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does the fox say 」？在《超級狐狸先生》（Fantastic Mr. Fox），導演魏斯安德森（Wes Anderson）讓狐狸發聲，但不是「狐狸一般」的叫聲（比如《企鵝家族》或《笑笑羊》處理動物主角群的方式），而是開口說著英語，並且讓狐狸直立行走，西裝革履，更像用動物動畫演出一個人類所理解的父親——如果在狐狸的處境，擁有狐狸的特性——面臨野性自由和家庭穩固之間揪扯的困境。

在《犬之島》，魏斯安德森把舞台搬到有浮世繪、相撲、歌舞伎、壽司與芥末這樣文化辨識度的日本，有地震、海嘯、火山自然浩劫後的日本，講述一個人為戕害他群的故事。 雖然在電影中是「日本人迫害日本狗」的設定，但是足以辨識的種族滅絕、原子彈潛文本，不可避免地喚起作為承受者也作為施予者的，歷史的日本。只是，《犬之島》讓加害者繼續說著「日本人」的語言，讓被害者，既不是發出「日本狗」的叫聲，也不讓牠「起身」對抗，讓牠四足貼地，卻（透過影片先天設定）說著英語。

在序幕，貓的寺廟拉開門，「狗」用英語說著自身被貓派「日本人」驅逐的故事，透過在屏風繪上逡巡，放大或拉遠，呈現牠們的自由，到不自由，接著，原本述說的故事像透過卷軸拉開般往寺廟外延伸。然而，這個展開卻出現了中斷，插入寫著「人類在電影中只說著母語（偶爾經由口譯員，外國留學生，或電子翻譯機翻譯）；狗的叫聲直接翻譯成英語」的字卡。 意即，對於當地「日本人」日語發聲的部份，若沒有透過翻譯機制，都不給予字幕；但犬吠卻以英語方式呈現。

在接下來的市長演講，小林市長開頭講的日語，尚未有翻譯，但觀眾透過用看的，即會感受到，在原本工整的世界裡，出現了幾個傾斜角度的鏡頭強化市長的陰森面孔上狂熱發亮的眼睛，這樣站在自己特大臉孔布幕前更險惡的《大國民》構圖，因為話語不明，而更激發觀眾對他不信任的想像力。之後，才被同步口譯員的聲量覆蓋，仔細聽他的內容，不正暗示著想要排除「日本狗」這個群體嗎？故事甫開始，第一個「日本人」代表如此扭曲，而第一隻「日本狗」，前任護衛犬斑點，則是睜大眼睛一臉無措，被窄小的方籠框住，十分可憐的模樣。

這是讓觀眾（尤其選擇聽配音版的海外觀眾）與「日本狗」一起同仇敵愾加害者的「日本人」？還是相反地，這種排擠「日本人」的語言設定¹，以及電影中百科式的展現日本風貌，會不會是魏斯安德森這樣的西方導演的東方主義，將日本他者化？

難道就不行「讓人說人話，讓狗說狗話」，簡單看待這部電影，毋須有任何質疑嗎？

這個問題，讓我不由得想到史碧瓦克（Spivak，或譯「史碧娃克」）的論文，〈從屬者²能夠發言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 ），轉換到《犬之島》裡，就是，「狗」能夠發「言」嗎？如果今天《犬之島》裡單純是用狗叫聲來表達，影像的語言依然可以表現相當程度的角色特質和故事的複雜度，這樣的狗可以發聲，但幾乎不能發「言」。《犬之島》真的讓「狗」發「言」了，但是，從留學生角度直接呈現成她母語英語的「狗」語，真的能代表「狗」的言論嗎？

史碧瓦克認為，從屬階級的人不是不能發言，或許因為種種限制，他們的聲音未具有知識份子語言那樣的影響力；而知識份子不是不能替從屬者發言，不是不能去呈現他們的面貌，而是更要去協助從屬者建立能夠發言的情況，並且小心自己到底是呈現，還是不當地去代表從屬者，之間的分野。

《犬之島》裡「日本狗」的處境，無法用日語表達，正是因為「日本人」的高壓沒有讓牠們發言的制度，沒有發言的可能。 在尋找愛犬的少年主角幫忙之下，牠們透過發聲和行動，協助人類、勘破陰謀、動員反抗勢力，證明了牠們內在的價值。而真正殺人的，都是人類，無論犬派貓派，唯一犬殺犬的，是安樂死－－相較於牠們結局反諷的處境，甚至具有比人還要「仁愛」的價值。

在電影本身，這個無法發言的處境卻調轉過來。的確，可以想成，牠們可貴的犬格讓留學生心領神會地用英語呈現出來，所以用（導演的）母語讓牠們發言。整個敘事上、影像語言上的權力者更迭後收編與排斥的機制，更是去呈現牠們的可愛，之後的可憐可悲。但是，這部電影的「日本人」，為什麼向觀眾發言受到阻礙呢？

把史碧瓦克的概念，擴及到電影創作的作者和所呈現美學和歷史的對象，我卻認為《犬之島》本身這個翻譯／不翻譯的裝置／滯，正是要讓這位美籍導演所描繪的「日本人」、「日本式」不直接代表日本人，而相反地，電影可以直接代表的「日本狗」的處境，當然不僅限於日本和狗。「狗群」之於魏斯安德森是用以理解世界的隱喻，狗具有野性，但狗也會服從，狗在導演之前的不同電影裡因不同的策略擔綱不同的角色，這裡，則是一種難以被定義的，甚至涵括所有人的政治處境。語言的分裂，更從這個寓言到電影創作本身，由內而外，一再地提醒我們，所有的呈現都是自我呈現，而他者不能被代表。如果人和狗全部都說英語，失去了狗在故事世界中被壓迫不能發言的張力，如果全日語化，這個翻譯的裝置痕跡被弭平，掩蓋了導演作為外人介入的本質。

期待任何人代表一個絕對的概念，無論是本國人或外國人徹底還原一個國家的文化，本來就是不可企及的期待。相反地，去呈現一個攝取現實素材最少的真空世界，又太不可能。藝術從來不是在尋求最「正確」的代表，也不是全然不指涉現實的真空。魏斯安德森的電影美學像是裝裱浮世繪一般，裝裱他「無法代表」的日本心中給他的啟發，這個「無法代表」，也像是反諷著裡頭的反諷情境：在最基進的的解釋上，原本協助狗群發聲，進而卻代表狗發起主權運動，自己成為新興權力階級的少年主角，收編了狗群（讓在冒險中學會愛人的流浪狗老大，大言不慚地認為，咬了產業陳情者不過剛好），讓立場相左的狗成為先烈的符號（辭退護衛犬的斑點，隱身在「籠中雕像」之後）。

發生在一個「無法代表」的國度，關於普世的「代表」他者伸張正義的英雄冒險與暗藏的失落和恐怖，這樣的距離，這樣的致意，並不是那樣使人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