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590 2017-02-11 | 院線 |
《酷瓜人生》:隨風來去的「苦瓜」們
導演  克勞德巴哈
演員  (配音) 賈斯伯史拉特、希斯婷穆拉、寶琳賈考德
出品  瑞士、法國/2016
發行  佳映娛樂
文 / 肥內

一邊聽著Sophie Hunger的《風會帶著我們》(Le ventnous portera),一邊開始寫這篇關於《酷瓜人生》(La vie de courgette)的觀影小心得,這首歌被用在片末roll card時播放,而演唱者則是這部片的配樂,基本上聽到的那些吉他彈奏,想必都是出自她的手。影片收尾用這首歌來總結全片似乎再適合不過,歌名本身已經有其暗示性——這些無助的小孩基本僅能依靠外力來推動他們;而歌詞裡頭某些意象(比如「Ton message à la Grande Ourse / Et la trajectoire de la course / Un instantané de velours」,你給的北極星消息還有航行的軌跡一瞬之間如天鵝絨,註)也貼近影片內容(比如酷瓜會寫的「圖文信」,給黑蒙、卡蜜和西蒙分別帶來過溫暖)。而影片也開始於一片藍天白雲,帶著些微的風聲,開始了酷瓜如風般的生活。

誰也沒料到這部短小精悍的動畫片(總長66分鐘)除了已經囊括了2016年安錫動畫影展(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Animation d'Annecy)的最佳影片,並且順利入圍了2017年的奧斯卡最佳動畫片——片商選擇在這個時間點上映,大概除了從另類角度配合「情人節」外,或多或少也對它押了一下賭注(否則我第一次觀看這部片,已經是去年11月中的一場試片會上看的)。事實上這部片有其先天討喜的優勢:首先是一部「手作感」很重的黏土停格動畫,其次是影片並沒有沉溺在題材本身很自然引導出來的悲戚氣氛,反而以一種輕快、樂觀且明亮的節奏推進情節,使得觀眾的眼淚,會是在一種先驗感受(即對孤兒或各種家庭問題下的小孩之同情心)在得到了影片調性與故事設定的安慰下自然噴發,亦即,影片並不消費這個議題,但這點很可能跟影片賴以改編的繪本有關(但筆者無緣親睹原著繪本,在此也僅能猜測),不過也可能跟編劇者有關。

影片的導演克勞德巴哈(Claude Barras)是首次執導,所以一般觀眾大概不會是針對他來的(當然,這裡是假設觀眾都有「作者情結」;但大部分觀眾基本沒有這層意識),很可能是衝著編劇瑟琳席安瑪(Céline Sciamma),她之前備受矚目的《裝扮遊戲》(Tom Boy)也同樣以某種輕盈的語調,講述了一位女孩在成長過程中,在性別認同上產生的一段插曲;儘管片子大抵引入了懸疑偵探片的氣氛。但真正令人訝異的是,她在同一年推出的另一部編劇作品《熱愛十七》(Quand on a 17 ans,中文片名是金馬影展放映時的名字,直譯為「當我們17歲」),竟也入微地深入描繪出兩位17歲少年之間若有似無的情感(而其中一位男孩甚至也在另一位男孩的母親之性幻想的世界中,這位母親的丈夫長年待在軍中,後來竟也「毫無懸念」地為國捐軀),沒想到在駕馭孩童情感世界(儘管有原著作為基礎)時,居然也是駕輕就熟!此姝前途不可限量。總之,不論是《裝扮遊戲》、《熱愛十七》或是有點想仿效科西胥(Abdellatif Kechiche)的《少女最搖擺》(Bande de filles)似乎都保證了她在劇作上的張力布置;但是令人動容的是:她並沒有把這一點以一般人預期或想像的那樣,用相對浮面的方式,放到《酷瓜人生》來。

因此,就算毫無意外在收容所裡頭有個小霸王西蒙,但他並沒有被寫成極端壞的角色;相反地,他帶有強烈的正義感,正因為他的好奇心與這種正義感驅使,他閱讀過所有小孩的簡歷,進而萌生了需要用強力來保護這些同伴的心理。如此便能理解為何他要用高壓的方式來面對新成員(先是酷瓜,後是卡蜜),一方面可以確保新成員在向他臣服的前提下,不會欺負舊伙伴,二方面也是他能藉此滿足好奇心(所以他總要問人是怎麼來到收容所的)。同時,也正是因為他的這種積極性格,所以才會在卡蜜身陷危機中,急智地想到解救計畫——關鍵道具出現的場面非常含蓄,甚至當它後來成為重要的工具時,觀眾還會驚訝這不起眼(甚至被主人嫌棄)的禮物,竟大大改變了卡蜜的命運。卡蜜或許是隨風而去來,先是父母的特殊情況,又是整個社保機制的協助,但這些助力隨後還包括了情感因素(同伴們的革命情懷以及黑蒙的古道熱腸),以及堅定的意志(西蒙的助人意志與黑蒙的領養決心)。

因而,戲劇性衝突全來自孩童們那些神情,這也是為何人物的造型是如此地誇大了頭部,因為在這些孩子們單純或稚幼的心靈或許並不容下過多的思維,心靈小劇場遠不如木訥神情來得令人疼惜;恰恰相反,他們越是沒有心機,才越能得到觀眾們的認同與愛憐。所以影片以愛莉絲為典範,來表達出即使他們要「藏」,也只能是隱藏「外在」(她的左眼有一道傷痕,因此她始終用瀏海遮住左眼;是卡蜜的來到,才幫她掀起了瀏海,又在同伴陷入危機的時候,她自己又放下了瀏海),象徵冒險的Alice之名卻放在最封閉且停滯不前的角色身上,無疑也是一種極大的諷刺。而這一切都肇因於大人世界的失序,孩童總是無辜的,自然無須承受起扭曲且複雜的戲劇性發動機這樣的任務。

但即使在有限的人力與資金(800萬美金),長期的製作過程(7年),單純的故事、場景與人物,但是細節還是非常豐富,包括酷瓜原本房間內各種畫作,如何去體現出他對父親的欲求,這位父親被裝扮成超人的形象,畫在風箏上面,象徵了他對於一位從天而降、能保護他的父親是有多麼渴望,這個前提是,他有一個鎮日消沉且對他暴力相待的母親。風的意象於是充斥全片,風箏道具也成為幾次關鍵情節的觸媒,並因此強化了風與這群孩子們的關係。而風箏也成為物的一個提喻:我們都知道玩具或物品對於小孩(其實對大人亦然)能起的移情作用,但在片中沒有篇幅去處理每一個小孩的情況(儘管都或多或少有意無意地帶到他們手上或身上的此類印記),只能就酷瓜來順便影射出其他同伴的狀況,所以除了風箏,片中也強調了啤酒罐對酷瓜的重要性(它象徵了母親;大抵上,從性的角度來說,也有某種程度上的隱喻,這部片雖是兒童片,但也涉及到一點點關於性的話題,估計影片的觀眾還是有想瞄準成人)。這也是為何觀影過程中,讓我不斷聯想到《騎單車的男孩》(Le gamin au vélo),這部片不僅也同樣處理了收容所的題材(想必這個議題在法國算是滿嚴重的問題),且也透過物(單車)來象徵男孩的情感投射,只是在達頓兄弟(Jean-Pierre Dardenne與Luc Dardenne)那裡這是非常嚴肅的現實問題,而在Claude Barras和Céline Sciamma這裡,則得以用更溫馨與溫柔的方式,表現為一則關於愛的寓言。

 

註,歌詞翻譯參考自幕迷影評,http://www.movier.tw/post.php?SID=124135#sthash.eaxsloJg.d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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