表達的中心思想，再來看看目前的拍攝片段適合擺在哪一個位子。對她而言，在剪接開始前，她喜歡從影像素材中尋找一個令人印象深刻、揮之不去的畫面，並從這個畫面開始構思整部電影的剪接策略，「電影沒有唯一的標準拍法，每次拍片都像一個創新、發明的過程，每一個揮之不去的畫面，背後的原因都不同，從這邊出發就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嘗試可能，透過這些隨著素材狀態發展出的技巧，可以為電影帶來不同的面向。我很喜歡這樣的方法。」
《以朋友之名》
從凱西對於工作方式的分享中，可以發現剪輯師需要花不少時間與導演溝通，但是他們一般又需要多少時間來進行剪接呢？「看情形，如果是一部在視覺效果上要求較多的影片，以一部52到60分鐘的影片，大約要花五到八週。」而他和雨貝導演在剪接《以朋友之名》的時候，則又花了比平常更多時間來回溝通、修改，但是產生的效果也並沒有很理想。「所以太短或太長對影片的幫助都不大，最好還是要有個時間限制，幫助更大。但如我以我自己剪接的電影而言，通常大約需要八個星期的時間。不過我也習慣把一部片的剪輯工作拆成兩段進行，完成粗剪後，我會放在一旁去做其他的事，留一段時間沈澱想法，之後再回來重新檢視，許多想法也會更清晰。就算是以往面對電視台緊湊的時程表，還是會盡可能的找到讓自己沈澱想法的空檔。」
在訪問的最後，我不免還是好奇的問：「身為紀錄片剪輯師，你現在看別人的紀錄片時，會特別留意影片的剪接嗎？」坐在對面凱西想也不想，笑答：「通常不會。」畢竟，電影語言就是要帶觀眾進入電影的世界，「如果我會去觀察他的剪接技巧，表示這部電影沒有帶我進去他的世界，我現在的確對剪接會比較敏感，但看到好電影時並不會刻意去留意他怎麼剪，反而是看到剪接手法拙劣的作品，才會一直分心去注意他的剪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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