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電影在揭露阿公身世時的表現手法，是一種有著壯闊史詩氛圍般的藝術片風格，和電影前大半段鄉土喜劇氣息濃厚的氛圍截然不同，前者是《超級大國民》那時用藝術電影揭露歷史傷痕的萬仁，後者則是〈蘋果的滋味〉那個和觀眾笑看命運擺布的萬仁。萬仁導演說，兩者之間的平衡讓他拿捏了很久，也因此這部電影在進行剪輯時，前前後後總共檢出了9個版本，他笑稱現在正式上映的是「第I版」，也是他目前最滿意的版本。

在此之前，萬仁曾於去年金馬影展的放映一個初剪版本，當時的片名則取名做《跨海跳探戈》，聽起來和現在的《車拼》有著截然不同的意味。但萬仁解釋，「跨海跳探戈」這個名字所想要表示的，也是中國和台灣兩家人在談親事過程中互不相讓你來我往的過程，這就像一場談判，在唇劍交鋒的過程之中，雙方各自一進一退，也需高超的技巧，就像跳探戈。放大一點來看，這不也像是中國和台灣兩方現今的政治情勢？而男女雙方家族的三代人，也正好代表了三個世代的歷史觀。但是要怎麼以詼諧有趣，卻又微言大義的帶出這橫跨海峽錯綜複雜的政治寓言，正是讓萬仁剪出了9個版本才解決的難題。

導演回憶，在去年金馬影展放映的版本太著迷於處理歷史問題，「如果你有看過，你就會知道阿公那一部份一直是我很想要拍的，都已經可以拍成《超級大國民》第二集了。」對於台灣歷史極感興趣的萬仁如此說道。甚至，大部分喜歡電影的觀眾，當時都希望他可以那樣拍。「但是我覺得時代已經不一樣，已經不用陷入那樣的悲情了，第二，我也不想再走入純藝術的形式了，我應該在回到《油麻菜籽》那個很通俗、阿公阿嬤都看得懂的形式。」萬仁說。因此，他又重新修改版本，將關於歷史的多餘部分拿掉，將影片的敘事方式做了很大的調整，把節奏調快，回歸到嘻笑怒罵的諷刺喜劇路線。這樣的安排，也讓導演很訝異的發現，原本比較隱晦的政治主題，輪廓也變得更清晰了。終於，在上映的最後一刻完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版本。這個版本節奏更流暢，而主題也更清晰。完成了最後的版本後，他也終於釐清自己所想要的敘事方向，於是也將片名改為《車拼》，這個名字聽起來不但更有本土氣息，從聽萬仁敘述中間的心路歷程看來，更有一種台灣人不認輸，正面挑戰困難的硬頸精神。

直到最後的版本完成後，萬仁導演深深體會「原來，要走在中間的路線是如此之難，要雅俗共賞更難！」在路線選擇兩個極端之間，拍商業電影的人可能比較沒有藝術包袱，而拍藝術電影的人也可以義無反顧地探索更高境界，但要兩者兼顧卻是很難的。在整理完這幾個版本之後，萬仁自己才恍然大悟，原來拍出一部易懂好消化，卻又不過度誇大與簡化的通俗故事，「這才是我真正的風格。」他解釋商業電影對於議題有太多取捨，以簡化角色形象與立場，已以他自己的電影為例，他大可安排心怡的父母在歷經千辛萬苦後，在結局來一記漂亮的反擊，這樣的電影一定會很好看，但是這絕對不是他所想要做的，因而他選擇如實地用兩個家庭反映台海政治情勢。同時，他也非常有自覺地不誇大、不醜化男方大陸親友的角色，他解釋這就像是當年拍攝〈蘋果的滋味〉時，自己不刻意醜化美國軍官的角色一樣，他不用簡化角色這樣的廉價手法，來消費影片中的反派角色，和賺取觀眾的感情。

萬仁導演的通俗是透過容易親近的喜劇形式來達成，但是他仍然希望在嘻笑怒罵的背後，仍然帶出他所想凸顯的核心問題，「劇本的底層永遠最重要。」導演如此強調。因此，就算劇中雙方人馬唇槍舌戰，對雙方孰優孰劣爭得不可開交，但對萬仁導演更重要的是，他絕對要在劇本中將阿公那一代的歷史故事放進來。他認為當前的台灣社會太過著眼於當下，比較少探討歷史，因而，儘管歷史議題一向不討喜，他仍堅持應該在影片中放入阿公的故事，作為電影的總結。

同時，雖然本片以喜劇作為主要形式，劇中放入詼諧荒謬的對白，但是萬仁仍選擇以寫實的風格作為敘事基調。「電影是可以很鬧劇的，可以到一個鬧劇去凸顯政治的荒謬。」但他無意做到那樣，認為寫實仍舊可以呈現荒謬的情境，對於導演的決定，演員們一開始也覺得很奇怪，本來以為好笑一定要演的誇張一點，但是每個人都很正經在演，「這是一種寫實的喜劇，但是一樣達到反諷的效果，至於能否看出這樣的企圖，就端看觀眾的反應。」導演說道。而選擇寫實的手法，也是因為他希望兼顧阿公所帶出的歷史與情感面。萬仁解釋，若用使用真的十分荒謬的鬧劇，整部戲的氛圍和阿公的情感之間，反差便會過大，反而使情感的描繪流於刻意。

而談到寫實主義的力量，萬仁不禁回想經過三十年，他訝異台灣新電影的寫實主義對國片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寫實主義能有這樣深遠的影響力，也是萬仁最喜歡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的原因。他以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大將迪西嘉的經典《單車失竊記》為例，對他而言，這就是一部最寫實的電影，這樣的風格讓電影得以乘載豐沛的情感。正因為萬仁對於情感元素的偏愛，讓他在創作上常常選擇將反諷喜劇與浪漫主義式的情感元素結合。「你看像《油麻菜籽》是關於母女情感單純的melodrama（家庭倫理劇），象徵社會的改變，我都還是要放一些喜劇的東西。」

而《超級大國民》原本也希望拍成一部《超級市民》喜劇的延伸，但後來卻發展為一部悲情的故事的原因，是出於導演對內容的考量，因為其背後情感的重要性遠勝於喜劇的形式，便捨棄了荒謬性的元素。但是《超級大國民》對於導演來講，「是在對的時間拍對的事情」，在90年代正好配合了社會氛圍，那時大家對於二二八事件還是非常敏感。換到今日來看，《車拼》的推出也正在一個合適的時間點，而這個時間點對於萬仁而言如此合適、甚至有點急迫的原因，除了台灣在兩岸關係之中不斷居於下風，且越來越式微外，心怡阿公那一輩的人，也正隨著歲月凋零，因而更應該盡快為他們訴說、也讓他們看到屬於他們的歷史與故事。

這次在《車拼》對上的，是一個深綠的本土家庭與一個自恃泱泱天朝的深紅中國富商－－而台灣政治吵吵鬧鬧文化從來沒有缺席的「深藍」族群，反而在這次的電影中消失，導演解釋這是在創作過程中產生的抉擇。原來，故事的發想最初還是始於「藍綠對決」，因為在每天的政論節目裡，我們不難發現台灣的兩大黨與其死忠支持者，似乎永遠無法好好坐下來說上幾句話，因此，導演便先從一段深藍和深綠家族間的婚事開始發想劇本。但是寫著寫著，他發現藍綠之間似乎沒有那麼嚴重，一樣是台灣人，也一樣認同台灣本土，同時在編劇的過程中，萬仁發現兩岸的關係開始變得越來越緊密，儘管藍綠之間在本土的認同上一定有同與異，但是這個問題絕對沒有兩岸關係來的重要，在中國與台灣之間自由行、貿易來往越來越頻繁時，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的地位在未來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課題，衝突可能日漸增溫。因此，他便將本片的兩大對立勢力，改為兩岸關係之間最極端的「深綠」、「深紅」兩個族群，凸顯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文化與政治衝突，將一連串詼諧的你來我往過程，當作台灣未來地位的政治寓言。

決定「紅綠之爭」的劇本方向之後，萬仁也如其他的台灣電影工作者一樣，曾經試圖尋找中國的投資。但果不其然，兩岸關係以及國共戰爭等敏感的政治與歷史議題，果然受到了對岸的拒絕。「他們甚至希望連國共內戰都不要談，但是是你們打贏耶。」導演打趣的說，原來中國在電影法規上有規定，像國共內戰這類屬「重大題材」，需要經過相關委員會審議通過才能拍攝。這項嘗試的失利也使劇本的內容大受影響。原來，心怡一家人在最初的劇本中，是要跨海到趙中的老家徐州去談親事的，也因此，導演萬仁原本有意將劇組拉至徐州拍攝，甚至將場景拉到當年「徐蚌會戰」的遺址。為此，萬仁曾在編劇初期花了許多時間，研究考據大量史料，為了還原徐蚌會戰的歷史場景，回想到過去的過程，萬仁導演笑說「每次拍電影就好像寫了一本碩士論文，很享受這段考據的過程。」但在確定和中國合作無望之後，也只能將劇本改成由趙中的家人來到台灣。原本想透過戰場遺址所凸顯的歷史議題，也只能改到台中供奉將士牌位的忠烈祠大殿中。

隨著阿公的身世之謎揭曉，我們看到的是台灣人在歷史分分合合之中，在身份認同上的身不由己與迷惘，對照到當下，台灣社會的自我認同轉型仍因為許多複雜的政治因素，游移搖擺不定，原地踏步了十多年，這樣的現狀回過頭去呼應《車拼》中阿公坎坷的身世，更是讓人感慨。談到台灣的自我認同與其電影間的關係，對於導演而言，這份對於土地的認同，正式他選擇「通俗」的一個關鍵因素。萬仁導演則將歷史拉回到1983年的《兒子的大玩偶》，在當時，台灣的鄉土文學之爭已經進行了許多年，文壇對於台灣文學的定位一直爭論不休，沒想到在新電影出現之時，反而促成了本土電影的崛起，〈兒子的大玩偶〉和〈蘋果的滋味〉劇情的關鍵之處都是使用台語，而〈蘋〉更是當時少見「語言歸位」的寫實作品，劇中角色依其背景使用不同的語言。但隨後因為台灣電影在獎勵制度上對語種的限制，也造成了萬仁的第一部長片《油麻菜籽》現今出現台語版與國語版在外界流通－－當時為了報名旨在「獎勵國語影片」的金馬獎，《油麻菜籽》在以台語版上映後，被迫重新配製了國語版，也才有了當年陳秋燕「最佳女配角獎」以及侯孝賢、廖輝英兩人「最佳編劇獎」的成績。但是萬仁導演仍然對於當年院線上映的是台語版感到自豪，「很慶幸如此一來一些老一輩的不會聽國語的親戚朋友都可以聽得很懂，這就是我的用意。」

原來，導演始終都把這些人放在他的心中。〈蘋果的滋味〉裡聽不懂國語的媽媽，以及他身邊老一輩的親朋好友，一直都是他想與之同在、分享故事的重要對象。「我認為你去拍一個都市的邊緣人，或是很低階層受教育不多的人的故事，竟然用他們不能理解的語言形式去呈現，這是很奇怪的。」這就是萬仁所想達到的通俗－－雖然他一度走出一條藝術電影的方向，包括當初在美國留學時他也非常喜愛荷索、柏格曼等人的作品，但是他知道這不是他的本性。萬仁打趣的說，「就像是我不想變成李白，我想變白居易。」寫出一首首連街坊老婦都看得懂的好詩，拍出一部部市井小民都看得懂的好電影。 

走過三十多年的電影路，萬仁終於找到了自己最想走的路，而現在的萬仁還想再多拍幾部電影。其中一個可能的題材是他的童年。講到這裡，萬仁導演不禁大大感慨時光飛逝，他說1985年侯孝賢導演推出《童年往事》的時候，他雖然也想嘗試，但是當時心想「我的童年有太多精采以及隱喻的事情是現在不想談的，等30年後六十幾歲的時候再看看吧！」沒想到30年轉眼即至，不過現在來看，倒也少了幾分衝動。但或許，萬仁會轉而將他的童年往事，放進另一個構思的題材之中－－二二八事件。導演自認自己有下過研究苦工、有企圖與感觸想要重新訴說台灣的這段歷史創傷，但由於格局龐大，儘管劇本構思以久，萬仁直到現在才敢開始思考是否可以推動這一部的企劃。而這次《車拼》經過這麼多版本的修改，讓他知道這種拍法是可以讓統獨兩派族群都能夠認同的，他似乎已經掌握到了拿捏的分寸，拍攝二二八事件很需要一個如此精準、立場中立的人來掌握大局，否則流於政治控訴，或是成為一種時局下的必然事件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