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632 2018-10-05 | 台灣製造 |
一名中國流亡者的半自傳電影——《自由行》導演應亮專訪
文 / 翁煌德

2012年,中國獨立導演應亮帶著他的第四部長片《我還有話要說》來到盧卡諾影展,一舉收穫最佳導演和女主角獎。該片取材自2008年的楊佳襲警案,故事聚焦楊佳母親的際遇,楊母在全案審理過程中的訴求不僅從未獲得正視,甚至被當局強行送進精神病院,無緣見兒子最後一面。

襲警行為固然為社會所不容,但不公義的審判過程卻同樣需要審視。然而,顯然容不下質疑的中共當局選擇查禁該片,並將「幕後黑手」應亮列為眼中釘。由此,應亮偕妻子流亡香港,靠教書維持生計。距離上一部長片達六年之久,他才以片名饒富深意的《自由行》,再次回歸大眾視野。

談起片名由來,應亮說:「片名很棒啊!不是我起的,是鴻鴻起的,某天朋友見面,正好他在,我跟他不熟,朋友問說拍什麼片,我就跟他們說了這個故事,鴻鴻就跳出來說,『片名定了嗎?』我說『觀光客』,反諷的。他說:『自由行啊!自由行最好。』」

《自由行》的主人翁楊樞(宮哲 飾)是一名中國女導演,因作品被中共封殺而被迫滯留香港。在帶著作品前往高雄參加影展之際,她終於能與多年未見的母親(耐安 飾)相會。但由於老母親不被允許自由行,只能依附旅行團行動,楊樞與丈夫(張子夫 飾)只好攔計程車追著遊覽車走。他們哄著四歲兒子(悅悅 飾),說這是他們與奶奶之間的遊戲。

 

劇本創作:女性視角、流亡者身分

故事雛形來自應亮某次在課堂上教授編劇時的隨口一說,當時他正要去台灣見他太太的家人,就即興編了這樣的故事。學生們聽了之後,覺得故事很荒誕、很有意思,自此他便將這個故事的概念記著。直到兩年前他以短片《九月二十八日.晴》(2016)回歸導演工作後,才萌生發展的念頭。

應亮早先將故事梗概發給了同為導演的好友沈可尚。「沈可尚每分鐘都在逼我,說『你一定要拍長片』,我說『為什麼?我沒有那麼大野心的』。」應亮笑道:「一直被他催,然後自己剛好也有一個不得不說的慾望,所以就以這樣的半自傳的方式來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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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為什麼要將劇中主角設定為女性,應亮指出他不想故事變得太個體化,讓人覺得這只是他的故事。事實上,北京之春和六四事件之後,流亡海外的中國政治異議份子人數眾多,也不乏女性。此外,兩位合作編劇三三(應亮之妻,同時在本片飾演旅行團領隊)和陳慧都是女性觀點,也助他得以就女性的視角來進行創作。

《九月二十八日.晴》便是改編陳慧的短篇小說,應亮與她是香港演藝學院的同事,在寫小說之前,陳慧曾為不少港片撰寫劇本,作品包括《雙龍出海》(1984)等。應亮指出當《自由行》寫出第一版時,便拿去請陳慧提供意見,結果她立刻提出了許多他不曾思索過的問題,顛覆了他原本的思維,讓應亮深感果然自己是當局者迷。

應亮憶道,當時他的初稿安排夫婦倆都是流亡狀態,完全是參照他與妻子的真實處境。「陳慧讀完說,如果兩個人都是流亡,這個家庭就是流亡家庭,問題是,這就沒有流亡了,因為沒有對比,觀眾看不出來這個家庭跟別的家庭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假設其中有一個人是不同的身分,假設是香港人,因為香港人的政治權力是不一樣的,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兩個人的差異,可以放進情感衝突,因為大家的思維方式、習慣的權力意識,都不一樣了。」

經過一番指點,應亮形容「一下子就多了一雙眼睛」,遂決定力邀陳慧加入編劇團隊,但她沒有立刻答應,到了第三或第四稿時才點頭。應亮苦笑說:「我看學生的東西有判斷力,看自己的卻判斷不了,所以陳慧就相當於一個指導老師,在我的團隊裡面像燈塔一樣,看著我跟我太太的工作,給了很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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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陳慧突然開口問應亮:「楊樞其實最想要的是什麼呢?」一下讓應亮愣個半天,他很清楚媽媽來台的目的是為了見女兒最後一面,楊樞丈夫是為了要幫助家人團圓,但他卻難以用一句清晰的話來描述楊樞的動機。陳慧眼看應亮為難,便建議他去讀六四流亡領袖王丹的著作《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讀完之後,應亮不僅釐清了楊樞這個角色,也對自己的處境有了新的認知。

「做一個自由的人吧,在一個特別荒誕的生命流動中,我們能找到某些意義吧。你的心是不是在流動和自由的,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重要的,就算在中國你一樣可以流亡,在國家以外當然是客觀地流亡,但是有些人的心已經不動了,已經死了,他已經被某一種價值捆綁了,那他還不如在中國內流亡的那個人自由呢。」應亮總結道:「還有一些別的更重要的東西,包括楊樞身上,她是一個母親,也是一個女兒,也是一個電影工作者,也是一個妻子,其實這些東西更具體。每一個生命的身分,或者說生命的角色,所要去迸發出力量的那些東西更重要。」

 

身分認同主題——「你們是哪裡人?」

在本訪談進行的同時 ,正好發生台灣演員宋芸樺被中國網友逼迫道歉的事件,原因不過只是她在三年前的一次訪問中,提及自己最愛的國家是台灣,就遭到中國網友無情圍攻。在《自由行》中,恰好也出現了台灣名人被迫上電視自稱自己是中國人的一幕,而楊樞一家人在旅途中一樣反覆被問「你們是哪裡人?」。身分認同,儼然是本片的潛在母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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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亮表示,因為流亡的經歷,讓他對於身分認同這個問題一向敏感,也常自問自己是哪裡人。去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現了「拒絕沉淪,唯有獨立」的標語,結果引起中國跟香港同學的爭端,類似事件讓他重新去審視自己與這群中國同學的共通點。應亮說:「其實是很多共同點的,因為我們從小接受的國族教育,當所謂的集體榮譽感被攻擊的時候,就是自己被攻擊,我的個體是沒有的,是捆綁的,當集體的榮譽被拿走的時候,我是什麼?是空的,我必須裝回國家的體系裡。」

「在雨傘運動之前,我也認識一些在香港讀書的中國人,後來都是朋友,其實他們的融入,甚至對香港的理解,來了之後改變都很大。」應亮嘆道:「不過現在香港很難,都是自己在自己的圈子裡面,然後上課都不會一起討論的,香港人覺得你們怎麼不學粵語,中國學生出去吃了飯,餐廳點餐的人說粵語,中國學生會說你怎麼不說普通話,你歧視我對不對。我覺得很遺憾。這種事情一直在發生,我也一直在看,在思考。其實這個身分問題,某種程度也是我怎麼來的問題,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我?我跟他們的差異、我跟他們共同的地方在哪裡?這些東西都很日常,非常普通,對我來講,所以在電影裡面也不得不這樣提問。」

應亮也補充道:「香港的愛黨、愛國組織,他們會衝上街頭,然後問你是哪裡人。如果他們問我,我會說我不是中國人,因為你是要攻擊我;第二,我不是你這種的中國人,當他用這個方式來表達的時候,這個是指中共下的中國公民,是一個奴隸的概念,一個打手的概念,這樣的一個概念的中國人,我不是。我覺得完全不值得稀罕,你說我是什麼我就是什麼,沒所謂,因為你不重要。」

 

演員訓練:劇本之外的累積

除了陳慧,另一個給予應亮寶貴建議的,是電影的美術指導吳盛琳。應亮原先並不特別了解台灣的計程車文化,但吳盛琳讀了劇本之後,就開始介紹起台灣計程車的光譜,鉅細靡遺地形容了台灣計程車司機的穿戴差異、大小車隊之別,以及車子內可能的佈置和南部計程車的特色,甚至弄出一份模擬圖。應亮一聽,立刻根據她的建議修改劇本,包括劇中台獨司機的對白,也是美術、導演組同仁集思廣益而成,甚至開放讓參演司機的演員即興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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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進入拍攝期之前,應亮在吉隆坡成立訓練基地,讓演員得以充分排練,只是妙的是,他不想讓演員只去排練劇本裡寫的戲。為此,他設定了故事時間前五年發生的事,也安排演員去揣摩電影中幾場戲之間沒有被寫出來的戲可能的狀態。應亮說:「我們都很驚喜的,因為演員們在訓練過程當中的狀態和外型都有很多變化。經過了這樣子的活動,他們都非常清楚過去的那種命運,精神上的轉折是什麼樣。比如說,丈夫去中國陪媽媽,丈夫會寫一些什麼樣的筆記給楊樞。這些都沒拍出來,但這樣的工作就給了演員很多表演的資料和基礎,那些細節的交流,都是慢慢摸索出來的。」

除了吉隆坡的訓練基地,另一處位在香港,是應亮專為女主角宮哲設立的基地。他安排宮哲在香港工作、聽課,讓她接送孩子上幼稚園,接觸當地社運人士,無非是讓她真正體驗香港的生活感,也更融入角色。應亮坦言,當初不太有把握找到合適的大陸演員參與,宮哲同意加盟,無非讓他吞了顆定心丸。

「我最早想找演員時是問耐安,因為耐安的主要身分是監製。她說宮哲是一個非常刻苦、很瘋狂的演員,氣質挺特別的,反正不是那種普通的中國職業演員,想要當明星的演員。」應亮隨後找上了她,也開誠布公地說明了參與的風險,並清楚講述了他的導演方法,果然一下就打動了一直渴望在表演上有所突破的宮哲。應亮起先希望她再考慮更周延一點,但她卻說:「外面的事情,其實並不是重要的,重要的還是角色。」

更令應亮大吃一驚的是,宮哲一次在外被問到是否擔心被封殺時,竟語出驚人說:「如果《我們倆》這部電影是我開始演員生涯的第一部片,《自由行》可以是最後一部。」嚇到應亮直呼宮哲的發言「太極端」。不過或許這也恰恰證明,宮哲已經完全入了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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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與家庭的權衡 

劇中一場戲,楊樞在兒子入睡後向丈夫提及自己計畫的極端抗議行動,立刻遭到訓斥,真切反映了一個已為人父、人母的社運工作者在身分上的矛盾。究竟是該將謀求社會的正義與公理擺在第一,還是該把家庭擺在首位?原以為這場戲的靈感來自應亮自己與太太的溝通,沒想到應亮噗哧笑說:「她對我做的事情都很相信,有的時候相信到不太理性和客觀了。」

應亮回憶,2012年因為《我還有話要說》入選金馬影展,原本打算啟程前往台北,卻意外收到了南京的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寄來的邀約。當時已經處於流亡狀態的應亮眼見中國竟還有影展有如此膽量,心想「你們敢放,我也敢去」,抱著被捕的風險允諾出席,由太太代為前往時間相近的金馬影展。沒想到太太得知他的決定後,竟豪氣說如果你被捕我就在金馬舉牌聲援,簡直沒有理性可言,應亮雖然感謝相挺,卻依然大吃一驚。要不是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被官方查封,應亮直接去不成,可能就沒有他今天的「自由行」了。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應亮與太太才冷靜下來,尤其2013年生了孩子之後,太太的態度有了更明顯的轉變,頂多支持他參加雨傘運動。這五年下來,應亮專注在家庭的經營上,聽到有看過《自由行》的網友指出這部片「每分鐘都在控訴」,他頗為不以為然,在他自己看來這部作品已經有別於他過去的心境,擺脫了憤怒的狀態,而是把重心擺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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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亮與其父母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應亮承認自己是憤怒的。在劇中,楊樞的母親交給了她一個錄音檔,裡頭錄下了警察對母親的拷問,楊樞認為母親這麼做是為了想讓她感到自責,頓時惱火了起來。這個情節其實是真實發生的。不過應亮說當時被約談的母親沒有錄音,而是憑著記憶寫下了七篇上萬字的文章,將自己被約談的情形據實寫下轉交給他。

「我讀到的反應跟電影裡面差不多。感覺她在責怪我。」應亮說:「文字裡面寫說來了多少人(警察),穿什麼衣服,她是怎麼準備泡茶的,那些東西寫得很細節,像小說一樣。她跟警察說,她也不是真的能夠理解兒子在做的東西。警察還逼問他們,你兒子變成這樣,是不是你們教育的,是不是你對我們國家有仇恨呢?」

應亮形容自己的家庭是紅色背景,經歷過太多紅色運動,思想上已經離不開這個國家和政權。而劇中的楊樞母親一角,結合了父母兩人的特徵,應亮的母親也曾罹患癌症,父親則是嚴謹的公務員,如劇中對楊樞之母的描述一樣,他們並不能理解他的作品。出於安全,應亮沒有給雙親看《我還有話要說》,但他也坦言他們其實沒有機會看、也沒有興趣看,後來得到金馬獎的《九月二十八日.晴》,應亮也不讓他們知道這部作品的存在。提起最後一次收到的母親簡訊,她竟叨念著要他多多關心國家。

「有時候中國的體育比賽,女排拿了一個什麼奬牌,她就傳訊息過來,跟我說這『真了不起啊!』。」應亮聳聳肩說:「我完全不關心的,我想妳自己的兒子都這樣子了,妳還關心這個?我的角度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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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的目的就是引起不適應

在採訪過程中,應亮數度詢問筆者意見,畢竟這部電影未來真正能期待的市場還是台灣,究竟台灣人是不是能夠接受這部片,也讓應亮感到既焦慮又有一點興奮。應亮說,自己如果是一個中國的中學生,肯定會覺得這樣的作品很糟糕,但台灣人會怎麼看,他可是一點概念也沒有。

台灣作為兩岸三地最民主的所在,談起劇情片選材,反而遠不及香港這幾年的作品這麼「敢」,被中共全面封殺的港片《十年》(2015)就是一例。在《自由行》中,觀者能看到對周子瑜道歉事件的重現,也輕觸了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更不能忘了劇中還有形象鮮活的台獨司機角色。這些過去少見的呈現,其實才是真實反映了台灣現在的處境,卻也能想見上映後多少會引起一些爭議。以一名中國流亡者作為核心的身分描述,恐怕也不見得能讓台灣觀眾感同身受。

「藝術創作和傳播的目的,就是引起不適應,如果他真的不適應了,可以來討論、辯論。」應亮歸結道:「極權以外的人不知道極權以內的人是怎麼生活的,或者是他失去現在的東西意味著什麼。可是我作為極權統治下來的人,我非常清楚。這種碰撞是必須的,極權就是一場雨,沒有淋過的人不知道,電影可能有一個敘事的虛構的真實,讓大家可以淋一下,淋的人可能會感冒啊,甚至會發燒什麼的。有的人說我出生到現在幾十年都是萬里無雲的,怎麼會這樣子,就有各種反應,這其實是好的。當然我也不知道我的電影會不會有這麼大的功能,這個我也不曉得。」

談到未來會不會因為這部《自由行》,逐漸將創作據點移到台灣。應亮也很坦白地說:「雖然我心裡認為香港是我的家,但現在的問題是可能香港會拒絕我,如果發生這樣子的事情,那就不是我願不願意留的問題。今年是第七年,我會試試永久居民的申請,將來去台灣其他地方工作就容易一點,中國比較難。離開香港也是有可能的,如果在台灣有學校找我工作就有可能。這次合作過以後,也思考了一下,三個地方,中、港、台,像我這樣子一個導演首先沒有商業價值,是一個文化工作者,在三個地方來講,在台灣是最受到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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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雖然應亮被母親叨念別忘了祖國,其實他的確從未忘記,只是他掛心的當然不是黨,而是那些被大雨淋過,開始試著打傘的同胞們。在進行這次訪問前不久,應亮設法將《我還有話要說》全片上傳供網友傳播,結果出乎他意料地引發了不小的迴響。

「過了十年!這個案件是2008年發生的,我的電影是六年前拍的,要過了這麼多年,不管是毒奶粉、毒疫苗,或者幼稚園性侵,這些事的發展到這邊,中國才有準備要來接受說有一個人拍了楊家案,從楊家媽媽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我大概看了一些不認識的觀眾在微博上寫的東西,其實都很正面,基本上能夠明白為什麼我要拍這部電影,可是六年前未必呀。所以《自由行》這樣的片子可能也是給十年後的觀眾看的。」應亮感嘆。

「我在六年前其實是有過迷惑的,包括我跟電影的關係,到底應該要如何發展下去,我現在有想清楚,尤其是經過《自由行》的創作之後。電影能夠完成一些直接政治行動完成不了的東西,它是從情感的角度,故事的角度,甚至於當能夠與權力進行對抗的媒體不在場的情況下,有時候藝術變成一種媒體,變成一種跟權力進行抗衡的東西。但是那個抗衡不是直接抗衡,是一種情感或者美學抗衡。這些東西是電影特有的。」應亮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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