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講述范少勳和朱軒洋所飾演的兄弟，分別加入不同學校的籃球隊受訓，最後在HBL總冠軍賽場上對決。兄弟打球，各自努力。其中弟弟加入要挑戰三連霸的育英中學籃球隊，豪門強隊有不能輸的壓力，弟弟深受教練器重，緊抓機會不放手。有聽力障礙的哥哥，則加入雜草隊光誠中學，儘管球隊面臨解散，隊員們仍在訓練過程建立起革命情感，不輕言放棄⋯⋯。

張榮吉本身就愛打籃球，且對運動員懷抱夢想的狀態特別有興趣，在《奇蹟的夏天》拍過足球後，一直想試試拍其他運動。而後透過NIKE委託拍攝的松山高中籃球隊紀錄短片，察覺有轉化成長片的魅力。在他們決定以籃球為主題後，一度寫不出感覺有新意的劇本，直到2015年注意到媒體以「兄弟鬩牆」報導高國強、高國豪這對分屬泰山高中和松山高中的籃球員兄弟檔的場上對決，才將之融入。

劇組花了兩年時間田調，片中很多小故事來自真人真事。「我們田調了很多不一樣的籃球校隊，松山、南山、泰山、強恕（等HBL名校）⋯⋯聽到了很多故事。例如飾演光誠隊長高士承的莊又齊（目前是文化大學籃球隊隊長），他在電影裡面所發生的事，也是他在現實世界遇過類似經驗所改編的。這個球員在上表演課的時候，雖然我們一開始有劇本、也有給他台詞，但比不過這個年輕人從自身經驗侃侃而談出的東西。那些他說出來的話很能打動人，我們甚至反過來挪用他的對白。」高士承這角色的遭遇，讓人想起《灌籃高手》湘北隊長赤木剛憲，同為打中鋒的隊長，在關鍵比賽冒著會讓傷勢加劇甚至毀了球員生涯的風險，帶傷上陣吹起反擊號角。現實早有不輸虛構的張力，只待挖掘。

然而要拍成真人電影，在台灣很大的問題往往是演員。台灣並沒有強健的演藝人員挖掘與經紀體系，要找到璞玉或明星相對更難。面對這個挑戰，張榮吉顯得樂觀，並期望以自身力量為產業挹注新血。「決定要拍《下半場》的當下，我們監製也很期待，覺得可以找到一批很漂亮、也很高壯的新演員。當初我們想找的，就不是那種『拍完這部片就沒事了』的演員，我們希望他們是有潛質的，可以繼續演下去，這樣就能為台灣電影帶進一批生力軍。」

他們除了廣發選角資訊，兩年前起在北、中、南、東舉辦4場海選，也前進各大專院校，接觸大量年輕人。包括選角、表演指導、籃球教練、球評顧問、導演與監製，大家從各個角度去分析演員，做出每個人的戰力分析評量表，從中做討論與篩選。問及導演本人的選角考量，「對我來說，要演《下半場》就一定要會打球。因為運動員在場上場下是兩個樣子。真會打球的人，上場時很有魅力，很清楚自己要什麼，所以會展現出運動員的氣場，那不是沒打球的人散發得出來的光芒。他必須要有充分的會打球的自信。所以我們的隊員，不論是球員還是演員，都是真的會打球。就算打得不好，我們也會幫他特訓，讓他變成像樣的球員。」

最終演員群只有4位是資歷尚淺的演員，包括飾演主角兄弟的范少勳與朱軒洋，但都有籃球背景（范少勳打過校隊，朱軒洋有打街頭籃球），其他多為球員。張榮吉說明：「演員是專業的內在情緒與外在肉體的表演者。如果你今天要演出的角色是一個運動員，那麼身體就是你最重要的表演工具。」但這並不表示情緒表演就不重要，劇組也把運動員送去上表演課，為他們打下演員基礎。

「我們花了半年為孩子做表演訓練。我也是第一次，幾乎每一週， 至少兩三次，每天不斷對他們精神喊話。」半年是很長的時間，張榮吉明白：「對於一個新演員或根本沒有演戲經驗的人而言，會覺得每天上課、每週練球，要維持好幾個月，那是很大負荷。所以中間難免有人走掉。有些孩子本來就還有自己的球隊訓練要面對，還要來上課⋯⋯ 一定是很累又很煩，總之很高強度。最後留下來的有20幾位，我也很佩服他們。就連對我這樣一個拍過幾部戲的導演來說，在那半年前置期遇到各種變化，都覺得不好撐。」但也是因為經過了這麼難熬的前置，等到終於開拍那一刻，導演說他當時忍不住就微笑了起來。

如何給素人演員導戲，張榮吉進一步解釋他的技巧：「他們不是專業的演員，很多時候你必須要讓他感同身受。讓他知道你在想什麼，面臨什麼狀態？或者要負責引導他們把過去的生命經驗做情感投射、用在當下。我認為新人要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他們不懂得運用表演技巧。但他們唯一懂的，是跟你賭一把，真的給你端出他的真感情，現場跟你哭真的。半年表演課一路走來，我看到他們太多的可能性，得到太多的驚喜。其實很多時候之所以能激盪出好的表演，是他們給我的，不是我給他們的。」從《逆光飛翔》與《共犯》，張榮吉早已證明自己是個能磨出演員光彩的導演，《下半場》只是再次證明，導演與演員之間，永遠是互惠互施的。

「帶人要帶心」，幾乎要成了張榮吉在談自己與《下半場》眾多演員相處時的結論口頭禪。提起這群小朋友，張榮吉的表情變得慈祥：「我常對他們說『這樣的表演，一生只有一次』。就算不是第一次表演，但這樣的團隊生活和拍戲經驗，還是一生只有一次。可能他們接下來還會有其他機會，演出其他電影。但是在這樣的團隊生活所激盪出來的情感、外化到表演上的人生經驗，一生一次。」

運動賽事的電影拍攝工程非常複雜，也是台灣過去鮮少經歷的執行經驗，加上本片又強調「一切都是來真的」，球賽要表現出足以說服籃球迷的細節與專業度。問起導演是否有分鏡？又該如何照著分鏡去拍出來？導演說事前大致都有分鏡，但除了幾個一定要保留和拍出的重要畫面之外，多數的情況都是依據現實狀況重新分鏡：「我們拍攝時所選擇的視角是站在場上的，不是觀眾席視角。當你選擇要這樣做、跟著球員視角去跑，那就要有很多技術條件的配合才能拍出來，例如攝影師也要在場內跟著跑。球員跑多快，攝影師就要跑多快，如此才可以捕捉到畫面。為了這個，我們所有跑位要重新設計好幾次。」此外為了讓攝影師跟得上演員滿跑飛的移動速度，也安排他們坐在特製「輪椅」上。

劇本和分鏡都有經過前置，雖有充分準備，卻也還會在進行到下一階段時再做調整：「我們在劇本階段，寫了比賽，也寫了情節，就像寫小說一樣，寫了故事裡誰什麼時候會上籃、誰投三分球、誰和誰對峙⋯⋯可是就算寫了，實際在做戰術執行，跟劇本描述之間一定會有執行上的落差。實際拍攝時的走位動線、方向和動作要很明確到位，才能被實踐成為球場上的動態影像，而且展現專業的樣貌出來是很重要的。其實就跟武打片拍動作戲是一樣的。所以我們也有『動作指導』，那就是賈凡教練（資深籃球隊教練兼球評，也客串了片末冠軍賽的球評角色），他幫我們設計了不少專屬於運動員的動作戲。」

雖各自是電影與籃球專業，但要用電影拍一場專業籃球比賽，雙方都是第一次，張榮吉導演和賈凡教練花了非常多時間討論，企圖讓每一套戰術跟情節高度融合。「負責發動攻勢或是正在負責跑位的球員，他可不可以遵照著戰術行進、引導出情節的走勢？為了這個，我們投注了很多精神，想要把戰術跟情節縫合起來。到最後，我們列了40幾套戰術，球場上的10個人，每個都要記熟、演練好戰術裡自己的部分。」

「變成具體的戰術之後，我們再把戰術畫成動態圖表，在Pad（平板）上給所有球員看，每個人才知道他們當下應該在哪個相對位置，又該怎麼跑、怎麼動，不斷地做群體預演，演練到順暢。接著攝影師就要去研究球員在練戰術走位的實際狀況，才知道到時候怎麼從裡面找到位置，拍出理想畫面，可說是『夾縫中求生存』。」換言之，球賽如同一場眾人與球共舞的舞會，最終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把全部跑位「舞」步定調。

為了區分不同場球賽的層次，《下半場》的攝影也別有用心，張榮吉表示：「從電影一開始的街頭籃球比賽，到校際間爭資格賽、最終決賽，我們有在影像經營上越來越工業化，白話就叫做讓畫面看起來越來越高級。一開始是用手持拍，後來用穩定的移動鏡頭，再來就是拉高，最後我們甚至做航拍的移動鏡頭。為的就是讓《下半場》的運動畫面品質，從一開始的粗糙，到後來的工業精緻化。場景和美術也是照這樣的邏輯營造。」

導演不忘提及，電影中的哥哥是個聽力稍有問題、需要戴助聽器的運動員：「一點點聽障的人設，可以讓他更展現出心理狀態。」從《逆光飛翔》開始，就可窺見張榮吉對於聲音的細膩看法，《下半場》更明顯。導演坦言自己是個喜愛經營聲音語言的人：「聲音工程很重要。每一部電影都不只是畫面而已，還有聲音的表情，聲音也可以表達空間感。在電影的各個製作環節裡頭，聲音處理一向是我很喜歡的一個階段，我很享受在處理聲音的工作裡。」話鋒一轉，他又強調：「但對一部電影來說，觀點永遠還是要從角色出發，有很多時候，畫面拍的是旁觀者看到他的樣子，怎麼讓觀眾進一步進入到他的內心狀態？聲音可以是很好的引導，引導觀眾進入角色的感受和狀態，了解他內心真正的訴求。」

《下半場》的聲音呈現，也是一大工程：「球賽戲，除了畫面上的拍攝是困難的，連錄音也是。球場上10個人，我們要追著他們跑，我想要去收錄到每個球員的聲音細節。我們做了很多現場錄音，錄音師也非常講究，為了要幫滿場跑的球員做貼身收音，還在球員球衣設計階段提出『想在球衣縫暗袋裝麥克風』的意見。」但球員流汗量很大，設備還要用保鮮膜包起來才不會被汗腐蝕。然而後來，錄音團隊也免不了和攝影師相同命運，拍比賽時要跟著球員滿場跑。現場收音從來不是容易的事，何況還是在20幾人的陣仗中完整做好收音。可是導演說：「實在太希望可以抓到球員在球場上真正的聲音。你當然可以事後補很多聲音細節進去，可是當時的臨場所演出來的東西，還是要靠現場去補抓。」

面對這部投注多年心力的電影，張榮吉自認完成品與自己想像的完全不同。「當初沒有想太多，只是想拍運動電影。那時還不知道有那麼多門檻和技術條件需要被克服，困難是遠比想像中還要龐大。《下半場》對於我們所有製作部門而言，都是一大新嘗試。對於結果，我是滿意的，它當然可以更好，但能做到這樣的程度，已經是比我7年前所想像的概念還要完整。」台灣電影一向被視為是手工業，但類型電影需要電影工業做支撐。下半場不是終場，作為一部運動類型片的開拓之作，《下半場》為台灣電影產業留下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