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476 2014-09-17 | 影人 |
「推」開青少年的孤寂心扉
專訪《共犯》導演張榮吉、製片陳鴻元
文 / 羅令杰、洪健倫;攝影 / 陳迪臻
從拍攝紀錄片和短片起家,張榮吉早於2006年就以《奇蹟的夏天》(與楊力州合導)拿下金馬獎最佳紀錄長片獎,之後在2008年以短片《天黑》獲得台北電影獎最佳創作短片,擅長捕捉鏡頭下人物自然情感的他,在短片完成相隔四年後才交出以黃裕翔真實經歷為題的首部劇情長片《逆光飛翔》,不光在台北電影節的兩項競賽皆拿下觀眾票選獎,在金馬獎上也拿下最佳新導演和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等殊榮,更代表台灣角逐當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作為一位新導演初試啼聲,無疑是相當成功的出擊。

時隔兩年,張榮吉的第二部長片《共犯》帶給觀眾的驚奇是,與關注青少年逐夢的《逆》片相比,《共犯》的風格截然不同。除了以電子和後搖滾風格的配樂貫串全片,加上風格強烈的攝影和剪輯之外,這個故事以懸疑推理片型來探討青少年問題,更是台灣電影近年來的難得嘗試。電影從湖畔一具男屍作為開場,再以另一位女學生跳樓身亡的事件作為事件引線,帶領觀眾進入幾位青少角色間複雜難解的內心世界。

除此之外,在台灣電影市場復甦,帶動產業景氣的當下,本片的推出在產業面上也別具意義。它是台灣近年少見由製片主導的商業電影,《共犯》製片陳鴻元在2012年擔任台北市電影委員會「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評審時,相中這個由烏奴奴、夏佩爾共同創作的原創劇本並進行開發,在找來曾經合作過的張榮吉執導,也主導了題材開發與行銷的佈局。在台灣盼望創立健全的商業電影產業環境時,這樣的製片模式,不啻是對電影製作感興趣的人們一個重要的經驗借鏡。

本期「放映頭條」變為各位讀者分別訪問了張榮吉導演與製片陳鴻元。在張榮吉導演的訪談中,我們將帶領讀者將時間倒回到六月初夏,張榮吉導演當時接受《放映週報》的訪問,這場訪談也是他在《共犯》完成後,首次接受的媒體專訪。製片陳鴻元則將和我們分享,身為製片他如何在這次製作過程中扮演大方向的掌舵者,以及他和張榮吉導演之間,又如何分工合作。

給張榮吉導演開門見山的第一個問題,也應該是許多人都有的疑問:《共犯》和《逆光飛翔》是截然不同的風格,當初為何選這個題材拍攝呢?

張榮吉(以下簡稱張):《逆光飛翔》之後,就一直在思考下一部電影會是什麼樣子。其實當初也沒想到《逆光飛翔》會是自己的第一部片(笑),當時我並不想被題材設限,就是即便它是以「視障」和「弱勢」為主題的時候,我還是想要放進一些形式上的東西來和觀眾對話,而「藉由影像和觀眾對話」是我一直不變的想法。

過去學電影接觸很多不一樣的類型,加上自己很喜歡推理懸疑的題材,在《逆光飛翔》上映後,應該是2012年底吧,電影公司給我看了幾個劇本,其中一個就是《共犯》。這部片裡頭的一些風格很強烈,很吸引我。或許因為《逆光飛翔》也是講青少年的題材,下一部片子就想要再嘗試用不同的方向去說青少年的故事,這部片呈現的是一些比較沒有出現的聲音。不管是在高中或是大學,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他不同的故事。而這次的故事是以高中生為背景,所嘗試的,就是如果我們從高中生族群去挑選一些對象,讓這些對象成為主角的時候,我們會在他們之間找到什麼樣的共通點?

看完《共犯》的劇本之後,我就在思考這部片的片名對我的意義。我覺得青少年有些時候是寂寞的,我指的「寂寞」並非真的沒有朋友。「寂寞」有很多層次,例如有的人就是字面上的寂寞;但有的人則是表面上很多朋友,可是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那是需求或是自我認同上的寂寞;或是不被其他人認同,所以感受到的寂寞。我從這些主角身上感受到這些共通點,而這些共通點也許在無形間被串連起來,那時看到劇本的時候,感受最強的就是推理懸疑的這一塊,這種風格在以高中生作為主角的校園電影中是很少見的,在台灣好像沒有過這樣的嘗試,所以就決定拍攝這部電影。

  

既然決定要以青少年作為拍攝題材,事前應該有作了不少功課吧?

張:當時我們的助導幫忙訪問了各個高中學校的學生,大概做了2、3百人的抽樣吧。每個訪談都是面對面式的訪問,大概前後花了兩個多月完成。我們想了很多問題去訪問青少年,目的是知道現在高中生的思考方式和邏輯的模樣。不管是從生活、娛樂等等……,例如他們喜歡的藝人、音樂,甚至是性行為這種比較隱私性的問題,如果他們願意回答的話,我們也都有問,這些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田野調查,可以幫我重新認識他們。

經過這次田野調查之後,應該在劇本上也作了不少修正吧。

張:是的。而且在田野調查、包括選角的過程中都不斷地進行修正,因為裡頭的角色有包含問題學生、資優生、還有個性孤僻的角色。因為從拍《逆光飛翔》的時候,我就想找素人演員,希望這些演員身上必須要具備某種特質,可以跟故事的角色比較接近。

我們選角時也面試了許多來自單親家庭的演員,在面談的時候,可以感受到他們表達出對家庭的想像和渴望,也會聊到對離開的父母親的印象是什麼。那些年輕人都有共同的寂寞個性,那並不是在一開始訪談去了自己的喜好就能夠發現到的。從這一連串過程中,讓我有很大的感觸,那樣的感觸是在於,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一面,習慣一開始面對人的時候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來,不管是不是防備或武裝,但真實上卻是會有某種程度的落差,甚至完全相反。

在這樣的過程中,讓我想到這樣的想法可以放到劇本當中,有些人表面上是好學生,大家都會從刻板印象認為「好學生就應該是這個樣子」,殊不知他實際上的想法是想要逃避,那種想法可能是一種邪惡,但實際上那也只是外界的一種觀感,實際上那也不真的算是一種邪惡。

我覺得這些東西和《異鄉人》其實有點像,因為它講的是一種存在主義,某部份是很單純、直白的一種想法,當那種想法被套用在世俗觀感或是社會規範的時候,就會被覺得是一種異於常人而被貼上標籤、歸類,但其實那並沒有那麼複雜的。

《異鄉人》是一開始就決定放進片中的元素嗎?還是後來才加入的?

張:《異鄉人》在最開始的版本就有了。《共犯》一開始其實是一本小說,後來才變成電影劇本,我看到的時候,它已經是電影劇本了,當我看到電影裡面有提到這本書的時候,就去翻了《異鄉人》小說來看。因為這本書和女主角的連結比較多,所以我又把更多對於自我認同和存在主義的東西放了更多在她身上。包括她和同學的相處,渴望母親關愛的部分都是。

《異鄉人》就像是女主角她的內心投射吧,但坦白說我並沒有想要讓這部電影艱澀到難以消化,很多藝術創作都會有他背後的意涵,只是有時候這背後的意涵被擺在眼前時,都不一定要很直白的告訴觀眾說「如果你沒看這本書」或是「如果你不懂這本書」你就不懂主角的想法,只是如果你又知道《異鄉人》這本書的時候,你就會把它套用進去,讓那個印象更明顯,但不知道其實也沒關係,就只是把它當彩蛋(笑)。


圖:在《共犯》裡,圖書館裡卡謬的小說《異鄉人》也成為解謎的一環。

你前面提過當初面試了很多素人,你們當時就鎖定主要角色由非專業演員演出嗎?

張:當初我們也找了很多年輕演員,只是像《逆光飛翔》的時候狀況一樣,都找不到適合的,而在拍《逆》片時我就發現,台灣在這個年紀的演員上是有很大的一個斷層的,所以知道要拍《共犯》的時候,就知道有這種情形。

我們當然也可以嘗試找張孝全來演高中生,但那是另外一種設定的選角,不然其實也可以找黃河或張書豪、林柏宏…好像差不多就這些人,沒有年紀再更小的了,我們也不排斥這樣的可能。找演員的過程大概花了半年多的時間,最後找到了這幾位演員。

在這三位男生和三位女生中,巫建和是比較有經驗的演員,他已經得過兩次金鐘獎,他過去的形象都是演壞學生居多,所以我一開始是想找他飾演葉一凱此角,本來以為這是很理所當然的選擇,只是後來又冒出來一個比他更帥的壞學生鄭開元(笑),然後又找到了演資優生黃立淮的鄧育凱;我當時覺得,黃立淮這個角色很難演,因為他是比較孤僻、但內心又想很多的角色,這種古怪又心機的角色,素人演員比較難去揣摩。選角的時候我的觀察重點是先看他有沒有企圖心,第二是看他有沒有辦法把個性渲染到角色的個性當中,我們當時入選了20幾位演員,在進行表演訓練的時候,就從旁邊觀察他適不適合這個角色,所以我是在訓練兩個月之後,才正式確定由誰演出哪個角色。

女生的部分,要先講到姚愛甯(飾演夏薇喬)。這個角色是很後來才找到演員的,因為這個女生很難找,她和黃立淮一樣都是很多祕密的人,必須第一眼就要讓人感覺到她的不一樣,就有點像之前有演《下妻物語》的土屋安娜那樣;當初和她講話的時候,你會感受到一種「嬌氣」,我們本來就希望這個女生是一種被寵壞,被慣壞,可是說話不敢大聲,外型亮眼卻不善和人相處的類型。當時我們怎麼找都找不到適合的演員,所以我們在試鏡對戲的時候,就使出了殺手鐧來把她的演技逼出來(笑)。


圖:姚愛甯飾演的角色需要獨特的氣質,使得此角成為選角過程最後才確定的人選。

可以問是什麼樣的殺手鐧嗎?

張:我們那時候就是不斷地兇她,讓她在演戲時用很直覺的方式來表現出來,那時候就發現她的演技潛能,然後就OK了。另外兩個角色,一個是嫌疑犯朱靜怡,這個角色其實也是很難演的,因為她必須同時展現出可疑的一面,和她扭轉成另一個關鍵角色的部分,交給演戲經驗豐富的溫貞菱來演其實相當合適,至於飾演黃立淮妹妹角色的演員洪于晴,她是所有演員裡面年紀最小的,當時她才只有國三而已。對我來說,對這六個人最大的挑戰,應該是要詮釋面對死亡這部份。

剛好導演提到這部份,可否請你分享一下導戲時,您是如何指導這些演員的。

張:其實這還滿難的。比如說妹妹的角色,她在電影裡面有很多哭戲,洪于晴是一個必須要不斷用激將法去激的人,因為她很好強,就會表現出來;另外鄧育凱也是第一次演戲,他在電影中有很多情緒潰堤的戲。其實他的表現讓我很意外,因為他在開拍的前幾天曾經跑來說:他不想演了,因為要詮釋那個角色的壓力很大,那時候我們真的很怕他真的放棄不來了。

那時候你應該也要跟著情緒潰堤了(笑)。

張: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超級緊張,想盡辦法慰留他。要開拍時我就一直幫他作心理建設,跟他分享自己過去的人生經驗,例如「曾經有好幾次我想要放棄……」之類的(笑),我不知道這些話有沒有打動他,但他後來的演出讓我覺得他變得不一樣了,讓我很驚喜。至於和鄭開元導戲的過程,就沒有值得一提的地方,因為他實在飾演得太好了(笑)。他的演出基本上百分之百幾乎就是他的個性,和林永群那個角色比起來所以相對之下就比較輕鬆一些,因為林永群那個角色是表面好學生,後來卻表現出他缺陷的部分,這部份是需要花一些力氣的。


圖:鄧育凱在本片中飾演的資優生其實內心有塊不敢示人的陰暗面。

鄧育凱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知道自己演的角色會有這樣的轉變,他會害怕嗎?

張:他的害怕是在於,他曾經跟我說他以前就是那樣子的人,並不是說他有過類似的經歷或是他曾經那麼壞,而是他是個比較多負面情緒、會逃避事情的人。其實很多新人去上表演課的時候,有時候會抗拒去詮釋某些個性的角色,原因是因為他們並不喜歡那樣子的個性,那也是因為他們對演員或演戲這件事可能沒什麼自覺,二來是他們並不喜歡在大家面前展現出這樣子的自己,因為自己的某部份就和電影中的角色重疊。

談完演員之後來聊一下電影裡面的元素好了,在《共犯》當中有不少使用社群網站或是通訊軟體的橋段,是台灣校園電影中比較少看到的元素,這是在田野調查之後才決定加入的嗎,還是一開始就決定要放入這些東西了?

張:我們是後來才決定加入比較多網路相關的元素進去,因為現在網路太發達了,包括就連父母都習慣用LINE和自己的子女聯絡,我們家自己都有設一個群組(笑),所以就覺得這件事情可以放進電影當中。現代人很習慣透過網路平台或群組溝通,我們看到一些放話、或是一些事不關己的冷言冷語常常出現在網路上,而容易受到這些言論影響的,往往都是一些年紀較輕或是社會歷練沒那麼豐富的人,他們沒有辦法這麼旁觀的看待事情,會覺得這些話都是在針對自己。

就你的觀察,現在的年輕人在處理人際關係上,和你這個世代有什麼差別?因為導演你大概比現在的高中生年紀再大出一輪左右,有感覺到什麼不同嗎?是用B.B.CALL嗎(全場大笑,包括工作人員都開始熱烈討論起來……)

張:我大學的時候有用B.B. CALL耶!至於有什麼不一樣…以前都要等電話,現在很簡單就可以問候個幾句,好像那種關心就變得很「輕」了,沒有以前那種感覺,以前都會花好多時間去等一通電話,等到的時候就會覺得很開心,超級珍惜,現在很常就是隨意就丟個幾句,讓人覺得好像也沒那麼重要嘛。

尤其是已讀不回。

張:真的!會讓人有很多不一樣的解讀,讓人覺得方式好像變容易了,距離卻變得很遠。

最後想請導演談一談,你覺得在這部片裡面,什麼樣的人是「共犯」?

張:在電影裡,除了這三個男生之外,我覺得圍繞在他們身邊的人也都是共犯,包括夏薇喬的媽媽或是學校老師等等,這些事情其實有時候是無形的…應該說是無心的,很多時候都是在不經意間發生這樣的結果,然後等到事情發生之後才開始檢討說「如果當初多留意一些」、「如果當時多關心幾句話」什麼的。對我來說「共犯」有很多層次,有時候一起做壞事的是共犯,可是有時候旁觀者也許才是最大的共犯,我們之前常說「漠視才是最大的共犯。」很多人面對事情發生卻置之不理,任由它繼續擴大,這也是一種共犯。

(採訪、整理/羅令杰)

 

很榮幸能訪問本片的製片陳鴻元先生,本片劇本來自於2012年9月影委會「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的銀獎得主,當時您也是該屆徵件評審,此劇本吸引您的地方為何?

陳鴻元(以下簡稱陳): 我擔任很多劇本獎項的評審,我認為《共犯》是少數從「類型」概念出發的台灣電影。特別吸引我的是,其劇本結構上屬於典型的三幕劇,但它要講的並非單純的解密,可以說是寂寞、也可以說是友情。台灣電影至今還缺乏這類的東西,除此之外,類型、懸疑驚悚片都有一定的市場,且台灣的校園青春以及在地化的特質,不是好萊塢電影可以拍出來的。即使先前已經有《藍色大門》、《九降風》等電影,但懸疑類型、校園青春二者的交會前所未見,市場上也有機會,我就認為它是值得拍攝的題材。

誠如你所言,校園、青春、本土這類的題材已經被大量開發,為何懸疑這類片型還是相對少見呢?

陳:其實在書市當中,懸疑驚悚也占翻譯小說、暢銷書的大宗。但是台灣在寫推理小說的少,在此類型項目上並不擅長;此外,深究其原因,這和台灣教育體系不鼓勵講故事,多還是鼓勵議論與抒情,但未被鼓勵去說故事。所以除了懸疑推理小說,像是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恐怖類型或者科幻小說也都相對稀少。我們還是慣於看那些文以載道的文章,專寫針對大眾市場的類型則少見。有鑑於我們想要開發各類題材,當我們看到《共犯》劇本的懸疑類型,很希望看見它的特殊性,在市場上激起不同的效應或注意力。像是《泰囧》,它是小成本的作品,夾在許多古裝大片中,卻創造了當時最高的票房紀錄,12億。換言之,就像藍海策略一樣,出現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這也是我們思考的策略。


圖:校園題材是台灣長期受歡迎的電影元素,而懸疑題材則是國片少見的題材,兩元素
的組合也是台灣近年首見。

為何選擇和張榮吉導演合作呢?

陳:我一直認為《共犯》這個題材需要找年輕一些的導演,另外他必須是對商業電影是有企圖心的,所以我們在尋求這樣的導演。我之前其實就有跟張榮吉合作過《五月天追夢3DNA》,雖然當時他的工作內容只是拍攝演唱會的畫面,但在合作過程中,發現他雖然稍微比較沉默,卻不會固執己見,是可以溝通的對象。後來,我看到他為SONY的平板電腦拍的微電影,由陳柏霖主演、只有10分鐘的短片,最後接到機票贈送的畫面,讓我想到大衛芬奇拍攝的電影《致命遊戲》,只是那部片的驚悚概念,被他轉化為喜劇片。是一個仰慕陳柏霖的女生寄了機票給他、跟他玩了一個遊戲,就為了認識他、讓他印象深刻。我認為那部短片的起承轉合、三幕劇架構掌握得很好,我覺得他是會把好劇本的故事拍得很好的導演,當時他的《逆光飛翔》上片,正想嘗試不同的東西,我們就談定了。

《共犯》的劇本在談定合作到正式開拍之前,還是有做很多修改嗎?

陳:還是有非常多的修改。每個劇本都有他的缺點,這本劇本主要的問題是每個人犯案的動機,還有邏輯推理上的漏洞,我們盡量就要去補洞、以及增強犯案動機。其中,有些角色(例如黃立淮)並非計畫周密的罪犯,而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人,因此要設定他們並非那麼聰明,像是王他曾是被霸凌的對象,他好不容易找到兩個朋友希望他們永遠陪在身邊,才一步一步見機行事地做下去。另外兩位,其實他們也是孤獨的,他們沒有去思索黃立淮說詞的真假,基於好玩或無聊,才做了這樣的事情;才因為一個惡作劇引發了另外一件事,然後他們才去追查黃立淮之所以做某件事的目的,知道真正的原因時,他們反而放下,知道其實大家都是需要關懷。

應該說,一方面推理的過程我們不能設計得太精密,因為黃立淮不是一個心機深重、聰明絕頂的罪犯,他只是且暫且走。所以,他不能像一般的懸疑小說那樣精密,他要有一點鬆散,但也不能太過鬆散。

不過多數人可能認為懸疑片邏輯應該要很縝密,而您的團隊在決定劇本走向的時候,是否也曾推敲過這曾考量?

陳:的確會經過一翻掙扎,但我們始終知道這部電影在講的是成人的漠視,在講一段人生最無聊苦悶的階段,也就是高中階段,大人給你許多標準、有很多考試壓力,而在這段時間之中,他們怎麼去尋找友誼,我們想呈現這部分,而推理只是一個包裝,因此在懸疑上就不覺得需要做到那麼縝密,重要的是希望彰顯背後人性的那一面。如果《共犯》是推理懸疑片的Soft core,我和張榮吉合作的下部片《私家偵探》就算其中的Hard core了,它講的是一個退休戲劇教授自己轉成私家偵探、遭牽扯到連續殺人案件中,被誤以為是嫌犯的一系列故事,其實我們也修改了幾個版本,希望編劇推理的過程更紮實。


圖:2012年第四屆「拍台北」電影劇本甄選頒獎,夏佩爾(左二)、烏奴奴(左三)以
《共犯》劇本獲選。

在你、張榮吉、與編劇烏奴奴、夏佩爾等人在修改劇本的過程中,會讓編劇主導嗎?

陳:我們是以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當然,最後執筆的一定是編劇,但我跟導演會提供想法,像是《私家偵探》就是我跟張榮吉,以及紀蔚然三人共同主導。劇本開發階段一直都是極為漫長的,像是《共犯》這樣的劇本已經有 80% 上下的完成度了,是比較接近可以拍攝的程度,但還是有些疏漏之處,我們還是改了一年多才開拍。還好編劇也很樂於修改,希望讓它的可拍性更強。我們公司很重視劇本開發的階段,因為劇本階段出的錯誤越少,就可以省下更多的經費與時間。而在整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開發劇本是花最少錢的時候,但花的時間是最多的,如果在這階段能將可能的漏洞不足了,就能在拍攝的過程省下大量的資金。

那麼《共犯》這部片計畫要賣到大陸市場嗎?

陳:當初就沒有,因為大陸那方對電影內容有種種要求和顧慮,不是說我們放棄大陸市場,而是我們希望用完成後的電影本身去說服大陸那邊。所以我們希望這部片子在台灣引起注意,再進入大陸市場,就華語電影而言,台灣面臨的問題就是本土市場過小,一定都要想辦法進入大陸市場,才會博得更多奧援,拍出更多元的電影。

你是否會認為《共犯》是一部透過製片制所完成的電影,您又怎麼看製片制在台灣的發展?

陳:這部片子和台灣常見的電影拍攝過程不太一樣,以往多是導演有了拍攝題材和劇本,來找製片公司協助電影拍攝。我們是倒過來,先開發完劇本後,找到有合作意願的導演,在尋求製作公司的合作,在溝通的過程中去修改電影的樣貌。大部分的台灣導演在拍攝自己的題材時,只一心想完成自己的電影,他沒想到市場面、資金的開發、或是後續發行的策略。我們做這樣的片子,比一般導演主導的模式多的地方在於,我們在拍攝時就已經跟發行商談好影片發行的檔期、海外參展、海外版權的銷售,台灣的發行宣傳也是我們主導。導演的工作就真的是專心地完成電影的拍攝。

很多人把電影當成藝術,在我看來他就是一門產業,如果是一個產業,他就必須有複製性,可以大量生產。藝術品注重獨特性,它只有某個天才能夠做出來,沒有明顯的複製性,就難以產業化。製片制度是產業化的模式之一,我們希望從這個方式著手,在商業上引起票房與成功,引起外界投資者對這個產業的信心,而不是都只能倚靠例如魏德聖、鈕承澤等導演作為投資號召。

您覺得在這次製片過程中您的掌握程度有多少?

陳:不能說是100%,有很多地方還是要和導演溝通的。我們深信導演是負責影片視覺化和藝術性的工作,製片負責比較理性、商業面的籌備,所以在藝術創作方面,這次就是由張榮吉導演找攝影師合作。當然在行銷方面,導演也會對預告片、海報提出一些想法。但是這次的海報則是由我提出構想,直接將其中一幅劇照作為海報主視覺,因為這幅照片就說了故事,是一個日常生活中所不常見的事情,三個高中生在上學的路上遇見了一個跳樓喪命的女孩,這張照片背後傳達了血腥、懸疑、推理的元素。我們也知道本片演員還不是真正的明星,所以我們在海報上也不以他們的臉孔為重點,而是先使用他們的背影。這張照片就像是《生活》(Life)雜誌裡的新聞照片,所以我們希望海報就像新聞雜誌中的一頁照片一般,上下加入大量留白。第一支預告片也是我們的概念,我們在其中放入了佳佳配唱的主題曲,希望在驚悚的畫面搭配甜美、浪漫的歌曲,製造高度反差的效果,更凸顯這部電影,張榮吉本來不喜歡放這首歌,但是結果做出來後,他也覺得不錯。

(採訪/洪健倫;整理/陳亭聿、洪健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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