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529 2015-10-19 | 影人 |
灣生的參與,補上了歷史的一片拼圖
專訪《灣生回家》導演黃銘正
文 / 曾芷筠
描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出生在台灣的日本人「灣生」對台鄉愁的《灣生回家》(Wansei Back Home)挾著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氣勢,上映前包場已突破四百萬票房,先前更在群眾募資平台「Flying V」上募得超過350萬的院線上映資金。上映首週末,全台票房累積達五500萬,場場爆滿讓許多觀眾買不到票,散場後的觀眾也直說:「哭到脫水!」

此紀錄片由田中實加(陳宣儒)製作、黃銘正執導,能入圍最佳紀錄片「非常開心,但這是這幾位灣生的功勞,他們早就該被看見了!」黃銘正說,二次大戰結束七十年,一直沒有人說出灣生的故事,他們像是孤兒,由於戰敗的恥辱與中國緊張關係,日本政府不喜歡提他們,台灣的主流政治氛圍也不重視。「戒嚴時期以來的教育一直說日本人是壞人,但你會隱隱感覺到日常生活不是這樣,日本味道一直在我的身邊。」導演黃銘正說。

流浪像我的故鄉台灣

1970年生的黃銘正出身嘉義,自幼聽祖父母講日語,小時候也曾住過日式房屋,那種舒適與熟悉一直銘刻在他的身體裡。「我記得阿嬤帶我上市場,吃一顆肉粽配一碗味噌湯,晚上母親又煮味噌湯,那種甜甜鹹鹹味覺會留在味蕾裡,成為身體記憶的一部分。到現在,最常喝的還是味噌湯。」因此,在接觸拍攝灣生的過程中,也喚起深刻的情感。

上圖:導演黃銘正。
下圖:《時光收音機》劇照。

黃銘正的影像作品脫不開對台灣社會政治的關注。2000年獲得獲得台北電影節獨立創作類百萬首獎的《城市飛行》,便描述不小心跌落山區、失去了記憶的台灣人,被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偷渡客」繼承了身分,以開計程車在城市中謀生。然而,台北這個城市對「偷渡客」來說並不陌生,北平東路、南京西路、杭州南路全都是他熟悉的地名。在城市中獨自飛行的偷渡客「阿飛」,也宛如在空中掠過了台灣政治社會的特殊景象:檳榔攤、原住民文化、都市邊緣人,拼貼成一則幽默寓言,並以張四十三的〈流浪的床〉作為片尾曲:「流浪像我的國家沒有方向/流浪像我的故鄉台灣。」

2010年於紀錄片雙年展展出的《時光收音機》,則以一位年逾八十、卻還堅持用日語製作廣播節目的老廣播人為拍攝對象,他對日本的眷戀促使他五十多歲時負笈日本留學。「我很好奇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也呼應到那些糾纏不清的隱微歷史情結。記得有次他請我們吃飯時,他自己坐在離門口最近的地方,幫我們上菜,把我們當成貴賓。這種尊重讓我覺得很美,我因為這些美而拍他,但他跟日本的關聯也一直在呼喚我。」黃銘正說。

接觸灣生這個題材,黃銘正坦言,2013年初接到製片范建祐的電話時,根本不太知道灣生是什麼,只覺得與日本、歷史有關。「我一直很好奇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台日之間關係很幽微,有種特別感情。比如說,我們對日本都很熟悉、喜歡,但若以殖民者與殖民地的關係來看,台灣為什麼這麼喜歡日本?」他也提及,灣生題材、加上對白中有百分之70是日語,很容易被認為是「媚日」,因此黃銘正既不想講述太多歷史事件,亦不希望過度浪漫化,加以想像、延伸,而是「把人與故事放在前面,再把他們背後的歷史帶出來。灣生們都已經高齡八、九十歲,如果沒有拍攝,留下紀錄,就灰飛煙滅。這部片也應該是屬於大眾、人民的,有融合的胸襟,而不是去挑起族群之間的對立。」

尋找灣生與生活記憶的連結

回溯影片最原始的構想,監製田中實加原本想專注拍攝花蓮吉野村。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總督府鼓勵日人來台墾殖,在花蓮建設了多處移民村,香蕉的甜美、南島原住民部落風情,吸引了日本人來台,胼手胝足來到蓊鬱熱帶樹林,打造新興村落。其中,吉野村便是一個移民模範村。相對於講述開拓北海道的紀錄片《北的零年》,原先的想像是「南的零年」。黃銘正說,「但我不想這樣拍,所以花了很多時間溝通,也把家倉、富永、片山一家拉進來,灣生們都已經垂垂老矣,如果沒有別的角色會很可惜。他們在日本過得很苦悶,這部紀錄片有沒有可能改變一些現狀?」

從2013年初開始做田野調查,因為線索很少,幾乎是從零開始。「田調過程中,我找到一本書,是竹中信子寫的《日治台灣生活史》。她很特別,是個女性主義者,丈夫死後又改回原本的姓氏。也是因為看了這套書,知道她是灣生,特地去日本找她。」在鏡頭前活潑調皮的冨永勝先生,則是經由日本德島大學的老師介紹。後續,拍攝了「花蓮港會」的灣生聚會,再從中尋找願意建立信任關係的被拍攝對象,也因此遇到了家倉多惠子。「她六年間來了27次,平均一年四季都來,她在埔里長居,時間比在日本還久。」家倉多惠子來埔里辦書畫展期間,寫了明信片給導演,「但我不懂日文,只好硬著頭皮做田調。一聊完,我就覺得可以拍,但也是談了很久,從戰爭記憶、異鄉人的狀態、人生故事,講到夠深入了,才有辦法拍攝。」除了建立信任關係,性格與人生故事也是關鍵因素,「比如冨永勝先生不害怕鏡頭,可以在鏡頭前真情流露,我們沒有足夠時間,當然是先選擇不害怕面對鏡頭的。」

上圖:冨永勝在鏡頭前能真情流露。
下圖:家倉多惠子說到傷心處掩面哭泣。

實際接觸灣生們的生命經驗,黃銘正感嘆,「他們回到日本後備受嘲諷,日本社會戰後已經很淒慘,還要處理這些外地回來的難民,從朝鮮、滿州逃難回來的更慘。松本先生的太太就是朝鮮生,他的女兒說,小時候很困惑,因為媽媽從來不提朝鮮、泡菜,但爸爸每個禮拜會做一次炒米粉,他女兒甚至以為他是台灣人。松本先生的孫子今年準備考大學,他就做過朝鮮生、滿州生、灣生的研究。」另一片段:松本的女兒到了台灣後,意外發現台灣人很喜歡日本人。她片中說道:「我很訝異日本周遭的國家竟然還有不討厭日本的。」這個片段引起了許多觀眾「會心一笑」。

拍攝期間,團隊經歷過許多歧見與溝通磨合,也遇過不少技術、語言的阻礙,但一以貫之的是,把凋零中的灣生們故事記錄下來的動力,推動每個人完成了這部紀錄片。同時,拍攝環境也充滿重重挑戰。「因為沒有預算請攝影助理,我們換了好幾個攝影師,我和太太自己也下去拍,但最難的部分還是取得被拍攝對象的信任。」2014年五月拍攝完畢,剪輯則歷時超過五個月,因為所有的拍攝母帶都必須經過翻譯、上字幕、轉換檔案格式,才有辦法統整,不難想像背後必須投入的資金人力多麼龐大。「拍攝過程中甚至連手機都用上了,所以花了很多時間,最後剪出來的結果讓我鬆了一口氣。儘管一些聚會唱歌、灣生們談論台灣的場景最後沒有剪進去。從他們唱歌的樣子,你可以想像,他們過去在台灣的那種大而化之,與日本的謹慎有禮差異很大。」

敘事結構上,黃銘正以追尋拉出故事主軸:「一開始,每個人都在尋找,就是戲劇性的出發點,例如冨永在尋找朋友,家倉在尋找記憶的味道,松本在尋找影響他性格一輩子的農村田園,片山一家則在尋找母親。接著,觀眾會發現,他們都上了年紀,這些追尋也都是因為灣生身分與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他們從何而來?在哪裡出生長大?童年記憶是什麼?為什麼戰敗之後不想回去卻被迫遣返?」對照回到日本後的生活,有些人為了矯正腔調而念讀日本古典文學《源氏物語》;有人跑去當黑道,趣味橫生的故事使觀眾發笑。「我想知道的是,這些灣生的生活如何與台灣產生連結?在結構這部電影時,我也帶著很多疑問,那些敏感的東西應該揭露多少?」

屬地主義式鄉愁,超越族群與特殊個人的歷史

所謂敏感,一方面與兩地政治氛圍有關,一方面則是那種直截濃厚的鄉愁。黃銘正說,在考量剪輯的過程中,「我會修掉一些比較尖銳的東西,比如家倉多惠子比較認同台灣人,認為日本人是『心靈上的貧窮』。家倉出生在台大醫院,父親在總統府工作,她自己念過北一女,都在同一個區塊。她十五歲離開台灣,七十多歲又回來時,身體已經不好了。她會說,感受到台灣太陽的溫暖,心情變好,身體也會變好。」而台灣東西部開發狀況不同,相較於成長於北部的家倉,不難嗅出冨永爺爺對花蓮土地、人群的眷戀,以及熱情慷慨的性格。

二戰結束七十年,這些人也已經走到八、九十歲,回看生命中的許多缺憾,包括人際關係、戰爭記憶,依然會想從出生成長的地方尋找答案。「家倉發現自己處於異鄉人的狀態,其實我覺得,整個台灣都處於異鄉人的狀態。」

由此,《灣生回家》不應只是講述台日關係與灣生鄉愁,而更應該是歷史中的一塊拼圖。若與近期同樣講述二戰經驗的其他幾部紀錄片,包括李念修《河北台北》(Hepei Taipei, 2015)、張釗維《冲天》(The Rocking Sky, 2015)、吳秀菁《蘆葦之歌》(Song of the Reed, 2014)並置閱讀,不同族群(日本、中國、台灣)、軍隊部屬(空軍、台籍日本兵、慰安婦)、性別角色(父親、妻子),這些關於戰爭的歷史經驗才能被更好地理解,而非僅止於消費「愛台灣」的屬地主義式鄉愁與「感動」。影片後段,片山一家透過找到祖母在日本的戶籍登記謄本、墓碑(正好是一個由生到死的完整過程),而證明了自己並沒有被遺棄,而欣喜若狂,而淚流滿面。近日來台的冨永爺爺,也透過拿到台南師範學校的畢業證書而激動落淚。那種切膚到肉的情感,既沒有對帝國戰爭的批判,也沒有對現代治理制度的反思,便如此輕易地,讓台灣觀眾甘心買單。

上圖:《灣生回家》劇照。
下圖:記者會上灣生群聚(牽猴子整合行銷提供)。

歷史往往攀附政治來被詮釋,而人的記憶與事實真相間縱然有界線模糊曖昧之時,然而情感的具體感受,愛與痛都如此真實。訪談過程中,黃銘正提到許多動人片段,並數度紅了眼眶。「拍攝時,我們去冨永爺爺家住,那對日本人來說真的是茲事體大。我們很感謝,也因此拍攝到很多珍貴的生活細節,例如他讀報紙上的訃聞,會發現灣生凋零的速度很快;他學會使用google map時,第一個查找的地點就是故鄉花蓮北埔。」

黃銘正坦言,「也有人提醒,不能因為少數人的經驗,讓人以為所有灣生都是這樣,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台灣因為一直無法凝聚共識而呈現內耗狀態,其實台灣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這段歷史因為灣生的參與而豐富了起來。」

記者會上,灣生們對著媒體唱起「中華民國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乃因為1945年日本戰敗後,日本遣返陸續經過了三年,較晚離開的灣生因而隨著國民黨接收、行政首長陳儀來台,而對「國歌」耳熟能詳。雖然只是唱了幾句,並未唱完全曲,然那種產生於某個特殊歷史情境的堅定鄉愁(一種在想像中被放大扭曲的美麗故鄉?),卻相當有撼動人心力道。然而台灣原本就是一個移民社會,更準確地說,是個難民社會。日本人為了戰爭需求與經濟問題來台,「外省人」因戰敗逃難來台,「新移民」為更好的出路可能來台,歷史無情沖刷,族群面孔來去塗抹,而灣生們唱著國歌、欣喜被看見的熱情臉孔,則像是錯置的時間板塊縫隙中,轉角遇見的盛情難卻。

相關文章
4X相識
Fa179上市
公視新創電影x國家電影中心x金馬電影學院《4X相識》光點華山特映(12/6-8)
【桃園光影文化館】2019年11/12月「我的電影遊樂園」主題影展
【光點台北】2019年12月上映電影資訊
【府中15】2019年12月主題「未來城市」節目資訊
台北光點「美麗新世界」影展(12/13-26)
平冤影展(12/11-15)
 
府中15十二月份節目1
台灣電影網_295x100
影像教育扎根計劃
Taiwan DOCS 紀錄片資料庫
TFI-logo
關於放映     徵稿啟事
版權宣告     刊登訊息
客服信箱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 2013 TAIWAN FILM INSTITUTE | All Right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