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曾因多部紀錄片成名、獲獎的黃信堯其實一直想轉換跑道，嘗試廣告、實驗片或劇情片。念頭存著，行動力卻沒跟上，直至2012年才終於開始與朋友合寫劇本，2013年以短片《大佛》劇本拿到高雄市政府的「高雄拍」補助，獲得資金，於2014年開拍《大佛》。

23分鐘的《大佛》完成後，入圍當年金馬創作短片獎，雖未得獎，卻獲得評審鍾孟宏的青睞，在典禮後迅速詢問黃信堯是否有興趣拍成長片。此前，黃信堯雖不認識鍾孟宏，卻非常喜歡他的作品。他回憶，2013年在台北電影節看了《失魂》的首映，當下便在心底吶喊：「X，我以後要和鍾導一樣！」

那聲「X」透漏的是黃信堯對於創作的渴望，他判斷《失魂》的市場接受度可能有限，鍾導卻仍能守住作者的堅持，「因為他拍廣告，自己賺錢，可以拍自己想拍的電影，不被票房影響，我也希望自己能夠這樣，讓創作更純粹。」孰料，幾年後，鍾孟宏成了黃信堯第一部劇情片的監製與攝影師，兩位中年男子各有風味的幽默感與江湖味竟意外合拍，而隨手將日常風景放進電影的能力也搭配得天衣無縫。

拍攝《大佛普拉斯》前，黃信堯先隨著鍾導跟拍《一路順風》，紀錄片導演出生的他一方面學習，一方面也藉此機會認識整個拍攝團隊。「基本上《一路順風》的team就是《大佛普拉斯》的team，僅換了服裝設計和導演，其他都差不多。」此外，在《一路順風》中扮演要角的戴立忍、納豆、陳以文、梁赫群也在此片現身，重新排列組合，呈現出另一種黑色幽默。

黃信堯出生台南七股，大學就讀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夜間部，學生時代便開始工作，他的工作經驗五花八門，先是投入環保運動，也主持過廣播電台的Call-in節目，待過競選總部，開過宣傳車，大學畢業後，他回到南部當汽車業務員，直到考上南藝才辭掉工作。

種種歷練具現在創作上，便是他習於從小人物的角度，對台灣社會發出幹剿之聲。《大佛普拉斯》集合了各種底層人生，菜埔、肚財、土豆、釋迦各是一種原型，而這些原型其實紛紛脫胎自黃信堯過往的人生經歷。

2013年前後，反土地徵收、反核運動在台灣社會突然風起雲湧，如2013年的309廢核大遊行，參與人數便達22萬人。長年參與環運的經驗讓他反思：「社會運動會不會變成一種流行文化？若社運變得膚淺，玩完就沒了，之後要延續更難。」此外，身在滿街的反核人群裡，黃信堯也常想，除了支持核能的人不會去遊行外，還有哪些人不會參加？為什麼不參加？

他在一間漫畫出租店裡找到了答案。

「某天我去租漫畫，有個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進來，老闆問他為什麼很久沒來了，他說這幾個月工廠都沒加班，不敢來，在家看電視比較省錢。最後他租了幾本小說，大概總共二、三十元吧。這社會到底是什麼狀況，一個人的生活壓力大到連二、三十元都花不起？我猜，這個人絕對不會參加反核遊行，但也不會支持核能，他可能比較喜歡把電視、新聞當娛樂，國家政策對他而言是件無餘力、無心思參與的事，顧飯碗都來不及了。」黃信堯希望能為這些只能顧飯碗的人，留下一些故事。於是，有了菜埔與肚財的組合，一個夜班警衛，一個撿破爛的，兩人在狹小的警衛室彷彿相依為命，在深夜打屁抬槓，把即將過期的冷凍食物當作消夜，電視壞了，只好偷看老闆的行車紀錄器。

行車紀錄器的點子其實也來自黃信堯生活中的奇想，「我之前出車禍，然後買了一個行車紀錄器，某一天在車上和朋友講一堆垃圾話，講著講著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有一天記憶卡掉在路上被撿走，看到的人不知道你是誰，卻知道你去了哪裡講了什麼話，這不是很有趣嗎？」

有趣的應該是黃信堯那不放過每一個路人的好奇心，他習慣留意周身，看見人在討生活的瞬間，並將畫面留在心底。寫作劇本前，他並未特別為這些角色做「田野調查」，而是憑藉著記憶，調動曾經出現在生命中的各種人物。「我年輕的時候喜歡拍照，聽故事，觀察力就是從以前培養來的，好像上天就會讓我遇到一些奇怪的人。」

例如片中那位只能聽海浪聲才能睡著的釋迦，便是黃信堯遇過的一個人。「有一天，我在堤防上騎摩托車，看到一個阿伯在煮開水，回程時我就留下來跟他聊天，他家在附近，但他嫌家裡太吵無法住人。」黃信堯又悠悠說起一個故事，「原來，阿伯過去是船員，海邊的碉堡讓他有住在船裡的感覺，沒有燈又安靜，晚上還可以看到天空……」

其實，在電影中，若沒有釋迦這個人物亦不影響劇情發展，黃信堯卻給了他相當的篇幅。他解釋：「我覺得釋迦是靈性的反映，應該說，釋迦是肚財和菜埔的另一個樣貌，以表世界來講，肚財和菜埔若沒有撿破爛和當警衛，他們就會變成釋迦，以裡世界來講，釋迦過的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一種不被綑綁的人生。」

不管在表世界還是裡世界，扮演肚財和菜埔的陳竹昇與莊益增，可謂是撐起了黃信堯的底層世界的關鍵。從《大佛》到《大佛普拉斯》，兩人的表演其實差異甚大，對導演和演員而言，有了短片的合作基礎，長片其實是一次難得的修正機會。

陳竹昇對菜埔和肚財兩個角色自有其詮釋，他認為「妥協與否是這兩個角色的主要差異，底層人大概就是在掙扎自己要妥協多少。」如此精準的判斷大概來自成長經驗，莊益增和陳竹昇兩人皆是鄉下小孩，也認為成長環境有助於詮釋這兩個角色，「導演和我們都算很台灣的孩子，所以有些情調、價值觀，甚至憤世嫉俗的點，有時候講兩句話彼此就能聽懂。」陳竹昇說。

兩人在現實生活中原本各是黃信堯的朋友，因拍攝短片《大佛》而相識，第二次在長片合作，雖然拍攝時程不到一個月，也因為密集相處而拍出了默契與情份，陳竹昇形容莊益增有一種悲天憫人的特質自然流露，「他雖然都說自己是素人，但打麻將就是沒打過的才會贏，他就是很自然地在那。」

在台灣，聚焦「底層生活」的影視作品並不少，《大佛普拉斯》則在形式上讓人耳目一新。全片黑白，卻在行車紀錄器的畫面上轉為彩色，並讓主角直白說出：「有錢人的人生才是彩色的」。不過，黃信堯當初選擇黑白畫面有其現實的理由，短片中的銅像工廠其實是從一間空工廠陳設出來的，「所以工廠裡根本沒有銅像，得透過黑白畫面解決質感的問題。」到了長片，攝影師中島長雄（鍾孟宏導演）認為黑白色調適合表現這些人物的情緒，便維持黑白與彩色的對照效果，也藉由景框與顏色的差異建立出「觀眾透過銀幕在偷窺這兩個人在偷窺老闆」的結構。此外，本片畫面一亮，便是黃信堯的口白，也就此建立電影的後設基調。當初，鍾孟宏便建議黃信堯將他過去拍攝紀錄片的招牌口白放入電影中，他那憊懶且無賴的口氣在電影中時而說書、時而解釋、時而乾脆與觀眾抬槓。介入與干擾，也在形式上成為本片值得琢磨之處。

電影最末，佛身中藏了一具屍體的大佛被載往法會現場，法事行進中途，燭火全滅，黑暗中傳來莫名的悶擊聲……

我好奇如此處理的動機，黃信堯也為全片掀出底牌：「因為神是不可質疑的，神出了什麼狀況都是神蹟，就像中華民國政府不可被質疑，但問題是憲法裡面裝了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我並不是要批評宗教，比較是針對所謂『不可挑戰』的概念，也就是威權體制。過去生活在威權底下，以至於造成我們現在這種狀況，太多不可挑戰的事，就像電影裡的那尊佛，裡面裝了什麼，信眾都不知道。」

從社運青年到電影導演，黃信堯將他的憤怒包藏在一個荒唐的故事裡，用他所見的人生百態譜成一齣黑色寓言。在這個頹敗的海邊小村，當大佛也自身難保時，依然苟活的仙人們，也僅能繼續遊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