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單位近年持續為台灣紀錄片工作者引介國際合製管道與資訊，國家電影中心也在九月10到13號，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美術館舉辦了「Doc+紀錄片國際工作坊」，四天的密集課程在兩層樓同步進行大班講座與小班專業工作坊，邀請國際資深製片、版權代理商深入介紹紀錄片從籌資、製作到發行的跨國產業機制，以及邀請國內外有國際合製經驗的創作者，和在地工作者分享跨國合作的經驗。活動吸引多位紀錄片工作者全程參與，包括《麵包情人》導演李靖惠、新北市紀錄片獎首獎得主周文欽、《邊城啟示錄》導演李立劭、《屌人》導演于光中等。此外，透過這次的討論與分享，也打破我們對於國際合製模式的某些既定印象。本篇觀察報導將從國際合製的角度切入，分享此次工作坊相關的內容。

製片人：創作者的軍師與伴侶

歐美的紀錄片產業與劇情片產業，都將製片人視為影片製作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但在台灣的獨立紀錄片領域裡，紀錄片的製作仍然常由導演孤軍奮鬥。「台灣需要培養專業的紀錄片製片人」，紀錄片導演于光中在與芬蘭製片跨國合作《屌人》之後，在座談會「國際合作的敲門磚」上大聲疾呼。黃惠偵導演製作中的《我和我的T媽媽》也是跨國合製作品，在同場座談聊到他和台裔紐約製片李嘉雯（Diana Chiawen Lee）合作的過程，她這樣比喻製片與導演的角色，「製作紀錄片的過程像下棋，導演是在棋盤上下棋的棋手，製片像是軍師，總是往後想到接下來的五、六步。」透過專業製片的協助，導演可以專心投入拍攝，在創作過程中也可以獲得專業意見，不再孤軍奮戰，製片的人脈與資源也能讓作品有更多機會在國際舞台上找到更好的起跑點。

在理想的分工狀態裡，製片人協助導演備妥並管理拍攝與後製所需要的各種資源，並在作品完成之後管理影片的發行概況。這是一段動輒三年的合作關係，因而，製片與導演之間如何相處十分重要。在「邁向專業製片人之路」講堂裡，加拿大製片Bob Moore除了介紹製片人從決定合作對象、籌資到發行所有過程的進行方式之外，他也強調在導演與製片之間，溝通與尊重的重要。他認為製片與導演之間不但要發展合作默契，也需要在雙方皆互相尊重以及全心投入的前提下，開誠佈公地討論所有合作細節，並針對雙方協議簽署合約。在座談會「國際合作的敲門磚」上，與談來賓們也強調慎選對象與互相尊重的重要。「紀錄片製片和導演的合作時間很長，彼此的關係就像結婚，中間難免意見不合，但只有互相尊重才能成長。」製片李嘉雯到，她的合作伙伴黃惠貞導演則說「製片和導演需要長久合作，對象需要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于光中導演的《屌人》也說「沒有人會拍自己不喜歡的題材，也沒有人會和自己不喜歡的人合作。」

但台灣面臨缺乏專業製作人的處境如何解決？記者與奧地利籍講師彼得‧揶格（Peter Jäger）談到台灣缺乏專業製片的時候，Peter表示奧地利過去在紀錄片產業也缺乏製作人，當時他和公部門建議的方法，是連續數年補助年輕製作人前往重要紀錄片影展與提案活動觀摩，讓他們直接見識提案會如何進行，認識各國製片人與創作者，藉此打開培訓者的眼界，並快速提升他們的專業知識與美學素養，在進行數年之後，果然培養出幾位專業能力與素養接與國內頂尖創作者並駕齊驅的製片。

換種角度看國際提案：作品的討論比獎金更重要

各地的國際提案大會是當今紀錄片籌資的重要管道之一，但參加提案會的意義不僅僅是籌資。「提案不是在賣東西，這樣的想法投資方不會買單，你應該藉由提案練習公開演講、組織想法、聆聽意見。」紀錄片導演羅伯龍布（Rob Rombout）在「羅伯龍布大師創作講堂」上強調。印度紀錄片導演Sarangi Surav在另一場座談中也提到，「提案大會的最後贏家，不一定是提案競賽的大獎得主。」更重要的收穫是提案者從提案工作坊和講師、學員的討論，以及和投資方面談的過程中經歷的挑戰、回饋，為自己的作品整理出新觀點。

除此之外，獨立紀錄片創作者多數以攝製紀錄長片為目標，但加拿大製片Bob卻指出，這樣的成品格式在提案大會上並不吃香。Bob雖然也以製作紀錄長片為主，但他強調電視頻道仍是全球產業掌握最多製片資源的人，爭取和電視頻道合作仍是許多製片籌資的重要目標，他鼓勵創作者在籌拍時就考慮不只製作一種版本，好讓作品有更多找到資源的機會。「不是所有出資方都要求創作者成品只能有一個版本，因此拍攝長片的創作者在前製期應持開放態度面對製作電視版的紀錄片，在參加提案會時將之納入選項之一。」Bob強調。而《我和我的T媽媽》製片李嘉雯則會視每個提案會的焦點或興趣不同，和黃惠偵一起調整每次提案的重點。

跨文化與國界的合作：交流創意而非妥協

跨國合製不但能為作品尋得更多資金，也有機會和他國投資單位、技術人員合作，但我們難免擔心，創作者可能遇到出資方——通常可能是電視台編審（commission editor）——強勢要求創作者配合特定敘事架構或要求，使得拍攝計畫被出資方牽著走，最終成為不是自己所期望的作品，但從工作坊的多場談話中可以發現情形並非絕對如此。

在「亞洲的國際合製」座談會中，Bob也和Surav從東西方觀點交換國際合製的經驗，Surav是資深紀錄片導演，也是經驗豐富的製作人，近年的作品《比拉看世界》（Bilal，2008）、《吾島無家》（Char... The No-Man's Island，2012）都是透過國際合製完成的作品，並入選多個重要影展。在國際合製的框架下，他的敘事與影像風格上仍有者強烈的實驗與獨立在地性格。Surav提到大家的擔憂，他認為大家對於電視台編審難免有成見，認為編審容易介入和主導創作方式，但Surav認為「編審們並不是壞人，他們有時能在創意面、資金面提供我們不少協助。但主流紀錄片頻道通常無法對創意紀錄片（creative documentary）照單全收，有些電視台的編審可能因而在合作上主控性較強，只是對我而言，這就不是適合我的合作對象。」Surav說。因此，清楚知道自己希望合作的方式，耐心謹慎挑選合作投資單位，可能為作品帶來更多幫助。但他也強調與電視台合作時製片人角色的重要性，「電視台合作的對象應該是製片人，不是導演。」製片人負責和出資方溝通協調，創作者則專心從事紀錄工作。

跨國合製時面對不同文化的成員與不同的意見，如果能保持開放的態度聆聽和溝通，不但不會讓作品被牽著走，反而能在創意層面得到更多收穫。Surav分享剪接《吾島無家》的經驗，這部拍攝恆河沙洲上無家可歸的天災難民的影片在日本進行剪接，在開始之前，Surav先與剪接師花了一天溝通雙方的想法。「和其他國家的專業人士在創意上合作，是一場雙方都全心投入交換意見的過程。」Surav說。身為創作者的他，對作品也有自己的堅持，不擔心受到其他人干涉，談到如何在跨國合作時面對不同的建議，Surav認為「你必須充分瞭解你自己、你的拍攝題材，由此出發，透過和其他人的合作來豐富你的作品，而非不斷妥協。」

在本土認同與國際觀點之中尋找平衡

但不可否認的是，跨國合作也意味著，面對更不同的觀眾，敘事策略也必須隨之調整。一是從作品深掘核心的普世價值，一是針對不同背景的觀眾調整敘事方式。Bob以他和日本合製的一部紀錄片為例，該片探討日本的獨特偶像文化，這個議題對於日本觀眾已非常熟悉，但對於西方社會則是一種全然陌生的文化衝擊。因而，當本片導演決定以跨國合製的方式進行，就必須調整敘事方式，引導其他文化的觀眾瞭解議題背景。但是Bob也強調，選擇為國際觀眾拍攝這樣的題材，並非完全犧牲了在地的文化認同與影響力，「其他文化中的觀眾看到這個議題，仍可以從中反思自身的處境。」這樣的調整並不代表犧牲失去了原本拍攝初衷，只是在跨國合製的前提之下嘗試平衡國際觀眾與在地認同。

Surav的《比拉看世界》以及黃惠貞的《我和我的T媽媽》則都是從一個極為在地且私密的故事，窺見普世的情感。《比拉看世界》以印度貧民社區中一對盲人夫婦的小孩做為拍攝對象，透過蹲點拍攝的影像，我們看見紀錄者與小男孩的親密情感，也看見這一家人相互扶持的可貴親情。黃惠貞的《我和我的T媽媽》是一段同志母親與異性戀女兒之間的私密對話，雖然片中涉及部分台灣道教文化，但是敘事仍以母女對話以及性別認同等普世議題為主軸，讓影片打破文化與國界的隔閡。

挑對起跑點：從影展策略 到愈趨複雜的發行管道

在這次的工作坊中，講師們多次提到影展策略非常重要。挑對影展起步，甚至在重要競賽獲獎，絕對能大幅增加影片在世界影壇的能見度，以及增加後續的發行機會與籌碼。因此，歐美、亞洲等地一、二線的影展絕對是每部紀錄片極力爭取亮相的舞台。但為了增加影片被選中的機率，這時製片人與版權代理商的角色就顯得格外關鍵，在講堂「紀錄片國際發行面面觀」中，擁有多年製片與發行經驗的Irena Taskovski談到製片人與版權代理商（sales agent）在影片參展過程中的角色，她提到這些工作者多半和各影展選片人之間保持聯繫，也會針對影片的屬性主動聯絡適合的影展，甚至在不同影展間協調談判，增加作品在更多影展曝光與參加競賽的機會。

儘管台灣多數獨立創作者沒有合作的製片與發行代理人，Irena表示，創作者仍然可以嘗試自己聯繫影展單位，而且要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不要因為缺乏自信而被影展單位佔便宜，或是因為被影展拒絕而灰心。在參加影展之前，每個人應該要整理一個自己的影展清單，Irena打開她的清單，裡面從歐美、亞洲、到非洲蒐集了至少超過300個大小影展，並列出每個影展的徵件截止時間、影展屬性等細節，Irena鼓勵所有人也可以自己從「英國文化協會」、「歐洲紀錄片連線」（EDN，European Documentary Network，需註冊會員）、「CINANDO」（需註冊會員）等網路平台整理自己的影展與提案相關資訊。

若影片順利選入影展，參展之前必須準備好行銷素材（promotional material），與新聞資料（press kit），提前透過email提供給相關媒體，或是放在媒體中心參加影展的記者取閱，並宣傳作品的放映時間，吸引大家參加放映。新聞資料除了提供劇情大綱與劇照之外，也可引用媒體或人物的評語，吸引人們的目光，在新聞資料中更可以提供導演的報導或專訪（找朋友幫自己做一則專訪也可以），除此之外，也可以提供一些和影片內容相關的資料，例如關於拍攝議題的相關社會背景及數據，這些資料都可能成為更多不同屬性媒體的興趣，以及他們籌備報導時的出發點。

作品一旦在重要影展獲得迴響或獎項，影片便有機會前進更多影展，以及獲得發行商和電視頻道青睞。此時和發行商的聯絡便是製片或版權代理商（sales agent）的工作。從事紀錄片國際發行的講師Peter Jäger在「國際發行合約管理」的講座中除了講解製片、版權代理商、發行商、以及頻道商之間的授權模式與拆帳比例之外，他也表示，在數位時代的影片發行工作愈發複雜，除了以往影展、戲院、DVD、VOD、電視等發行管道之外，現在又多了各種影視串流平台（例如Neflix、iTunes等），加上各家數位平台要求的影片格式又各不相同，也增加了素材製作的成本與管理的難度。只是近年線上串流平台和版權擁有之間的授權與拆帳機制仍有不少爭議之處，洽談授權時仍須特別留意。 

本次的「DOC+紀錄片工作坊」是台灣少數深入引介國際合製各環節進行方式的活動，不論從籌資、製作、到國際發行的商業機制皆有深入的介紹，工作坊更是國際專業製片與發行商和台灣紀錄片工作者交流的重要場合，多個講座皆配有同步翻譯，讓講師與學員互動氣氛隨著活動進行愈發熱絡，在培養專業人才上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台灣若需發展健全的紀錄片產業環境，培養瞭解國際產業機制的專業製片人仍是當今的首要之務，而這次的工作坊僅為有志之士打開一扇窗，期望未來有更多相關單位持續辦理這樣的活動，帶出一批年輕的專業製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