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523 2015-09-08 | 影人 |
直面死亡的利劍
陳芯宜、沈可尚、黃嘉俊談《來得及說再見》
文 / 曾芷筠
繼楊力州《拔一條河》後,統一超商再度出資企劃拍攝《來得及說再見》,這次鎖定與7-Eleven「零錢捐」長期合作的門諾基金會、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下稱肝基會)、與弘道老人基金會。近年多見由基金會、公部門為紀錄片出資,提倡特定議題,如先前曾文珍《長情的告白》由衛服部出資,讓大眾看見居家照護服務員的身影;甲仙地區也確實因《拔一條河》而得到實質回饋,《來得及說再見》的電影票房盈收亦將分配給三個基金會。

《來得及說再見》由三段35分鐘的短片〈好好吃飯〉、〈日日喃喃〉、〈人之老〉所組成,由陳芯宜、沈可尚、黃嘉俊執導,透過不同議題與導演創作的視角,將這些議題一次帶給觀眾。

〈好好吃飯〉

陳芯宜:「好好吃飯
是如此簡單,又如此困難」

三位導演,三個與統一超商合作「零錢捐」的基金會,有趣的是,在決定誰要拍什麼題材時,竟是以抽籤決定的。「我一開始就想拍門諾基金會,因為在花蓮,我希望可以離開台北。」拍攝第一段〈好好吃飯〉的導演陳芯宜笑說。

初接觸花蓮偏鄉獨居老人,陳芯宜原本打算透過在門諾基金會工作、負責每日送午晚兩餐的送餐員們,來串起送餐員與老人家之間的溫暖互動。「門諾基金會在整個花蓮有五台車,一天要送兩千多個便當,由五、六個人輪流負責。最長的路線每天要開三百公里,真的就這樣每天送。」陳芯宜耐心解釋送餐員的工作:每個人一天跑兩趟,早上九點先去廚房拿便當,從九點半開始送,送到十一點,午休到兩點,下午備完餐後,再從三點送到五點。而每條路線也有不同風景,「他們其實比較喜歡送遠距離,有時點到點之間可能需要一小時車程,開車時可以看風景;市區反而是最累的,必須不停上車下車,我跟車時都覺得很瘋狂。」

門諾基金會有個中央廚房製餐點,位於壽豐分院。「我去看時嚇一大跳,原本以為就是做便當,只有幾樣菜色選擇。沒想到每張餐卡上都詳細記錄著每位老人能吃什麼、不能吃什麼、愛吃什麼。要少鹽少油、菜要煮得多軟爛、或是因為疾病的關係要避免某些食物等等,都記載得非常細緻。兩千多個便當要處理得這麼仔細,而且餐卡每天更新,再送到中央廚房。」陳芯宜說。

為期半年左右的田野調查,陳芯宜一邊拍攝,一邊篩選可能的拍攝對象。同時她也驚訝,送餐員不只是送便當的,與阿公阿嬤之間的互動溫暖親密,如同家人。「他們會每天反應菜飯怎麼樣,送餐員也每天去看他們有沒有吃藥,每一戶都是這樣。雖然只有短短五分鐘,但對老人家來說太珍貴了。」

圖:送餐員的工作並不只將飯盒送到老人手上,更包括簡單的生活照應,就像是家人。

儘管每位送餐員背後都有豐富的故事,但在拍攝調查進行大約半年之後,陳芯宜在某次偶然的情況下,拍到了失智的曾有財阿公去買米的畫面,因此決定要以「老人家好好吃飯」當成故事主軸。陳芯宜說,「當時我非常猶豫,因為這不只是個議題,我還要拍攝送餐、吃飯,這是個事件。我要用什麼角度切入?社工與送餐員是可以最快速切入並串起不同人物的,很多社工本身都很有故事,但因為我一直對老人的狀態很有興趣,慢慢偏離到阿公阿嬤與社工之間的相處,過程中感覺到自己還是會被老人的故事吸引,大過於社工和送餐員。」

回想起關鍵的那一天,陳芯宜說:「他出門時我根本不知道他要去哪裡。曾有財阿公已經有失智現象,根本忘記有送餐這件事,只是覺得肚子餓了,要吃飯,所以要去買米、煮飯,是很直接的反應。他家離鎮上很遠,他走了二十分鐘到鎮上,賒帳買了米,再把扛米回家,用一把鈍掉的、生鏽的剪刀花半小時艱難地剪開,我自己都很猶豫要不要去幫他剪,剪開後又把米倒進桶裡,再扛到廚房,你看得出來他沒有內鍋,他幾乎快沒有生活自理的能力,也沒發現電鍋壞了。這整個過程,大概花了兩個小時。」是在那天,陳芯宜決定要拍老人,而這場戲會是片頭,片名「好好吃飯」四個字也跟著冒出來。「他要吃一碗飯,花了兩個小時卻還沒有辦法吃到,對我來講衝擊太大了。要好好吃飯是如此簡單,卻又如此困難。」

圖:曾有財阿公為了吃飯,必須步行二十分鐘到雜貨店,還得賒帳才能買到一包白米。

面對孤獨、甚至失智的獨居老人,陳芯宜認為,在拍攝過程中,最重要的是陪伴。有時無須訪問,無須刻意聊天,他們心中的想法絮語會自然流淌而出。「我只是扛著攝影機去陪阿公,坐在那裡,也沒特別做什麼,有時候一整個下午就泡在那裡,熟悉之後他們也自然而然會把內心想法告訴你,例如阿公說『都沒有人要我』,這句話不是問出來的,而是他自己說出來的。」

陳芯宜直言,接到這個題目後,一年的拍攝期「實在太短了」。2014年十月真正進入拍攝期,儘管過程相當順利,但才剛建立關係,老人開始熟悉攝影機的存在,開始可以拍到一些東西時,也就到了離開的時候。「我有這種感覺,覺得還不太夠,不上不下的感覺。以後如果還有類似計畫,可能會提議延長拍攝時間。整個案子很趕,拍到過農曆年,2015年二月開始剪接。」由基金會或企業出資、鎖定特定議題,希望引起大眾的認識與關注,這樣的企劃立意良好,也能把不同議題整合在一起,但跟隨年度計畫的時程、每位導演35分鐘的篇幅,還是必須忍痛捨棄許多部份。

一輪輪篩選後,陳芯宜最後拍了六位獨居老人,但剪進影片裡的只有三個。沒剪進去的遺珠之憾,比如說,「像王伯伯的故事很精彩,他一個人過生活,還會寫春聯、做山東饅頭。他現在不做饅頭了,但我們說想吃道地的山東饅頭,他真的做給我們吃,還教我們做饅頭。我沒看過100歲還可以這樣活著。他以前在軍隊裡是文官,個性很活潑,自己收藏兩本很厚的剪貼簿,有一本裡面全是瑪麗蓮夢露等他喜歡的明星偶像的剪報。他過去在海南島打仗時負傷,每次講到這段,他就會開始演士兵、一人分飾多角,很可愛,但剪接時真的沒有辦法兼顧。」陳芯宜也說,如果狀態允許,考慮打算剪一個更長的版本。

圖:讓獨居老人好好吃一頓飯成為本段紀錄片的核心。

她提到,原本只想長時間拍攝不同的老人們靜靜吃完一頓飯的長鏡頭。「有一度我很想拍老人的時間感,他們已經這麼年老,人生已經走到這個階段,只剩下活著、吃飯,時間到底意味著什麼?我本來想把畫面剪接得很純粹,就會有那種時間感。」比如秦阿公,吃飯連挖好幾口,就是因為以前遭受飢餓磨難,才將此慣習一生帶在身上;比如曾有財阿公,沒有筷子時,他就直接用手扒。因為失智,他把吃過的便當盒放在抽屜裡,就像小叮噹的百寶袋,他只要餓了就會打開抽屜,看看裡面還有沒有東西吃。「從他們的狀態可以看到很多事情,但最後考量到基金會,還是剪了比較能讓一般觀眾理解的版本。我們現在都太倚賴文字、敘事,而不是感受影像,因為這樣的觀影習慣,你會習慣別人來告訴你一個故事,我自己也有掙扎,最後決定調整成一個清楚的敘事。」

《來得及說再見》拍攝完成後,也在上映前回到花蓮,放映給老人家們看。曾有財阿公已經不記得陳芯宜,也不記得有拍紀錄片這件事。看著大銀幕上的自己,他說「那是我耶!」看到煮飯吃飯的畫面,又說「對!就是這樣!」述說著這些細小互動,陳芯宜又說,「拍攝這部片的一年之間,我的外婆、阿嬤都過世了。覺得如果現在沒有陪他們吃飯,以後可能就沒時間了。這種感觸很深。」

圖:導演陳芯宜(右立)及劇組與王從志(前中)阿公合影。

 

 

〈日日喃喃〉

沈可尚:「你得先搞清楚要怎麼死」

 

訪問時,我還沒發問,沈可尚率先問我:「真的很沉重嗎?」似乎這是沈可尚的人與作品予人的印象。我回答:「我會說很抽離,拉到了哲學的層次。」

從2013年的《築巢人》到這次片中的〈日日喃喃〉,沈可尚都以獨特的視角呈現照顧者內心的種種思緒,有掙扎苦痛,有紛亂拉扯。一開始,沈可尚抽到的題目原本是弘道老人基金會的,卻在「黑糖」黃嘉俊的提議下,換成了肝基會,「那時我連肝基會是什麼都不知道,但我對完全不知道的事反而比較感興趣,於是就答應了。接著發現,要怎麼拍呢?難道要宣導肝病怎麼防治嗎?還是呼籲大家來篩檢呢?這些角度都不太好切,因為它不像老人家的生活處境。」

沈可尚直言,「這次經驗滿新的,因為從來沒有與被攝者相處時間這麼短,卻要去面對人生中的重要命題。」透過病友會的互助支持團體,沈可尚發現,大家談的事物都很基本,比如能不能喝咖啡,如果喝的話要喝哪一種?要吃哪種魚?睡覺時可能遇到什麼?諸如此類的生活瑣事,完全圍繞著「要怎麼活」的核心。因此,雖然所有的命題都跟死亡有關,知道死亡不遠,但如何讓剩下的時間過得好一點?

有趣的是,沈可尚選擇的三個角色都是知識份子,也都不是老人,而是已成家立業、正值人生巔峰的壯年人。「我第一次去病友會就嚇到了。你以為生病的都是老人,但去了之後發現老人不到一半,甚至有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靠近死亡完全不是老年人的專利,而是人都可能遇到的事。如果你今天五十幾歲,正在最好的階段,突然被告知生命只剩下三個月,跟八十歲的老人完全不同。」廖先生、徐老師、與她的丈夫李老師,這三個角色各自有對死亡的看法、不同的處理方式,甚至是面對社會的困惑。

圖:徐老師伉儷透過對談與自述對彼此敞開心胸。

先說說令人印象深刻的徐老師夫婦吧。在病友會上,沈可尚結識了他們,進而參與被攝者人生中的重要時刻。他坦言,「不容易,卻格外珍惜。拍攝過程中我每天都期待他們能健健康康地活下去,但並非總能如願。我認識了拍攝對象,也重新認識自己,當人到了老病死的階段時,可以如何思考生命?」

片中令人無法忘懷的一場戲,是徐老師對著鏡頭,訴說病後感到自己生命意義被剝奪的那個時候。「我在病友會上認識這對夫妻,覺得他們之間好像因為生病的關係,有些話沒說開。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們家,非常冒昧請求他們對談,我來當攝影師,在現場讓被攝者展開對話。徐老師講出自己的心聲,因為那次對話,我才決定要拍他們。」那天,他們聊了兩個鐘頭,沈可尚只是預備著攝影機,誰也沒準備好,然而當下的氣氛,卻讓沈可尚覺得可以試試。將生病後的心情娓娓道來,徐老師最希望的其實是再次站上講台,扮演一個好老師,而非母親或妻子。關於這個部分,沈可尚說,「徐老師寫了信給先生,信裡說抱歉,她並不是一個好太太。對病人來說,他們最討厭的可能是被關心,那是很大的壓力,他們真正在乎的或許是別的事情。」

「他們和其他角色比起來,有比較好的表達困惑、想法的自述能力。他們是知識份子,非常知道攝影機可以幹嘛,也想知道你會怎麼做。生病的人拒絕被拍攝的理由很正當,沒人會歡迎,而且這提醒了他們的重病。」因此,鏡頭脫開了訪問,而是擺在一邊,讓被攝者自己說出內在的心情。沈可尚解釋,第一次嘗試時,他只把攝影機丟著,人離開,讓角色自己說。他發現,當他們閉上眼睛喃喃自語,是與訪談完全不一樣的,變得破碎、親密、隱私,且不一定有邏輯。「面對死亡,自述或許是比較好的方式,這跟訪問的因果邏輯不一樣。我後來只問他們最簡單的問題:某月某日這個階段,你在想什麼?」

第一次拍攝丈夫李老師在研究室外的長廊上,回憶起第一時間得知太太生病消息時的心情,沈可尚人是不在現場的。「我架好攝影機,人就離開了。晚上回去重看素材,覺得終於聽到照顧者內在的紛亂。第二次,我問他介不介意我在場,他說沒關係。於是我請他講得更具像,把內在的紛亂喃喃說出來。」

角色們的內在呢喃,成為沈可尚非常希望聆聽的聲音,也形成這部紀錄短片的獨特觀點。「我發現每個人在面對這種陌生境地時,內在不斷反芻、消化,沒辦法大方與別人分享。他們可能原本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多話想說,但攝影機機制一但啟動,可以講上一、兩個小時,腦中有大量潛伏的情感因素,會一直被勾出來。這變成我拍攝後期的工作方法,這也讓我保持自己比較喜歡的距離感。每次拍攝,我幾乎都會在場,問他們那段時間在想些什麼,有時聽到一些有趣的東西,會再丟出問題。」

這些喃喃自述,其實是有著高度自覺的,但因為這個命題太切身,因此被拍攝對象願意對著鏡頭訴說。影片後半段,「先生在車裡講話那場戲,他說心煩時會開著車到處亂晃,我跟他去海邊,但我知道如果我在車裡會很奇怪,因此我讓他把車子停在旁邊,架好攝影機後我下車,所以我不知道他說了什麼。李老師的部分我拍了很多,如果要剪出來,絕對可以獨立成長片,因此最後鎖定在照顧者的內在世界。如果聚焦在生病,觀眾能夠聯想的範圍會比較窄。」沈可尚說。

影片的每個細節環繞著角色們的生活,包括看病、開刀、栓塞、陪小孩……。同時,沈可尚也將DV交給他們自己拍。這些在家中如廁、煮飯、燙衣服的日常瑣碎,在死亡陰影之下,卻起了一股悲傷難以言喻的化學反應。「那是我把攝影機交給他半年後才拍出來的東西。我叫他丟開所有的構圖、訓練,用直覺隨便拍。困難之處在於,沒有人有辦法帶著愉悅的心情去拍將死之人,那很矛盾,你希望他們健康,但不可能。你希望自己不要被捲進去,又要靠近他們的情感,並保持紀錄片導演的位置,所以那是複雜的。你要怎麼說這個故事?看待這個角色?」因此,每回拍攝完畢離開現場,沈可尚總不直接回家,而是在車上沉澱許久,聽自己的呼吸,再去便利商店坐一下。「切換模式後再到下一個角色,現在已經養成習慣。」沈可尚說。 

圖:廖先生希望在離開之前為孩子留下最多的父愛。

除了徐老師與先生,另一位主角廖先生,也在沈可尚的鏡頭與剪接下,呈現了生前的最後身影。廖先生是唯一一個對攝影機敞開雙臂的角色。「我看到廖先生自拍他和小孩的照片,覺得他好著急,因為量非常龐大,一週要拍好多照片,用硬碟備份三分,一份給妹妹,一份給太太,深怕它會不見。他寫信給孩子,用電腦重複修改,最後再用手抄。當他開始手寫,我很緊張,因為那代表他可能知道自己已經快不行了,你可以感覺到他急欲留下什麼給小孩。他的想法非常簡單:我自己拍不夠,你們幫我多拍一點。他面對鏡頭完全很自在,這反而讓我很害怕。他看自己之前拍的東西,都能倒背如流,表示他可能看了超過二十次。」

生病前,廖先生是個電腦工程師;生病之後,每個人都必須面對自己生命中抉擇,就像列下想完成的願望清單。「廖先生很用力一直想留給小孩些什麼,不管自己要什麼,他喝了嗎啡休息一個鐘頭,再勉強起來陪小孩玩。劉伯伯最想要的是平凡、如常地過每一天,他打電話給所有朋友告別,但道別後他到現在還活著,卻不太願意跟我們討論生病這件事,也沒有想要去完成什麼,那是老人家對生命的理解。徐老師最想做的是教書,她不想被照顧,就算只剩一點點力氣,也要站在講台上。她先生會覺得,妳最愛的難道不是我嗎?但這不一定,她的存在感可能是建立在講台上,每個人的詮釋、想留下的都不一樣。」

沈可尚明明拍到了許多煽情的畫面,例如廖先生離世前的最後三天,剪接時卻全都捨棄掉了。「他生前最後三天,連講話的力氣都沒有,小孩不清楚狀況,在旁邊跑來跑去,他一個人默默流淚。我看了很難過,但這些畫面我不想放進去,因此第一個剪接版本是完全沒有廖先生的,連一秒都沒有。我不想讓他的家人看到他過世前最憔悴的樣子,也不想消費死亡。我拍到這裡,會覺得應該退出來,因為死亡有點私密,我覺得我和他還沒有熟到可以同他家人一起面對他的死亡。但後來我還是想要留一些訊息給觀眾,於是挑選一些病容沒那麼糟糕的,試著擺進去。」影片完成後,廖先生的妹妹對於在紀錄片中留下最後身影感到挺欣慰;他的媽媽也說,他修了一個不錯的緣分,因為大部分的人沒有被記錄下死亡的機會和經驗。

圖:廖先生在電腦前將給幼子的信仔細地謄到信紙上。

死亡、病痛、照顧者的掙扎,很多人說,沈可尚老是拍很沉重的東西,但這反映了他的人與生命觀。「我對照顧者的角色非常熟悉,因為我從小到大幾乎都在照顧家人,比較能靠近照顧者的內心,無論李老師或《築巢人》的爸爸。他之所以會願意被拍,也是因為知道我可以同理他們,自然會往那個方向走。」拍完後再回看,沈可尚說,還有很多他們的心思無法完整呈現,因為他們內心的喃喃自語時時在變化。「以前覺得老病死離我很遠,但似乎現在就必須開始學習這條人生必經之路。這讓我思考,你得先搞清楚死的時候想要什麼樣的死法?以什麼樣的身分?這會確立你現在的人生,可以不必往無謂的方向努力,全力以赴把生命過成那個樣子。〈日日喃喃〉讓我變得還滿身體力行的,我希望我死的時候可以帶著幾部真正好的、原創的作品離開,」沈可尚說,「其他的,只是枝微末節。」
 

 

〈人之老〉

黃嘉俊:「在年輕的當下
用很老的方式活著」

《來得及說再見》最後一段〈人之老〉其實是個溫暖的愛情故事,講的是一對年紀逾百的老夫婦,如何經歷戰爭、兩岸分離、各自婚嫁後,又再度生活在一起的動人經歷。英文片名「When a Woman Loves a man」來自一首英文歌,大寫的「Woman」強調了女性在家庭裡的重要性。相較之下,男人則像個永遠長不大的小孩,仰賴伴侶的照顧。黃嘉駿說,「拍老人議題,就像爬上山頭後,要更艱辛地下山,像是後半輩子的另一個課題與新的挑戰,這部片讓我提前思考,達到人生的顛峰後,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原本,黃嘉俊抽到的題目是肝基會,但因為過去拍攝公視人生劇展劇情片《找到》,就是關於器官移植的故事,對於肝病、器官移植太熟悉,因此選擇更有挑戰性的題目。《找到》的劇情描述兩個得肝病的父親,與小孩捐肝的過程及選擇,一個男同志選擇以捐肝彌補對父親的缺憾;女外科醫師選擇保有完整的身體與職涯。「我們去醫院實際做田野調查,發現很多人選擇放棄不捐了,原因之一是身體會受倒很大的影響,至少半年復原期無法工作,還必須服藥,身上也會有疤痕。很多人正值衝刺的青壯年,家人也未必希望他們捐肝給上了年紀的長輩。」黃嘉俊說,其實捐或不捐,一開始就已經註定了,即使繞了一大圈,過程只是讓你確認這個決定不會讓你後悔,所以片名叫「找到」。

但這也不是黃嘉俊首次接觸老人議題。幾年前,黃嘉俊前往安徽,拍攝慈濟建設的敬老院,「裡面每個老人的生命過程不同,最後卻殊途同歸,在這間敬老院裡等死。更諷刺的是,很多人除了身分證上的照片,墓碑上卻沒有照片,所以我幫他們每個人拍了一組照片,用相框框起來,爺爺奶奶們拿到都很高興。我覺得那是個開端,我意識到,大家其實不敢談論死亡。但如果不談死亡,要如何好好活著?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這個問題。當好這次有機會,就想拍老人的議題。」

黃嘉俊不選擇悲情的呈現,反而把它拍成一個愛情故事。他說,一開始,弘道老人基金會給了很多最需要幫助的獨居老人個案,非常悲苦,可能8、90歲了,身邊還拖著一個身障或有精神疾病的孩子。「我覺得那太極端了,可能每個人都會敬而遠之,生命共通性沒那麼強,也無法讓觀眾有同理心。」黃嘉俊後來問基金會,有沒有老夫老妻?他想看看,有伴的老人狀態是如何?他們需不需要幫忙?面對的難關是什麼?「我選擇拍攝了住在員林的這對爺爺奶奶,與住新莊的一對視障夫妻。視障者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家裡都不開燈,出門時太太就搭著先生的肩,沿路用拐杖撞出一條路。」初剪版本,兩對夫婦的故事並行。監製看過後,才決定把員林這對老夫婦的故事講得更飽滿完整。「因為有這樣時代背景的外省第一代已經快要凋零了,我想先把這群人記錄下來。」黃嘉俊說。

圖:黃嘉俊的〈人之老〉將鏡頭對準一對走過戰亂與分離的外省夫婦。

由於生活純粹、規律,黃嘉俊像是拍攝自己的親人一樣,沒有經過太多磨合適應就順利進入這對老夫妻的生活空間。「拍這對夫妻反而不太有拉扯,因為他們的生命走到這個階段,都經歷一些洗鍊,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圓滿的相處。但即使狀態再圓滿,還是逃不過老病死。與他們互動其實沒有太多難度,只要讓他們認識我,知道如何保持最自在的狀態。他們就像我的外公外婆,也很樂意敞開大門,因為沒有其他人關心他們。」黃嘉俊笑說,爺爺平常其實很邋遢,愛喝酒、不愛洗澡,但只要劇組去,他前一晚就會說要洗澡,還會指定要穿的衣服樣式與戴帽。」

相較於《一首搖滾上月球》花了五年時間拍攝,〈人之老〉用一年時間捕捉到老年的從容樣態。「很多人覺得老了就是生病、怨懟、貪心、遺憾,但老不只這些,我感受到的是從容,對死亡與慾望不太在意,吃飯時就單純吃飯,用老人的態度享受生活與每個當下。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如何在年輕的當下用很老的方式活著,老可以萃取出很好的特質,你知道死亡必然存在,那就接受它。」

黃嘉俊形容,拍攝紀錄片,就像是一個心理治療和成長的過程。「《一首搖滾上月球》裡有六個爸爸、六個媽媽,所以各自的投射、反饋、排列組合非常有趣,從中你會更清楚自己的位置。紀錄片拍愈多,會愈覺得自己有些預知能力,因為對人生中的貪嗔癡有些頓悟,知道鏡頭下的人們可能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做了某些事後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就像看活生生的3D電影一樣,看著事情發生。我拍的題材都是我感興趣或困惑,甚至是恐懼的,只好藉由拍紀錄片去看看別人怎麼做的。這其實是自我投射,我會思考他為何做出與我不同的選擇,會想要看出一個所以然來。」他說,拍攝紀錄片從頭到尾都是在處理人,但更多時候是在處理自己,像是種心理治療,而且是非常形而下、入世的。

圖:夫婦兩互相扶持,又同樣包容彼此的過去。

老夫婦間的親密情感,建立在具體的房屋空間與紮實的物質基礎上,同時,人與人之間,總是揭露一些,又隱藏了一些。比如老奶奶提到,自己在中國大陸的親人去世,她雖傷心,卻也沒對老伴提起。影片後半段,拍到兩人一起回到故鄉大連,憑弔奶奶已逝的丈夫,令人不禁想像,要經過怎樣的人生洗鍊,才能有這樣的包容胸襟?

從大連回台灣後,奶奶便因骨質疏鬆,骨盆裂開,躺在床上兩個多月;爺爺因為失智,身體狀況也急轉直下,「他很固執要太太照顧,因此不吃不喝、變得很瘦。」現在,多半由親人與弘道老人基金會的居家照顧服務員、送餐服務員或社工輪流照顧。黃嘉俊的這部短片,或許真保留了這即將凋零的珍貴片刻。「活的方式有千百種,差別在於活得好或不好。有機會活到老已經很不容易,這部片讓大家可以開始討論老病死。生命太無常了,把握當下就好。」

 

(劇照提供:穀得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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