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覺得學這個對你有意義嗎？」 「不知道耶，會叫我們學這個就應該是有用吧。」

《我和我的小鬼們》是一部基進的電影。所謂「基進」（radical），就是一切回到基本面──凡事不忘問一句「為什麼？」。而正因為學校課堂的權力設計，只要務實地謹守基進路線，就不難產生「為什麼我們上學？」「為什麼學這個？（而不是那個？）」「為什麼是我？」「為什麼要服從？」等等對知識和權力及其背後結構無限延伸的質疑。

這樣的解讀看來硬梆梆，實踐在電影裡卻展露出驚人的悍道。《我和我的小鬼們》改編自法國作家François Bégaudeau的自傳小說「Entre les murs」，描述他在巴黎19區一所初中任教的真實經驗（影片改編後則以巴黎 20區的一所初中為舞台），他本人也在片中親自擔綱演出馬罕（Marin）老師一角。電影以學年初始為起頭，終於學年結束，以精彩的攝影機運動描繪馬罕老師和二十四位同學在法文課上互動的關係。

根據背景資料，20區位於巴黎東北方，居民組成多為阿拉伯裔、亞裔、非裔移民，是巴黎人口中龍蛇雜處的「貧民區」，馬罕老師班上的學生亦正好來自各個不同的膚色與種族。但這無關是否刻意達到某種政治正確，導演只是讓這樣的學生組成恰好成為事件的主角，而他們「比較敏感與難纏」罷了。畢竟，不同背景的學生固然會有不同的現實條件，卻同樣要面對權力與被宰制的困境。

在課堂建構的邏輯裡，「問問題」似乎必須站在某個高度，但有的時候站太高了，還必須為自己找台階下。一場讓人印象深刻的戲中，馬罕老師以造句教授文法，但他所舉的例子、人名、情境無一不受到學生的挑戰。教師與學生之間「扮演」的權力關係是一隻客廳裡的大象，所有人明白自己的角色，差別在於是否敢出言挑戰、顛覆這樣的關係，因此這間教室也考驗著人對於「難堪」的容忍程度可以到多大。學生與老師間的爭執多半無疾而終，只剩下言詞交鋒的餘溫，但我們至少知道，勇於問基本問題的人值得敬佩。

對於某些渴望體驗人生的人來說，當老師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入口，因為這職業裡實在有太多的「不得不」：不得不在學生面前出賣自己的基本常識、不得不在當下就給答案。「當學生」幾乎是所有人共同擁有的經驗，但「當老師」卻未必。如果有一天，我們站在講台上，成為教室裡的「少數」時，多少應該都會皮皮挫，然後內心無限欷噓。這似乎也透露出，唯有實際「扮演」過學生和老師兩種角色時，才能夠真正瞭解這世界的權力運作。

再回到基進的問題。大多數當過學生的人對學校的厭惡，還不就是「無聊」和「無關」？《我和我的小鬼們》更要詰問「為何無聊？」「為何無關？」這群小鬼意識到自己的慾望就是自由，他們不甘課堂裡的白日夢淪於鬆軟沈默，反而將這些「無謂的」思緒轉化成子彈，發發命中要害。挑戰變成一種人生前進的動力，讓他們在嚴峻的外在社會條件中得以生存，也因此變得世故、善於冷嘲熱諷。一次課間，歷史老師找上馬罕老師，希望教材能夠與法文課配合。「贛第德？那太難了」但是影片後來，馬罕卻被自己班上讀了柏拉圖「理想國」的女同學賊賊地將了一軍「看這種書的不賤吧？」當老師的，不覺得這種學生實在太超過了嗎？

相較於台灣校園電影多半著力於制服以外的小小叛逆及「跨越門檻」前的迷惘，《我和我的小鬼們》顯得殘酷且直接。這群小鬼不是好學生，但大部分也不是頂壞，只要拋開「尊師重道」那一套，就可以拿無數其他的尺度來衡量他們。電影中的老師思索著如何評斷學生，「包容」曾經在他們的考慮中，但面對這些正面迎擊成人虛偽的小鬼，「循規」看起來是最省力的方式，只因現實太複雜、太超出微小個人的理解，無法在圍牆以內得到解決。

電影結束在學年尾聲，師生暫時從緊張的權力關係中解放出來，下場踢足球，課桌椅丟一邊，攝影機也甘願從教室的圍牆後走出來，捕捉現實裡的平等。課堂上的爭執和延伸像是爵士樂的jam session、後搖滾的大爆炸，高潮絢爛過後歸於冷靜。最後那位走上前去對老師說「我什麼也沒有學到」的同學雖嫌安排刻意，但某種程度也揭示了在戰場上捉對廝殺卻不知為何而戰的人生寫照。我想到香港作家董啟章的小說裡的一句話「絮絮不休地談話，為的就是以贅言深入到概述無法到達的蒙昧層次」。《我和我的小鬼們》用喋喋不休的「為什麼」組成一種難以精準名狀的詩意，關於我們曾經在意又忘記的、自尊與羞辱、渴望與無能成就。

 

 

 

回想過去幾年看過的電影，後座力最強的一齣，是美國導演Darren Aronofsky的作品《噩夢輓歌》（Requiem For A Dream, 2000）。不僅故事發生地點 —布魯克林的 Coney Island，離我當時的住所只有半小時的地鐵車程，劇中角色經歷的煎熬與苦楚，對我來說不自覺呈現出周遭人物般的寫實感。更重要的，《噩夢輓歌》將藥物成癮者極度扭曲的黑暗心靈與崩潰的價值觀，描繪成一座看不見任何光源的絕望深淵，一旦往下墜落，永無翻身之地。

觀影後整整一個星期，我的情緒仍不免受到影響，一齣電影擁有如此恐怖的穿透力與腐蝕性，導演的功力實在不可思議。正因如此，當接續作品《真愛永恆》（The Fountain,2006）讓人摸不著頭緒，影迷不禁要問，犀利大膽的Darren Aronofsky到哪裡去了？那名才氣縱橫的年輕導演究竟發生什麼事了？

他的最新力作《力挽狂瀾》（The Wrestler）回答了這個問題。不用擔心，他還在，而且這次還帶了一名幾乎要被主流影壇遺忘的人物一同來歸 — 八○年代紅極一時的性格演員米基洛克 (Mickey Rourke)。此君在聲勢如日中天之際，做了一個讓人錯愕的決定 —他毅然放下演藝事業，重拾手套回去打拳。然而已過體能的巔峰，重回拳壇的米基洛克實力早不如前，成績不盡理想。數年後重返電影圈，新生代早已竄出頭，小生寶座被人搶走，他只能接演些次等角色，再也無法獨挑大樑。

這與《力挽狂瀾》的劇情有著驚人的吻合，難怪Darren Aronofsky籌拍時，已認定主角非米基洛克莫屬，那是一名曾叱吒風雲的職業摔角手「榔頭」，打片天下無敵手，摔角迷傳誦他的傳奇事蹟，甚至還有自己的專屬公仔。可是再無敵的英雄也有氣短時，鐵打的身軀總有服老的一日，隨著年歲漸增，過氣的他只能在學校體育館或社區活動中心，參加一些無關緊要的賽事，領著微薄工資餬口。沒有退休金，沒有社會福利，晚景淒涼至極，與過去的榮光相比簡直慘不忍睹。

孑然一身的他，不想孤獨的終老一生，唯一的心願是與女兒重修舊好。可是過去的他忙著巡迴比賽，是一名糟糕透頂的不負責父親，女兒受過太多創傷，此時再想彌補，談何容易。

兩人各自的世界更是缺乏交集，房間海報已能瞧出端倪。「榔頭」仍自我感覺良好的活在八○年代的輝煌回憶裡，拖車內貼的是重搖滾樂團AC/DC的海報，開車時必將金屬樂開到最大，轟炸自己的耳膜，進行自我催眠。對他來說，九○年代一點也不有趣，Nirvana 主唱 Kurt Cobain 只是裝模作樣的娘娘腔。反觀女兒的房間，貼的是獨立搖滾新秀Vampire Weekend首張專輯的封面，這是屬於她這個世代的音樂，八○年代對她來說不具任何意義，父親曾有的豐功偉業反而是造成家庭分崩離析的元兇，一點都不值得驕傲。

正因有著劇烈的衝突與反差，「榔頭」為了彌補破裂關係所做的一切努力才感人至深。可是Darren Aronofsky畢竟不是一名服貼溫馴的好萊塢導演，《力挽狂瀾》足以撕裂觀者心坎的結局，再現的正是那雙貫穿《噩夢輓歌》的冷眼，他讓我們與殘酷的現實人生相對而視，毫無迴旋閃躲的空間。的確，全劇唯一散發人性光輝的溫暖角色 — 情色酒吧的脫衣女子 — 已趕至比賽會場。的確，「榔頭」已向女兒保證不會再令她失望，可是為何他仍不顧醫生的勸告，執意拖著無法承擔任何撞擊的身體參加摔角賽？這麼做，與自殺毫無兩樣。

《力挽狂瀾》不是一齣勵志片，他鋒利指出了人性的自私本質。對「榔頭」而言，死也要痛快死在戰場上，像一名英勇倒下的鬥士，而不是卑微腐朽的老頭。寧願回到摔角場取暖，沈浸在作假的騙局內，也不願意面對真實的人生。相對於社會上複雜的人情事故，摔角的規則不是簡單的多，流血，癒合，不斷循環，這才是他真正的家，也是職業摔角者宿命的依歸。雖然這麼做，又再一次傷害了世上最愛的兩個女人，可是他已不在乎了，因為自始至終最愛的人，其實一直都是他自己。

當他在繩索上做出最後一次跳躍，Bruce Springsteen替電影寫的同名歌曲響起。「榔頭」贏得比賽了嗎？還是因心臟病發被抬了出去？Darren Aronofsky沒有給我們答案。你只能回想米基洛克剛才騰在半空中的身影，知道過去兩個小時，目睹了影史上偉大動容的一次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