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512 2015-06-19 | 院線 |
一座電影博物館的輓歌:《被驅逐的館長》
導演  塔提安納布蘭德魯
演員  
出品  俄國、德國/2015
發行  2015 台北電影節
文 / 蔡雨辰

1989年,戈巴契夫任蘇共總書記的第四年,改革(Perestroika)與開放(Glasnost)之聲甚囂塵上,波羅的海諸國紛紛要求獨立,政治局勢一日數變,老牌帝國搖搖欲墜。兩年後,戈巴契夫辭去蘇聯總統職位,鴿子和鐮刀紅旗自克林姆林大會堂前降下,俄羅斯三色旗取而代之,蘇聯不復存在,一座共產帝國自此解體。

1989年,莫斯科電影博物館成立。值此歷史時刻誕生的博物館,似乎注定了荒唐乖舛的命運。

2005年,擁有影博館土地權的「俄羅斯電影工作者聯盟(Russian Filmmakers Union)」將土地賣給開發公司,博物館被迫休館搬家,館長柯雷曼(Naum Kleiman)與其工作人員隨著藏品流亡,電影文物及拷貝片盤寄居於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儲藏室,工作團隊窩在簡陋的辦公室堅持苦撐。孰料噩運未完,2014年,文化部長惡意解雇柯雷曼,其工作團隊也辭職抗議。

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被驅逐的館長》便是在此背景下捕捉殘喘的影博館餘生,全片以館長柯雷曼為主軸,輔以其工作團隊的口述訪談,不時剪入訪談中提及的電影片段,為這部幾乎純人物訪問的紀錄片建立視覺上的節奏感。影片從柯雷曼的身影開始,他一語道破「電影」對於這個後極權國家的意義,也從此帶出電影的社會實踐。「電影能夠喚醒社會意識,將人民轉變為公民」,對柯雷曼而言,電影是政治角力,是鬥爭工具,是文化遺產,是極權政治下的解放之道。本片欲如實記錄莫斯科影博館的興衰,卻也在探詢的過程中,因為險惡的政經情勢,回應了歷史性的大哉問,在蘇聯帝國中,電影是什麼?帝國瓦解後,電影又是什麼?在政權轉換之際,電影博物館發揮了何種功能,扮演什麼的角色?

莫斯科影博館在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政策下應運而生,館長柯雷曼亦是艾森斯坦專家、電影史學家,在他的領導下,影博館成為俄羅斯知識圈的重要場域。史達林時代的電影檢查非常嚴苛,一般人難有管道接觸世界電影,電影博物館成立後,開始有系統地介紹各國電影,迅速成為年輕影迷的朝聖殿堂。片中,新一代名導安德烈.薩金塞夫(Andrey Zvyagintsev)便自陳將柯雷曼視為電影導師,每日二十部電影的放映量讓這批年輕導演獲得學院外的創作資糧。柯雷曼與他的工作夥伴保衛的不僅是電影文化的遺產,更是一個自由論壇的空間,對俄國人而言,這間博物館的落失證實了自由與民主依然空乏。


片中並無深入探究這齣鬧劇的責任歸屬,而是剪入俄國大導米亥科夫(Nikita Mikhalkov)在莫斯可影展記者會上的畫面,點出他即是讓影博館關門(但絕不正面承認)的關鍵人物。米亥科夫正是地主俄羅斯電影工作者聯盟的主席,曾被聯盟內成員抨擊作風極權,幾位成員陸續離開,並於2010年組成新電影工會,其中,亦包括柯雷曼。

然而,土地究竟賣給誰,交易的細節為何,在什麼樣的程序下發生,柯雷曼竟也無從得知,休館後,雖引起國際媒體關注,也激怒年輕人上街抗議,但手無寸鐵的柯雷曼說出的重話也不過是:「這就是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房地產投機和金融利益超越一切,我們天真地認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國家會變得更好,其實過去的幽靈仍然非常活躍。」極權國家的垮台並不意味著民主國家便接續來到,莫斯科影博館的命運不過是苦澀的歷史縮影。

這也具體而微地洩漏了俄羅斯的社會現況,沒有真相,沒有獲知真相的管道,一切都仍在沉鬱的迷霧裡,於是,這部紀錄片中最清晰的身影只剩柯雷曼。他在鏡頭前有條不紊緩緩敘說,不控訴,不激昂,也唯有那沉著如山的姿態能穩住風雨飄搖的博物館。

其中,最激勵人心一段,是他端坐在艾森斯坦的故居,在書與照片環繞的小房間,在這個紛亂而失卻一切準則的現世裡,斬釘截鐵地為藝術找一個說法。電影博物館必須是導航的地圖,是度量衡,而不是舊俄文化的墓地,如同他自己。談及排山倒海的網路資訊時,他比手畫腳地將在網路上獲取資訊的行為比擬於乘坐巴士旅行,「你只是透過窗戶看著風景,而不是腳踏實地的走。真正的旅行──」他拍拍雙腿「腳會痠,背會痛。」

腳會痠,背會痛。

我突然在他舉重若輕的語氣裡捕捉到一點什麼,柯雷曼並不像個拒絕新世界的老頑固,其懇切之態度讓人意識到,在那樣的時代,藝術如此艱難,他是個為此付出過代價的人。克雷曼在片中回憶,他第一次看的電影是《月宮寶盒》(The Thief Of Bagdad)。在1942年的春天,戰火未曾止歇,五歲的柯雷曼與家人在烏茲別克的 Tashkent車站避難,某天,他們被領到附近的公園看電影,片中升起的魔毯在煙硝中成了他的魔幻時光,從此,電影對他而言便不只是電影。

紀錄片最末,時間來到2014年3月,在狹長的走廊裡,架起一張張長桌,柯雷曼與他的工作夥伴們克難地慶祝影博館的二十五歲生日,致詞時,他念茲在茲著「誠實」的價值。四個月後,柯雷曼被解雇,儘管如此,他仍在為艾森斯坦研究中心奔走。博物館的難題懸而未決,紀錄片也無法給個結論,僅能讓柯雷曼再為我們說個故事,他引述了一個關於愛因斯坦與第十一誡的故事,內容簡單地像個美麗的謊話──

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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