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一部影片因為上映的檔期不同，在不同的地區可以獲得截然不同的反應。 

英國電影《編寫美好時光》（Their Finest；台譯：他們的美好時光）描繪二戰時期，兩位電影編劇如何在戰線後方以「敦克爾克大撤退」為題，用打字機為飽受挫折的英國社會找回對於未來的信心。

台港兩地上映檔期，恰好分別在諾藍的《敦克爾克》上映前後，似乎也因此造成兩地票房的兩樣情。儘管台灣影評對本片評價不俗，但排在5月上映的《他們的美好時光》台北票房最後卻以台幣39萬的成績黯然收場。而香港在《敦》片之後的7月20日上映《編寫美好時光》引發不少迴響，至截稿當日（8/11）上映滿三週，仍有一天兩場的安排，市場反應明顯比台北票房出色。

而這也是一部「關於電影的電影」，劇情牽涉了從編劇到製作方方面面的環節，也讓人看見電影創作者面對困境時不撓的精神，更擄獲許多影癡與電影工作者的心。這次中國獨立電影導演應亮便撰文分析《編寫／他們的美好時光》如何是一部「獻給電影的情書」。

《編寫美好時光》以電影化的書寫，公開了一封給電影的情書，更以半開玩笑的口吻，把電影放上了神壇，表達了一眾電影人對「電影之神」的感恩之情。王國維和蔡元培，均於上世紀初提出「以審美代替宗教」的觀點，據此可見，文學藝術與宗教信仰的地位是值得探討的。那麼，類似「電影之神」的說法，也就不算很極端了。

信仰，總產生於最沒希望的時刻

臨近片尾，老演員來到女編劇的新住所。女編劇開玩笑說：包租婆不認得大名鼎鼎的你，是因她從不看電影，所以她還沒得到神的旨意。但其實，此時出現的老演員，不正是由電影派來的、要把女編劇接回去工作的使者嗎？

據說，美國曾做過一次問卷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所謂有宗教感的人的共同特征為：雖然我正承受痛苦，但認定自己所做的事必有價值。《編寫》中的好幾位人物，都有著自己的「最沒希望的時刻」：女編劇、老演員、製片人、女經紀人、老編劇、露絲和莉莉……但，電影之光，總能從一道不起眼的縫隙鑽入，照亮每個人的生活。所謂「不起眼的縫隙」，可能只是女編劇為報紙漫畫所寫的幾段對白、一個不為老演員所接受的角色、一位令製片人想起自己孫子的戰鬥英雄、一位令女經紀人心儀的老演員、一份讓老編劇貢獻畢生的工作、一篇對露絲和莉莉的錯誤報道……而他們也都從此認定：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已顯露出了必要的價值。也許，這就是所謂信仰來臨的過程和結果吧。

在德文郡的拍攝，儘管條件不佳：膠片不足，人手不夠、演員非職業、用洗手間要排隊……但這群處在失業邊緣的電影人，因這次製作而重獲了尊嚴和自信。乃至每晚在酒吧的聚會，無論是滑稽的排練，還是小酌及歌唱，都成了美好、難忘的回憶。

1940年6月的敦刻爾克大撤退至9月的倫敦大轟炸，歐洲和英國人在那時應該都不曾想過「勝利」這兩個字吧。於是，從來就有紀錄片宣傳經驗的英國，看到了電影這根救命稻草，政府的名望最終也確實為其所打救。空襲之夜，女編劇打開露絲和莉莉寄來的新年賀卡，上面的那句祝電影進展順利的話，猶如一道福音，把陰暗的防空洞照亮。

打字機，如同俠客的劍

《編寫》通過聲音和畫面，把編劇們的寫作行為呈現得如同動作片一樣。而打字機在影片中的功能和意涵，與中國俠客手中的劍有類似之處，如下：

第一重：對抗不義的武器。

當劇本寫作如火如荼時，女編劇還在摸索工作要求，寫的對白被男編劇責難太啰嗦。辦公室內，一老一少兩位男編劇，把打字機敲得如同機關槍一樣密集、響亮。正如以男權為中心的戰爭一樣，在這樣的現場，女人肯定要靠邊站（坐）的。除了男女在辦公室內的空間關係以外，男編劇們的打字機很大，女編劇的是手提式，從此亦顯出性別和地位差別。

空襲之夜，女編劇去了防空洞，男編劇徹夜打劇本。他不顧越來越近的炸彈，把音樂放大，只管急速敲打。男編劇沒上戰場，是因政府認為他的電影才能，對戰爭有更多貢獻，所以此刻的他，當然是一名戰士，打字機就是槍。

第二重：因使命而存在。

又一個空襲之夜，女編劇獨自在辦公室寫電影結尾。這既是倫敦城將傾之刻，也是電影危難之時，因寫不出好的結尾，電影將無法完成。就在此時，我們與女編劇一同見證了「神跡」：辦公室非但安然無恙，她還寫出了兩部電影的結尾——一部是於片場拍攝的電影，她用男編劇的大型打字機寫完；另一部是她與男編劇的「電影結尾」，她用自己的手提打字機完成。天亮後，女編劇回到被炸成廢墟的住所，假設她前晚回家，很可能死於空襲。如此，可很明確看到這樣的邏輯：女編劇因負有電影使命，從而不會死，她也是完成這項使命的最佳人選。

第三重：雌雄雙劍。

於德文郡的邊寫邊拍，如同獨立電影的製作一樣：艱苦而浪漫。男女編劇有一段改寫、重寫美國青年所演內容的美好時光。他們敲打字機的段落與「戲中戲」美國青年的表演段落，交替出現、虛實相應，不僅生發出幽默感，更重要的是：兩人的感情由此發展，男編劇更是徹底愛上了她。

噠噠的打字聲，從黑夜響到天亮，從室內響到室外，從兩人並排而坐響到相對而坐，男編劇抬眼望向她的一瞬、讚美她狀態大勇的一刻，以及天亮後兩人互道「睡個好覺」的心情，與情侶拍拖并無二致。再留意觀察兩人坐姿的變化，攝影機拍法的變化，其實導演留下了很明顯的性暗示。

編劇究竟是干什麼的？

編劇至少是一項智力遊戲，夠聰明的人才有條件玩。很顯然，男編劇正是憑此發掘出女編劇的。創作的本質就是擁抱意外、把錯的事情做對、把災難變成好事、遭遇限制超越平庸。於是，在《編寫》中，無論難題來自何方：現實的、政府的、軍部的、發行商的、製作事故的……哪怕演員都走完了，只要依靠智慧，都可以解決，甚至會更好的結果。波蘭斯基在自傳中有過這樣的表述：任何操作難題，通過劇作都可以解決。

聽朋友講，《明月幾時有》假設沒方伯母這個人物，這部戲一無是處。但，創作是不可以假設的。即便表面看，千般前因皆是巧合，最終還是作者的選擇，還是作者的精神畫像。待救的法國兵是男人，施救的是男人，帶來銷售意義的美國人是男人，但最終還是由露絲解開了螺旋槳，船才能開，救援才能完成。這正是女編劇的自我寫照、精神救贖；現實政治做不到的事，電影可以做到，這也是電影和創作的魔力。所以，當戲院中的觀眾勸女編劇再看一場時，她說「我要回去工作了」，以及她的工作是「空襲防衛兵」，因她完全明白了電影的意義和自己的義務。而電影也給了她極大的回報，在片尾「紀錄片」的底片上，永恆地留下了她與情人的身影。

再看女編劇寫的與男編劇的「電影結尾」，幾乎每一句對白，在發生過的現實（其實是我們看的《編寫》這部電影）中都有原型：比如，高太，你是想吵架，是嗎？比如，這句話你預先排練過嗎？比如，Catrin式的對白。比如，去掉一半。哪一半？沒用的那一半……編劇（電影創作者），就是一位把生活現實變成電影現實的人，讓生活中的事件、人和對話變得有結構、形狀、目的和意義……——從這個角度看，《編寫》不僅是一部關於電影的電影，也有電影學習教材的功能。

《編寫》中的那位導演，原本是拍紀錄片的，沒經驗也弱勢，再加製作困難不斷，於是有了了機會令觀眾看到編劇對創作的關鍵作用。直至片尾，老演員要接新戲，還一定要找女編劇出山，才能對未來作品的水準放心。就常規的敘事電影而言，《編寫》所呈現出的成為一名好編劇的條件和能力要求，都是毫不誇張的，也是寫實的。

向「電影之神」致敬并開點玩笑

老演員在拒絕為美國青年做表演指導時說，我是藝術家，通過模仿來創作。這是40年代英式表演的基本觀念和方法，而同期的美國，伊利卡山正開始形成以體驗為核心的方法演技系統。當代的電影表演不會再涇渭分明，可以說西方電影表演的傳統，給了《編寫美好時光》足夠的厚度，其中每句話都不只是表面的那一句話，每個表情都不只是喜或悲而已。只看女編劇與丈夫分手那一場就夠了，一句「我感到高興」，一個微笑，所有的聲音和細節既真誠又完全不單薄。

《編寫》以大量的剪影和半剪影來呈現這些表演，這是電影表演的又一個本質：不單由演員來完成。而那場炸毀時裝店的戲，由女編劇的眼光出發，看到橫尸的其他女性，令我們和她一起第一次面對死亡，而如此重要的時刻由大量細節建構: 晃動的火光、遠處的晨曦、毀掉的建築、破碎的模特、死去女性的樣子、剪影中的嘔吐......。這是只有電影這門藝術才能完成的表達，因只有電影才如此真實、具體。

無論呈現戰時電影人的處境和工作方法，包括演員創作方法的細節，還是《編寫》本身極高的電影化書寫程度，都印證了這一封寫給電影的情書。

除此，還有些可當玩笑看的小細節：比如，女同事提及，男編劇可能不是由媽媽生出來的，是老編劇把他從酒吧撈出來的，當時他在木屑中。而我們知道，上帝之子出身於木匠家。巧合的是，砸死男編劇的高臺，也是木製的，架子的部分構件猶如十字。男編劇還「復活」了的，在電影製作無以為繼時，他出現在女編劇身後，啟示她說出讓露絲去解開螺旋槳的話來。再比如，三代編劇如同三代劍俠，老編劇挖掘了男編劇，在《編寫》開始時，徒弟已是掌門人了，師傅只是助理。女編劇是男編劇挖掘出的徒弟，男編劇最後向她承認，我已追不上你了。

半真半假的致敬和玩笑，虛虛實實的創作和現實，成就了《編寫美好時光》的全部嚴肅和幽默。也令一部關於四十年代英國的電影，與更多時空中的觀眾產生聯繫，引起可能反顧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