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51典禮與影展方告結束，回顧此次金馬，無論在華語電影獎項，乃至金馬創投與金馬電影學院單元，不難發現更為顯見的文藝氣息之瀰漫。今年金馬獎中最受注目、在重要項目上纏鬥至最後並一舉奪下大獎的影片，許多都是和文學關係緊密的陸片，如《一個勺子》、《推拿》、《歸來》。此外，《黃金時代》雖非改編劇本，但描述的是民國時期文學才女蕭紅。其中，婁燁改編自畢飛宇小說的電影《推拿》不僅獲得最佳劇情片，也拿下了其他5個重要獎項。陳建斌改編胡學文中篇小說《奔跑的月光》、自編自導自演的處女作《一個勺子》，則一舉為他贏得了最佳男主角與最佳新導演獎。

不單奪獎陸片多與文學過從甚密，本屆金馬創投會議中，「文學改編」也是一大亮點。朱天文經典作品《荒人手記》、得獎無數的馬華女作家黎紫書的《告別的年代》、李維菁的《我是許涼涼》皆化身劇本，入選25部企劃。最終，《荒人手記》獲頒阿榮獎，《我是許涼涼》得到中影前置設備獎。無獨有偶，金馬電影學院院長侯孝賢也一反過往學員共創劇本的慣例，轉以「文學改編」為第六屆金馬學院命題。學員們從指派的四則短篇小說中，選出兩位台灣文學獎常客的作品——黃麗群的《海邊的房間》與劉梓潔的《雷射》——進行改編。

文學改編電影的沉寂與復現

當然，文學改編電影絕非今年金馬獨有的現象，Brian McFarlane在《從小說到電影：改編理論導言》中分析，從1927年起至成書的1996年間，約有3/4的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得主都是改編作品。 倘若回顧台灣電影史，可見文學與電影互動的親密程度，則隨時間遞移與產業脈動有所消長。1960至1980年代，愛情文藝片大量改編自瓊瑤小說；新電影時期，眾導演則紛紛以現代與鄉土文學為對象，進行風格化的影像詮釋，改編文學在影視產業佔有絕對的一席之地。然而，誠如林文淇在〈淺談1960年代後台灣電影改編小說現象〉文中指出的，「80年代小說改編的票房表現失色，導致90 年代文學改編電影的缺席。」

然而，2010年的《父後七日》改編自得獎散文，之後更多改編自暢銷小說、漫畫或繪本的台灣電影陸續上映。改編電影不僅票房回溫，從2014年金馬影展看來，似乎也逆轉了自2007年《色戒》以來，金馬獎中文學改編電影稍顯沉寂的情勢。綜觀今年的金馬獎、金馬學院到金馬創投，此波文學改編電影風潮的共同點，在於他們所感興趣的對象，不僅僅是票房保證的暢銷小說或文學經典；除了作品已曾被改編為電影的朱天文、嚴歌苓與胡學文，導演與製片更嘗試開發華語圈文壇新秀的創作。上述文學作品除了故事概念與敘事結構精湛，文字質感與意象氛圍饒富個人風格，更受到文學界專業人士的認證與背書。可見得無論是影展評審、業界人士與培育影視人才方面，大家都相當有默契地渴望從文學的沃土中汲取養分。

或許是更系統化地媒合出版與影視產業的成果逐漸發酵，又或許是產業內部缺乏好的故事，2014年金馬獎、金馬創投與金馬學院才會不約而同地讓「文學改編」成為關鍵字。文學改編既能為電影敘事別開生面，亦有機會為出版與影視產業締造雙贏局面。過去，文人與影人曾共創台灣電影的榮景，但也如聞天祥指出的，當文學改編電影吸引更多投資者後，卻導致「新生的契機轉為商業噱頭，披著嚴肅外衣的文學改編電影，更多時候反而扼殺或削減了原著的尊嚴與價值」，粗製濫造或定位不明，必然導致票房慘澹淒清。好的文學作品無論在票房或故事上都能為電影給出保證，但電影圈要如何誠懇用心地做出精彩的回應與互動，便是文學改編電影成敗的關鍵。

文學改編電影如何改得好、編得妙，勢必得先處理幾個棘手的問題：究竟要忠於原著？還是提供新解？如何將文字進行視聽影像化——從書到螢幕載體的置換，其間牽扯到符號訊息之重組與受眾之異動，比之不同語言間的文字翻譯，要來得複雜龐鉅得多。除此之外，文學性的強弱與題材的歧異，也攸關著改編電影的受眾範圍與組成，決策者也必須審慎地界定自身，做出準確的市場判斷。今年度金馬中改編自文學的奪獎陸片，多採影展導向的獨立製作，而非以大成本的商業片定位。

這類文學性強烈的作品，如何將其已然幽微的文字與精妙的敘事，以生動貼切的影像語彙重新道出。如何不全然背離作者原旨，卻又不致落入無聊死板的複誦；如何淋漓展現電影媒介自身的魅力，卻又能體現文學作品的獨特質感；這些都需要編劇與導演對文本不同凡響的理解，達到神會心領的境界，再經由詮解轉化將之具象化。由上述的層層關卡看來，文學改編確實是一門宏大的學問。

文學改編的挑戰──以第六屆金馬電影學院為縮影

或許，其中的挑戰性與有趣之處，我們能從今年以「文學改編」為題的金馬電影學院窺見端倪。

今年學員的《海邊的房間》與《雷射》二部作品，都在有限的時間內達到短片該有的水準以上。有幸跟這群學員聊聊天，他們多半開心地表示，能夠編導這些平常因為版權和經驗問題，雖有興趣但沒機會改編的文學作品，感到相當興奮。過去學院往往礙於時間緊迫，劇本因急就章而無法完熟紮實。侯院長今年的這番規劃，或許也是希望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在已然穩固的故事概念與文本基礎上施展創意。同樣，這或許揭示了：電影產業在講求效率的同時，要維持作品質量，必須訴求專業分工。

有趣的是，在我們觀影之前，便已聽說其中一組學員個個主見特強，互不相讓。另一組學員則和樂莫名，水乳交融，負責帶領的導師還忙請他們「好好吵場架」。在改編的情況下，閱讀悄悄地在改編的過程中進行，在電影改編過程中做出與閱讀相符的行動。而這次金馬電影學院的兩組學員分別有六位，負責編導的學員又有四位，因此，至少四種的讀法，衍伸出四種相應的解法。當詮解方式各有其合情理與饒富見地之處，那勢必除了在對文本適應之外，還需在彼此的讀術之間作出仲裁。面對文學性豐富、詮釋性開放的兩個文本，二組學員不意外地都走上了各有解讀的岔路；卻因決策模式的不同，產生了相異的合作模式。

《海邊的房間》一組學員，在四位導演閱讀風格大異其趣的情況下，未肯相互妥協。他們首先界定出整座故事的起承轉合，分別認領段落寫本，分頭執導。是以，其成品大量地保有四人風格，各段詮解的說法與再創作的野心，皆相當強悍。像是來自新加坡的曾威量，他所處理的開頭便以一鏡到底、鏡頭幾乎不動的方式處理，聚焦於「可樂」與「搬動」此二關鍵意象，藉此刻畫出故事中養父女間微妙複合的緊張關係。而來自廣東的盧川所執導的結尾，鏡頭雖貌似也不太移動，該觀點出發自下半身癱瘓女兒眼神的流轉，實非不願動，卻是欲動不能。除此之外，執導高潮段落的胡波、負責交代人物關係的黃至儀，各擁獨立觀點。導演對文本的詮解，霸氣地主導著段落的影像風格，決定著故事被觀眾再認識的方式。

正因如此，該組學員們紛紛反應該片最終能如願合體，其實須歸功於剪接廖慶松老師以及女主角溫貞菱，他們藉由流利的剪接與精湛的演出技巧進行再詮釋，這才從中起了膠合的效果。不過，即使最終該片可能產生風格各異的疑慮，但確實因獨特的影像措辭──割除配樂，捨去對白，將文字中抽象的思緒全數傾注到具象的人與物、事件及觀點之中，反顯通篇張力十足，讀者驚喜不斷，段段教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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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選擇拍攝《雷射》的該組學員，雖也將文本分段由四位輪流執導，分工方式與目的不盡然相同。擅長組織邏輯的周全與丁敏，主控故事的情節交代部分；盧煒麟與陳虹任則關注情感在影片中流動的去向，並為該片給出更為詩意而開放的氛圍。雖則兩類導演並未在情感與邏輯的主導上犧牲彼此所長，但確實共同開發出協調彼此的分工模式。

但是，擔任該組導師的連奕琦卻認為創作的本質，在於迫切地渴望表達特定的觀點，因此竟著急地召集學員，拜託他們吵架，鼓勵他們為個人的解讀方式爭取更多的發言權。最後，《雷射》一作出落得如同原作般寫實、輕盈又魔幻，敘事確實清爽而流暢。然而，短片在顧全邏輯卻稍顯生硬的對白，以及側重情感、情節卻顯得太過開放的畫面之間切換，卻似乎像是未真正達成共識，導致四人的風格互有抵銷，整部片的語氣反而顯得有些溫吞。

文學改編的初衷

金馬電影學院此次作品因原著的可讀性與學員的用心而頗具質感，成果值得肯定。然而，從兩組相異的合作模式中，我們亦發現無論是讀法的歧異，抑或是解法間的協商，都將捏塑出電影截然不同的面貌。可見針對文學改編電影所做出的判斷、決策與初衷，深刻地影響文本再現的姿態。

或許，值得我們再進一步追問與深思的是，文學改編電影之目的與意義究竟何在。我們應當留意，文學改編必然牽涉到再創作的過程，即使名為改編，它仍與一個原創電影作品一樣，最終會以其獨立的面貌被完整地重新認識。太過於在意忠誠於文本與否，或是改編方法論優先，看似客觀保守，其實也存在著走入誤區的危險。

文學改編電影雖與原著產生互文與辯證的效果，卻不能再回頭依附原作的價值。同樣，也不能僅將其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只因經濟與題材上的短缺，開發出相應的技巧性戰略，而後規律地套用一系列改編的電影修辭，便以此饜足。

深度閱讀與領會欲改編的文本，以電影語彙展開專屬於該文本的詮解，無論如何應當優先於其他合作策略或商業利益的考量。當其他的目的凌駕了創作的初衷，只一心想著重新以電影媒介包裝暢銷文本再販售，將造成作品的創作能量無足輕重，最終電影與產業都可能面臨空洞化的危險。唯有將原著與改編電影置放於同樣的創作位階，將解讀原作與產製新作都視為使命，電影與文學才能交相輝映，作者們也才能以各自的精采想像、別致觀點與獨特措辭，綻開彼此的視野，深化對方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