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生的黃銘正出身嘉義，自幼聽祖父母講日語，小時候也曾住過日式房屋，那種舒適與熟悉一直銘刻在他的身體裡。「我記得阿嬤帶我上市場，吃一顆肉粽配一碗味噌湯，晚上母親又煮味噌湯，那種甜甜鹹鹹味覺會留在味蕾裡，成為身體記憶的一部分。到現在，最常喝的還是味噌湯。」因此，在接觸拍攝灣生的過程中，也喚起深刻的情感。

黃銘正的影像作品脫不開對台灣社會政治的關注。2000年獲得獲得台北電影節獨立創作類百萬首獎的《城市飛行》，便描述不小心跌落山區、失去了記憶的台灣人，被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偷渡客」繼承了身分，以開計程車在城市中謀生。然而，台北這個城市對「偷渡客」來說並不陌生，北平東路、南京西路、杭州南路全都是他熟悉的地名。在城市中獨自飛行的偷渡客「阿飛」，也宛如在空中掠過了台灣政治社會的特殊景象：檳榔攤、原住民文化、都市邊緣人，拼貼成一則幽默寓言，並以張四十三的〈流浪的床〉作為片尾曲：「流浪像我的國家沒有方向／流浪像我的故鄉台灣。」

2010年於紀錄片雙年展展出的《時光收音機》，則以一位年逾八十、卻還堅持用日語製作廣播節目的老廣播人為拍攝對象，他對日本的眷戀促使他五十多歲時負笈日本留學。「我很好奇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也呼應到那些糾纏不清的隱微歷史情結。記得有次他請我們吃飯時，他自己坐在離門口最近的地方，幫我們上菜，把我們當成貴賓。這種尊重讓我覺得很美，我因為這些美而拍他，但他跟日本的關聯也一直在呼喚我。」黃銘正說。

接觸灣生這個題材，黃銘正坦言，2013年初接到製片范建祐的電話時，根本不太知道灣生是什麼，只覺得與日本、歷史有關。「我一直很好奇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台日之間關係很幽微，有種特別感情。比如說，我們對日本都很熟悉、喜歡，但若以殖民者與殖民地的關係來看，台灣為什麼這麼喜歡日本？」他也提及，灣生題材、加上對白中有百分之70是日語，很容易被認為是「媚日」，因此黃銘正既不想講述太多歷史事件，亦不希望過度浪漫化，加以想像、延伸，而是「把人與故事放在前面，再把他們背後的歷史帶出來。灣生們都已經高齡八、九十歲，如果沒有拍攝，留下紀錄，就灰飛煙滅。這部片也應該是屬於大眾、人民的，有融合的胸襟，而不是去挑起族群之間的對立。」

回溯影片最原始的構想，監製田中實加原本想專注拍攝花蓮吉野村。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總督府鼓勵日人來台墾殖，在花蓮建設了多處移民村，香蕉的甜美、南島原住民部落風情，吸引了日本人來台，胼手胝足來到蓊鬱熱帶樹林，打造新興村落。其中，吉野村便是一個移民模範村。相對於講述開拓北海道的紀錄片《北的零年》，原先的想像是「南的零年」。黃銘正說，「但我不想這樣拍，所以花了很多時間溝通，也把家倉、富永、片山一家拉進來，灣生們都已經垂垂老矣，如果沒有別的角色會很可惜。他們在日本過得很苦悶，這部紀錄片有沒有可能改變一些現狀？」

從2013年初開始做田野調查，因為線索很少，幾乎是從零開始。「田調過程中，我找到一本書，是竹中信子寫的《日治台灣生活史》。她很特別，是個女性主義者，丈夫死後又改回原本的姓氏。也是因為看了這套書，知道她是灣生，特地去日本找她。」在鏡頭前活潑調皮的冨永勝先生，則是經由日本德島大學的老師介紹。後續，拍攝了「花蓮港會」的灣生聚會，再從中尋找願意建立信任關係的被拍攝對象，也因此遇到了家倉多惠子。「她六年間來了27次，平均一年四季都來，她在埔里長居，時間比在日本還久。」家倉多惠子來埔里辦書畫展期間，寫了明信片給導演，「但我不懂日文，只好硬著頭皮做田調。一聊完，我就覺得可以拍，但也是談了很久，從戰爭記憶、異鄉人的狀態、人生故事，講到夠深入了，才有辦法拍攝。」除了建立信任關係，性格與人生故事也是關鍵因素，「比如冨永勝先生不害怕鏡頭，可以在鏡頭前真情流露，我們沒有足夠時間，當然是先選擇不害怕面對鏡頭的。」

實際接觸灣生們的生命經驗，黃銘正感嘆，「他們回到日本後備受嘲諷，日本社會戰後已經很淒慘，還要處理這些外地回來的難民，從朝鮮、滿州逃難回來的更慘。松本先生的太太就是朝鮮生，他的女兒說，小時候很困惑，因為媽媽從來不提朝鮮、泡菜，但爸爸每個禮拜會做一次炒米粉，他女兒甚至以為他是台灣人。松本先生的孫子今年準備考大學，他就做過朝鮮生、滿州生、灣生的研究。」另一片段：松本的女兒到了台灣後，意外發現台灣人很喜歡日本人。她片中說道：「我很訝異日本周遭的國家竟然還有不討厭日本的。」這個片段引起了許多觀眾「會心一笑」。

拍攝期間，團隊經歷過許多歧見與溝通磨合，也遇過不少技術、語言的阻礙，但一以貫之的是，把凋零中的灣生們故事記錄下來的動力，推動每個人完成了這部紀錄片。同時，拍攝環境也充滿重重挑戰。「因為沒有預算請攝影助理，我們換了好幾個攝影師，我和太太自己也下去拍，但最難的部分還是取得被拍攝對象的信任。」2014年五月拍攝完畢，剪輯則歷時超過五個月，因為所有的拍攝母帶都必須經過翻譯、上字幕、轉換檔案格式，才有辦法統整，不難想像背後必須投入的資金人力多麼龐大。「拍攝過程中甚至連手機都用上了，所以花了很多時間，最後剪出來的結果讓我鬆了一口氣。儘管一些聚會唱歌、灣生們談論台灣的場景最後沒有剪進去。從他們唱歌的樣子，你可以想像，他們過去在台灣的那種大而化之，與日本的謹慎有禮差異很大。」

敘事結構上，黃銘正以追尋拉出故事主軸：「一開始，每個人都在尋找，就是戲劇性的出發點，例如冨永在尋找朋友，家倉在尋找記憶的味道，松本在尋找影響他性格一輩子的農村田園，片山一家則在尋找母親。接著，觀眾會發現，他們都上了年紀，這些追尋也都是因為灣生身分與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他們從何而來？在哪裡出生長大？童年記憶是什麼？為什麼戰敗之後不想回去卻被迫遣返？」對照回到日本後的生活，有些人為了矯正腔調而念讀日本古典文學《源氏物語》；有人跑去當黑道，趣味橫生的故事使觀眾發笑。「我想知道的是，這些灣生的生活如何與台灣產生連結？在結構這部電影時，我也帶著很多疑問，那些敏感的東西應該揭露多少？」

所謂敏感，一方面與兩地政治氛圍有關，一方面則是那種直截濃厚的鄉愁。黃銘正說，在考量剪輯的過程中，「我會修掉一些比較尖銳的東西，比如家倉多惠子比較認同台灣人，認為日本人是『心靈上的貧窮』。家倉出生在台大醫院，父親在總統府工作，她自己念過北一女，都在同一個區塊。她十五歲離開台灣，七十多歲又回來時，身體已經不好了。她會說，感受到台灣太陽的溫暖，心情變好，身體也會變好。」而台灣東西部開發狀況不同，相較於成長於北部的家倉，不難嗅出冨永爺爺對花蓮土地、人群的眷戀，以及熱情慷慨的性格。

二戰結束七十年，這些人也已經走到八、九十歲，回看生命中的許多缺憾，包括人際關係、戰爭記憶，依然會想從出生成長的地方尋找答案。「家倉發現自己處於異鄉人的狀態，其實我覺得，整個台灣都處於異鄉人的狀態。」

由此，《灣生回家》不應只是講述台日關係與灣生鄉愁，而更應該是歷史中的一塊拼圖。若與近期同樣講述二戰經驗的其他幾部紀錄片，包括李念修《河北台北》（Hepei Taipei, 2015）、張釗維《冲天》（The Rocking Sky, 2015）、吳秀菁《蘆葦之歌》（Song of the Reed, 2014）並置閱讀，不同族群（日本、中國、台灣）、軍隊部屬（空軍、台籍日本兵、慰安婦）、性別角色（父親、妻子），這些關於戰爭的歷史經驗才能被更好地理解，而非僅止於消費「愛台灣」的屬地主義式鄉愁與「感動」。影片後段，片山一家透過找到祖母在日本的戶籍登記謄本、墓碑（正好是一個由生到死的完整過程），而證明了自己並沒有被遺棄，而欣喜若狂，而淚流滿面。近日來台的冨永爺爺，也透過拿到台南師範學校的畢業證書而激動落淚。那種切膚到肉的情感，既沒有對帝國戰爭的批判，也沒有對現代治理制度的反思，便如此輕易地，讓台灣觀眾甘心買單。

歷史往往攀附政治來被詮釋，而人的記憶與事實真相間縱然有界線模糊曖昧之時，然而情感的具體感受，愛與痛都如此真實。訪談過程中，黃銘正提到許多動人片段，並數度紅了眼眶。「拍攝時，我們去冨永爺爺家住，那對日本人來說真的是茲事體大。我們很感謝，也因此拍攝到很多珍貴的生活細節，例如他讀報紙上的訃聞，會發現灣生凋零的速度很快；他學會使用google map時，第一個查找的地點就是故鄉花蓮北埔。」

黃銘正坦言，「也有人提醒，不能因為少數人的經驗，讓人以為所有灣生都是這樣，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台灣因為一直無法凝聚共識而呈現內耗狀態，其實台灣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這段歷史因為灣生的參與而豐富了起來。」

記者會上，灣生們對著媒體唱起「中華民國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乃因為1945年日本戰敗後，日本遣返陸續經過了三年，較晚離開的灣生因而隨著國民黨接收、行政首長陳儀來台，而對「國歌」耳熟能詳。雖然只是唱了幾句，並未唱完全曲，然那種產生於某個特殊歷史情境的堅定鄉愁（一種在想像中被放大扭曲的美麗故鄉？），卻相當有撼動人心力道。然而台灣原本就是一個移民社會，更準確地說，是個難民社會。日本人為了戰爭需求與經濟問題來台，「外省人」因戰敗逃難來台，「新移民」為更好的出路可能來台，歷史無情沖刷，族群面孔來去塗抹，而灣生們唱著國歌、欣喜被看見的熱情臉孔，則像是錯置的時間板塊縫隙中，轉角遇見的盛情難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