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嘲男孩》選擇鮑伊之所以耐人尋味,就在於歌手自身的曖昧性。在記錄鮑伊柏林時期的傳記Helden(書名即德文「英雄」)裡,作者Tobias Rüther提到了鮑伊早年對法西斯政權和希特勒的迷戀。根據作者記述,鮑伊(應是在藥物影響下)自認是音樂彌賽亞,他並從法西斯領袖的強人形象裡看到了自己,甚至大膽自豪道,「我理當可以是個他媽好的希特勒」(I would have been a damn good Hitler)。在與鮑伊搬到柏林同年的一場訪談裡,他進一步把希特勒比做是媒體藝術家,說他擅長以演說、肢體、音樂和舞台燈光營造戲劇性,並稱讚這位政治領袖的一舉一動就像是Mick Jagger——套句日後魔力紅的歌詞,就是he’s “got the moves like Jagger”。鮑伊總結道,納粹黨的造勢大會基本上就是場搖滾演唱會。
這個較少人關注的生平細節呈現了納粹狂熱與戰後流行文化的詭異鏡像,促使我們對電影的結尾進行另類的政治解讀。我們不得不問:到底誰才是電影稱頌的「英雄」?除了跨越種族歧見而結合的小男女主角,是否也還指向了希特勒和鮑伊這兩大文化符碼至今所還能動員的殘餘崇拜價值、甚至還有飾演希特勒的導演自己?正是在〈Heroes〉與納粹電影的兩相疊映下,鮑伊的搖滾魅力可以是希特勒式的,而希特勒被戰後次文化擁戴為搖滾巨星。《兔嘲男孩》強力放送的搖滾歌曲——除了〈Heroes〉,開頭的披頭四〈I Want to Hold Your Hand〉德語版在一片狂熱的「Heil Hitler!」聲中響起——讓我們直面納粹崇拜本身也是流行文化的歷史事實。這一事實鬆動了戰前—戰後、政治—藝術、極權政治—大眾文化的分野,以及「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安全距離。藉由柏林圍牆牽引出的政治無意識,亦讓我們認知到影片觸碰卻沒能深入探索的灼見:德軍戰敗後柏林雖由盟軍接管「解放」,但報復與暴力清算仍然持續著。國族主義、英雄主義與陽剛霸權等支撐戰爭的意識形態從來沒有退場。因此,與其說《兔嘲男孩》片尾〈Heroes〉是在歡慶納粹的結束,不如說它透過歌詞裡那道牆預告了全新對峙時代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