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紀錄片史難以一言蔽之。從家庭（包括皇室的）電影、新聞影片、冷戰時期的宣傳片，到被當作家庭娛興的電視紀錄片，這些類型的紀錄片限制了泰國觀眾對「紀錄片」的想像及可能性。過去，紀錄片在泰國被視為新聞報導的一種，提供所謂中立觀點或事實。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紀錄片是為意識型態服務，或提供「真相」的宣傳工具。而泰國一般大眾對紀錄片的認識，多限於電視台製播的非劇情類敘事的影片，題材涉及文化、自然生態、觀光，或揭露某些發人深省的事件。

1990年代以前，泰國曾短暫出現過幾部傑出的紀錄片，這些影片包括《哈拉工廠的工人抗爭》（Hara Factory Workers Struggle, dir. Jon Ungpakorn, 1975）、Surapong Pinitkha導演的實驗紀錄片《!》（1976）、《中國城蒙太奇》（Chinatown Montage, 1985）；還有兩部為貧困底層發聲的紀錄劇情片《童帕》（Tongpa, 1975，四位導演聯合執導Paijong Laisakul; Surachai Jantimatorn; Euthana Mookdasanit; Rassamee Paolueangtong） 以及《在社會的邊緣》 （On the Fringe of the Society, dir. Manop Udomdej, 1981），但這兩部影片因為提及貧困與正義，在泰國政府反共時期被禁演。

除了這些重要的經典之作外，紀錄片與電影在那時代仍被視作兩個互不相干的媒介，彷彿只有電視才是紀錄片的歸宿。同時期，電視頻道的「全景紀錄」（Panorama Documentary）系列以高水準製作呈現「文化題材」；家喻戶曉的外來頻道「探索頻道」及「國家地理頻道」則以「自然生態題材」取勝。這些電視頻道出版的紀錄片，高居泰國DVD銷售榜。ITV 頻道（1996-2007）則以多部大膽的深度調查式紀錄片，翻轉了紀錄片的內容。TV Burabha製作的《發現人物》 （Kon Kon Kon），屬「勵志型」紀錄片，每週以悲情、賺人熱淚的故事，成功打響節目。頻道紀錄片的湧現帶來收視群眾，卻不足以讓泰國紀錄片登上銀幕，泰國的電影觀眾對紀錄片仍抱持著負面的印象——單調、乏味、沒有大銀幕的「娛樂效果」。

在「獨立電影」的觀念還未建立起來的時代，無論是泰國電影觀眾，或是泰國影人，都難以想像《哭泣的老虎》（Crying Tigers, dir. Santi Taepanich, 2005）跟《最後的得分》（Final Score, dir. Soraya Nakasuwan, 2007） 這兩部紀錄片，能經由主流通路在全國發行。這在今天看來，都還是件難事。不過，這兩部影片也刻意迴避了紀錄片的標籤，自稱實境電影（reality film）。比這兩部電影更早受到國內外注目的是真人實境秀的電視紀錄片Ong-Bak （Prachya Pinkaew, 2003），標記「不吊鋼絲、不找替身」、「沒腳本，沒演員」，以強化「真實」情境，吸引大眾。

泰國獨立電影萌芽、茁壯之際，泰國紀錄片仍在踽踽獨行。同一時期鄰近的國家如緬甸、柬埔寨，早在2000年便致力於質量均佳的紀錄片製作。特殊的歷史、政治及經濟情勢，或許是導致泰國紀錄片發展遲緩的原因，但另一個我個人認為不容忽視的因素則是，泰國電影工業雖逢199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而走下坡，卻從未蕩至谷底，因此沒有另覓電影新路的必要。多數泰國導演仍沿用電影工業慣有的模式，在沒有進步的情況下，加上壓抑的文化氛圍、觀眾仍抱持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資源的缺乏，再再讓泰國紀錄片的發展停滯不前。

雖然如此，過去十年，泰國當代紀錄片仍經歷了三個重大的變化，為泰國紀錄片帶來新的展望。

（1）「公爵獎」（Duke Award）與「薩拉亞紀錄片節」（Salaya Doc）

1997年創辦的「泰國短片與錄像藝術節」（Thai Shor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TSFVF），是泰國影史上最老牌的影展（2016年辦理第二十屆），也是所有影片類型的導演最重要的發表平台，參展者背景多元，從學生到未成名的導演，其中不少人以紀錄、劇情或實驗短片入圍或得獎。隨著參展紀錄片水準與片量的節節升高，影展於是決定在2006年為紀錄片設立專門獎項「公爵獎」。這項對紀錄片成就的肯定，史無前例地讓泰國紀錄片獲得「官方認可」。五年後的2011年，因為該影展與釜山影展、山形影展結盟，TSFVF團隊又為泰國紀錄片拓展了全新的映演平台——「薩拉雅紀錄片節」。紀錄片節除免費放映國際紀錄片外，也開闢東協（ASEAN）導演競賽單元，並為亞洲導演與電影學者組織研討會及工作坊。影展辦理至第六屆，泰國自製的紀錄長片終於得以在自己的國家做首映，影展也意外培養出新的觀眾群。

然而，這些決策並非從天而降。除了紀錄片影展的土壤外，另兩場重要的行動與事件不能不提。首先是泰文電影雜誌《Bioscope》發起的「鄰居的記錄影像」（Sarakadee Kaang Baan）計劃，從2003年始至2013年，共執行了五屆。這個計劃補助紀錄片導演，獲選者可得到包括專業工作坊、器材以及資金的支持。有些因為這個計劃而孕生的作品，相繼在泰國與國際影展受到肯定。另一個重要的事件是2005年的「天真無邪」現象，《天真無邪》 （Innocence dir. Areeya Chumsai, Nisa Kongsri, 2005）是一部以泰北山區少數民族學生為題材的低成本製作，在釜山影展首映後，連續在泰國院線放映五週。這部動人之作，吸引了獨立電影社群以外的觀眾，為泰國獨立電影立下另一個成功範例。《天真無邪》在票房上的成功，也證明了泰國觀眾中「另類社群」的成長，這些觀眾更爲泰國紀錄片打開了新的通道。

（2）紀錄片俱樂部（Documentary Club）

由Thida Plitpholkarnpim一手創立的「紀錄片俱樂部」，可說是讓泰國紀錄片登上大銀幕的夢幻計劃。創辦之初，Plitpholkarnpim女士身兼電影雜誌《Bioscopes》的共同創辦人及編輯之職。2014年中，她提出以群眾募資方式募集一百萬泰銖（相當於一百萬台幣）的計劃，目標里程是為紀錄片做有限上映（limited release）的發行模式至少一年。沒想到眾籌反應熱烈，不到數月便募集了四十萬泰銖的資金，她決定提前發車，於同年十一月發行《尋秘街拍客》（Finding Vivian Maier） （John Maloof, Charlie Siskel, 2013），獲熱烈迴響。第一部紀錄片的成功發行，讓「紀錄片俱樂部」獲利不小，財務穩定後，募資計劃也隨之停止，並在兩年間展開了全面的紀錄片上映計劃，包括《第四公民》（CITIZENFOUR, dir. Laura Poitras, 2014） 、《Amy》（dir. Asif Kapadia, 2015）、《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The New Rijksmuseum, dir. Oeke Hoogendijk, 2014）、《狼群》（The Wolfpack, dir. Crystal Moselle, 2015）、《時尚天后的繽紛人生》（Iris, dir. Albert Maysles, 2014）、《萬物終將消逝》 （All Things Must Pass, dir. Colin Hanks, 2015） 以及《插旗攻城市》 （Where to Invade Next, dir. Michael Moore, 2015），以及具挑戰性的Joshua Oppenheimer的《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 2012） 及 《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 2014）。

「紀錄片俱樂部」市場策略精準，選片多元，且擅於社群經營，培養出一批不同於死忠影癡的觀影群眾。過去，受限於市場規模，獨立電影大多只能在曼谷放映，但「紀錄片俱樂部」卻點燃了泰國各省的另類電影需求。曼谷以外的影迷群起要求地方院線開放時段給非主流作品，同時「紀錄片俱樂部」的票房保證也為非商業電影帶來收益。除了院線放映、DVD發行、隨選視訊外，「紀錄片俱樂部」也和咖啡店、酒吧、藝術空間、社團等合作，拓展放映空間。經典紀錄片跟主題較硬的作品，會被包裝成主題系列，設計相關社會與文化議題的延伸討論。類似這樣的操作，大都很成功。雖然泰國導演並不直接參與「紀錄片俱樂部」的計劃，卻因為觀眾群的拓展而獲益，多扇大門與通路被相繼開啟。

（3）年度紀錄片獎（Annual Award for Documentary）

多元的紀錄片題材與美學，讓泰國紀錄片相較於院線主流的劇情片，更見出色。因為製作精良，好幾部泰國紀錄入圍或榮獲「年度泰國電影獎」，包括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獎等重要獎項。獲得肯定的紀錄片有《哭泣的老虎》，講述五個泰國東北人在曼谷的掙扎人生；記錄四名花費一整年時間準備入學考試的學生的《最後的得分》；2006年軍人政變前被指控毀謗時任總理的新聞記者事件《真相》（The Truth Be Told, dir. Pimpaka Towira, 2007）；泰國南部諸省暴動中女教師被殘殺的爭議事件 《公民朱玲》（Citizen Juling, dir. Ing K, Manit Sriwanichapoom, Kraisak Choonhavan, 2008） ；女性佛教徒嫁給穆斯林丈夫後展開的全新生活《皈依》（The Convert, dir. Panu Aree, Kong Rithdee, Kaweenipon Ketprasit, 2008）；交織泰國農人生活與泰國政治的《農業烏托邦》（Agrarian Utopia, dir. Uruphong Raksasad, 2009）；《阿拉伯寶貝》（Baby Arabia, dir. Aree, Rithdee, Ketprasit, 2011）講述同名泰國穆斯林樂團的故事；《盧比尼》呈現兒童泰拳手光環的背面（Lumpinee, dir. Chira Vichaisuthikul, 2011）；《祝我們好運》（Wish Us Luck, dir. Wanweaw Hongwiwat, Weawwan Hongwiwat, 2013）記錄一趟從英國啓程，沿著西伯利亞鐵路旅行的回家之路；《瘋狂的悖論》（Paradoxocracy, dir. Pen-ek Ratanaruang, Pasakorn Pramoolwong, 2013）以頭部特寫式訪談、討論2014年政變前泰式民主；《邊界》（Boundary, dir. Nontawat Numbenchapol, 2013） 從不同的視角探見泰柬邊界柏威夏古寺之爭，以及 《卡拉OK女郎》（Karaoke Girl, dir. Visra Vichit-vadakan, 2013），以半紀錄半虛構的形式呈現卡拉OK女郎的真實人生，交集她所朗讀以她為角色參照的腳本。

泰國最重要的三大電影獎，「Starpics泰國電影獎」、「曼谷影評大獎」，以及「金天鵝獎」（Suphannahong），也分別於2015年設立了紀錄片獎項。其重要意義在於這些肯定來自泰國電影產業，而非只是獨立電影圈。紀錄片漸露頭角，卻仍因院線壟斷式的經營，不願承擔票房風險，導致只有極少數的泰國紀錄片能在院線放映。即便如此，院線放映紀錄片的數量仍在逐年增加，2013年至2016年，三年之間有18部紀錄片或類紀錄片上院線。相較於2005年至2012年，七年之間卻只有15部，已有成長。2014年間，更多獲得國際肯定、精彩的紀錄片在戲院上映，這些影片包括《母親》（Mother, dir. Vorakorn Ruetaivanichkul, 2012）、《河》（By the River, dir. Numbenchapol, 2013）、 《大師》（The Master, dir. Nawapol Thamrongrattanarit, 2014）、 《稻米之歌》（The Songs of Rice, dir. Raksasad, 2014）、《誰的音樂》（Y/Our Music, dir. Waraluck Every, David Reeve, 2015）等。 其中，《北方故事》（Stories from the North, dir. Raksasad, 2005），在完成十一年後，才終於能在院線上映並大獲全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同時期幾部輕鬆的電視紀錄片，如《唐氏》 （The Down, dir. Pisuth Mahapun, 2015）、《九州》（Kyushu, dir. Sanqband, 2015），也都走出電視頻道在戲院上映。這兩部片也翻轉了我們對主流電視台所製作的紀錄片的固定印象。

一般熟知的幾位泰國紀錄片導演，包括精於攝影的Uruphong Raksasad，他擅長勾勒農村生活；Panu Aree（以及跟他共同導演的朋友們）能細緻地處理的穆斯林文化；新人Nontawat Numbenchapol結合社會議題與青年世代的窺探（最新作品 #BKKY, 2016），開拓了非傳統紀錄片的敘事風格。難以定類的 Thunska Pansittivorakul，其紀錄片作品有《巫毒女孩》（Voodoo Girls, 2002）、《快樂莓》（Happy Berry, 2004）、《隔離區域》（This Area Is Under Quarantine, 2008）、《恐怖份子》（The Terrorists, 2011）。Pansittivorakul後期的作品幾乎都無法通過泰國電檢，因為片中大膽的政治宣言以及男體裸露的畫面。

前述的變化與現象，並不意味著泰國紀錄片已有樂觀的前景，因為多數紀錄片導演仍得兼拍劇情片存活，有些則已離開紀錄片崗位。在當今軍人政權的控制下，言論自由緊縮，肅殺之氣瀰漫，許多具批判議題的紀錄片也轉向地下。但是，曾經不可預見的可能，也因為紀錄片作為強有力的敘事媒介而浮現了，我們因此仍抱著希望，在影像工作者與觀眾的共同努力下，泰國紀錄片史上能添加更多新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