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決定要以青少年作為拍攝題材，事前應該有作了不少功課吧？ 張：當時我們的助導幫忙訪問了各個高中學校的學生，大概做了2、3百人的抽樣吧。每個訪談都是面對面式的訪問，大概前後花了兩個多月完成。我們想了很多問題去訪問青少年，目的是知道現在高中生的思考方式和邏輯的模樣。不管是從生活、娛樂等等……，例如他們喜歡的藝人、音樂，甚至是性行為這種比較隱私性的問題，如果他們願意回答的話，我們也都有問，這些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田野調查，可以幫我重新認識他們。 經過這次田野調查之後，應該在劇本上也作了不少修正吧。 張：是的。而且在田野調查、包括選角的過程中都不斷地進行修正，因為裡頭的角色有包含問題學生、資優生、還有個性孤僻的角色。因為從拍《逆光飛翔》的時候，我就想找素人演員，希望這些演員身上必須要具備某種特質，可以跟故事的角色比較接近。
我們選角時也面試了許多來自單親家庭的演員，在面談的時候，可以感受到他們表達出對家庭的想像和渴望，也會聊到對離開的父母親的印象是什麼。那些年輕人都有共同的寂寞個性，那並不是在一開始訪談去了自己的喜好就能夠發現到的。從這一連串過程中，讓我有很大的感觸，那樣的感觸是在於，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一面，習慣一開始面對人的時候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來，不管是不是防備或武裝，但真實上卻是會有某種程度的落差，甚至完全相反。
在這樣的過程中，讓我想到這樣的想法可以放到劇本當中，有些人表面上是好學生，大家都會從刻板印象認為「好學生就應該是這個樣子」，殊不知他實際上的想法是想要逃避，那種想法可能是一種邪惡，但實際上那也只是外界的一種觀感，實際上那也不真的算是一種邪惡。
我覺得這些東西和《異鄉人》其實有點像，因為它講的是一種存在主義，某部份是很單純、直白的一種想法，當那種想法被套用在世俗觀感或是社會規範的時候，就會被覺得是一種異於常人而被貼上標籤、歸類，但其實那並沒有那麼複雜的。 《異鄉人》是一開始就決定放進片中的元素嗎？還是後來才加入的？ 張：《異鄉人》在最開始的版本就有了。《共犯》一開始其實是一本小說，後來才變成電影劇本，我看到的時候，它已經是電影劇本了，當我看到電影裡面有提到這本書的時候，就去翻了《異鄉人》小說來看。因為這本書和女主角的連結比較多，所以我又把更多對於自我認同和存在主義的東西放了更多在她身上。包括她和同學的相處，渴望母親關愛的部分都是。
《異鄉人》就像是女主角她的內心投射吧，但坦白說我並沒有想要讓這部電影艱澀到難以消化，很多藝術創作都會有他背後的意涵，只是有時候這背後的意涵被擺在眼前時，都不一定要很直白的告訴觀眾說「如果你沒看這本書」或是「如果你不懂這本書」你就不懂主角的想法，只是如果你又知道《異鄉人》這本書的時候，你就會把它套用進去，讓那個印象更明顯，但不知道其實也沒關係，就只是把它當彩蛋（笑）。
圖：在《共犯》裡，圖書館裡卡謬的小說《異鄉人》也成為解謎的一環。
你前面提過當初面試了很多素人，你們當時就鎖定主要角色由非專業演員演出嗎？ 張：當初我們也找了很多年輕演員，只是像《逆光飛翔》的時候狀況一樣，都找不到適合的，而在拍《逆》片時我就發現，台灣在這個年紀的演員上是有很大的一個斷層的，所以知道要拍《共犯》的時候，就知道有這種情形。
我們當然也可以嘗試找張孝全來演高中生，但那是另外一種設定的選角，不然其實也可以找黃河或張書豪、林柏宏…好像差不多就這些人，沒有年紀再更小的了，我們也不排斥這樣的可能。找演員的過程大概花了半年多的時間，最後找到了這幾位演員。
在這三位男生和三位女生中，巫建和是比較有經驗的演員，他已經得過兩次金鐘獎，他過去的形象都是演壞學生居多，所以我一開始是想找他飾演葉一凱此角，本來以為這是很理所當然的選擇，只是後來又冒出來一個比他更帥的壞學生鄭開元（笑），然後又找到了演資優生黃立淮的鄧育凱；我當時覺得，黃立淮這個角色很難演，因為他是比較孤僻、但內心又想很多的角色，這種古怪又心機的角色，素人演員比較難去揣摩。選角的時候我的觀察重點是先看他有沒有企圖心，第二是看他有沒有辦法把個性渲染到角色的個性當中，我們當時入選了20幾位演員，在進行表演訓練的時候，就從旁邊觀察他適不適合這個角色，所以我是在訓練兩個月之後，才正式確定由誰演出哪個角色。
女生的部分，要先講到姚愛甯（飾演夏薇喬）。這個角色是很後來才找到演員的，因為這個女生很難找，她和黃立淮一樣都是很多祕密的人，必須第一眼就要讓人感覺到她的不一樣，就有點像之前有演《下妻物語》的土屋安娜那樣；當初和她講話的時候，你會感受到一種「嬌氣」，我們本來就希望這個女生是一種被寵壞，被慣壞，可是說話不敢大聲，外型亮眼卻不善和人相處的類型。當時我們怎麼找都找不到適合的演員，所以我們在試鏡對戲的時候，就使出了殺手鐧來把她的演技逼出來（笑）。
圖：姚愛甯飾演的角色需要獨特的氣質，使得此角成為選角過程最後才確定的人選。
可以問是什麼樣的殺手鐧嗎？
張：我們那時候就是不斷地兇她，讓她在演戲時用很直覺的方式來表現出來，那時候就發現她的演技潛能，然後就ＯＫ了。另外兩個角色，一個是嫌疑犯朱靜怡，這個角色其實也是很難演的，因為她必須同時展現出可疑的一面，和她扭轉成另一個關鍵角色的部分，交給演戲經驗豐富的溫貞菱來演其實相當合適，至於飾演黃立淮妹妹角色的演員洪于晴，她是所有演員裡面年紀最小的，當時她才只有國三而已。對我來說，對這六個人最大的挑戰，應該是要詮釋面對死亡這部份。 剛好導演提到這部份，可否請你分享一下導戲時，您是如何指導這些演員的。 張：其實這還滿難的。比如說妹妹的角色，她在電影裡面有很多哭戲，洪于晴是一個必須要不斷用激將法去激的人，因為她很好強，就會表現出來；另外鄧育凱也是第一次演戲，他在電影中有很多情緒潰堤的戲。其實他的表現讓我很意外，因為他在開拍的前幾天曾經跑來說：他不想演了，因為要詮釋那個角色的壓力很大，那時候我們真的很怕他真的放棄不來了。
那時候你應該也要跟著情緒潰堤了（笑）。
張：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超級緊張，想盡辦法慰留他。要開拍時我就一直幫他作心理建設，跟他分享自己過去的人生經驗，例如「曾經有好幾次我想要放棄……」之類的（笑），我不知道這些話有沒有打動他，但他後來的演出讓我覺得他變得不一樣了，讓我很驚喜。至於和鄭開元導戲的過程，就沒有值得一提的地方，因為他實在飾演得太好了（笑）。他的演出基本上百分之百幾乎就是他的個性，和林永群那個角色比起來所以相對之下就比較輕鬆一些，因為林永群那個角色是表面好學生，後來卻表現出他缺陷的部分，這部份是需要花一些力氣的。
圖：鄧育凱在本片中飾演的資優生其實內心有塊不敢示人的陰暗面。
鄧育凱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知道自己演的角色會有這樣的轉變，他會害怕嗎？ 張：他的害怕是在於，他曾經跟我說他以前就是那樣子的人，並不是說他有過類似的經歷或是他曾經那麼壞，而是他是個比較多負面情緒、會逃避事情的人。其實很多新人去上表演課的時候，有時候會抗拒去詮釋某些個性的角色，原因是因為他們並不喜歡那樣子的個性，那也是因為他們對演員或演戲這件事可能沒什麼自覺，二來是他們並不喜歡在大家面前展現出這樣子的自己，因為自己的某部份就和電影中的角色重疊。 談完演員之後來聊一下電影裡面的元素好了，在《共犯》當中有不少使用社群網站或是通訊軟體的橋段，是台灣校園電影中比較少看到的元素，這是在田野調查之後才決定加入的嗎，還是一開始就決定要放入這些東西了？ 張：我們是後來才決定加入比較多網路相關的元素進去，因為現在網路太發達了，包括就連父母都習慣用LINE和自己的子女聯絡，我們家自己都有設一個群組（笑），所以就覺得這件事情可以放進電影當中。現代人很習慣透過網路平台或群組溝通，我們看到一些放話、或是一些事不關己的冷言冷語常常出現在網路上，而容易受到這些言論影響的，往往都是一些年紀較輕或是社會歷練沒那麼豐富的人，他們沒有辦法這麼旁觀的看待事情，會覺得這些話都是在針對自己。 就你的觀察，現在的年輕人在處理人際關係上，和你這個世代有什麼差別？因為導演你大概比現在的高中生年紀再大出一輪左右，有感覺到什麼不同嗎？是用B.B.CALL嗎（全場大笑，包括工作人員都開始熱烈討論起來……） 張：我大學的時候有用B.B. CALL耶！至於有什麼不一樣…以前都要等電話，現在很簡單就可以問候個幾句，好像那種關心就變得很「輕」了，沒有以前那種感覺，以前都會花好多時間去等一通電話，等到的時候就會覺得很開心，超級珍惜，現在很常就是隨意就丟個幾句，讓人覺得好像也沒那麼重要嘛。
尤其是已讀不回。
張：真的！會讓人有很多不一樣的解讀，讓人覺得方式好像變容易了，距離卻變得很遠。 最後想請導演談一談，你覺得在這部片裡面，什麼樣的人是「共犯」？ 張：在電影裡，除了這三個男生之外，我覺得圍繞在他們身邊的人也都是共犯，包括夏薇喬的媽媽或是學校老師等等，這些事情其實有時候是無形的…應該說是無心的，很多時候都是在不經意間發生這樣的結果，然後等到事情發生之後才開始檢討說「如果當初多留意一些」、「如果當時多關心幾句話」什麼的。對我來說「共犯」有很多層次，有時候一起做壞事的是共犯，可是有時候旁觀者也許才是最大的共犯，我們之前常說「漠視才是最大的共犯。」很多人面對事情發生卻置之不理，任由它繼續擴大，這也是一種共犯。
（採訪、整理／羅令杰）
陳鴻元（以下簡稱陳）： 我擔任很多劇本獎項的評審，我認為《共犯》是少數從「類型」概念出發的台灣電影。特別吸引我的是，其劇本結構上屬於典型的三幕劇，但它要講的並非單純的解密，可以說是寂寞、也可以說是友情。台灣電影至今還缺乏這類的東西，除此之外，類型、懸疑驚悚片都有一定的市場，且台灣的校園青春以及在地化的特質，不是好萊塢電影可以拍出來的。即使先前已經有《藍色大門》、《九降風》等電影，但懸疑類型、校園青春二者的交會前所未見，市場上也有機會，我就認為它是值得拍攝的題材。 誠如你所言，校園、青春、本土這類的題材已經被大量開發，為何懸疑這類片型還是相對少見呢？ 陳：我一直認為《共犯》這個題材需要找年輕一些的導演，另外他必須是對商業電影是有企圖心的，所以我們在尋求這樣的導演。我之前其實就有跟張榮吉合作過《五月天追夢3DNA》，雖然當時他的工作內容只是拍攝演唱會的畫面，但在合作過程中，發現他雖然稍微比較沉默，卻不會固執己見，是可以溝通的對象。後來，我看到他為SONY的平板電腦拍的微電影，由陳柏霖主演、只有10分鐘的短片，最後接到機票贈送的畫面，讓我想到大衛芬奇拍攝的電影《致命遊戲》，只是那部片的驚悚概念，被他轉化為喜劇片。是一個仰慕陳柏霖的女生寄了機票給他、跟他玩了一個遊戲，就為了認識他、讓他印象深刻。我認為那部短片的起承轉合、三幕劇架構掌握得很好，我覺得他是會把好劇本的故事拍得很好的導演，當時他的《逆光飛翔》上片，正想嘗試不同的東西，我們就談定了。 《共犯》的劇本在談定合作到正式開拍之前，還是有做很多修改嗎？ 陳：還是有非常多的修改。每個劇本都有他的缺點，這本劇本主要的問題是每個人犯案的動機，還有邏輯推理上的漏洞，我們盡量就要去補洞、以及增強犯案動機。其中，有些角色（例如黃立淮）並非計畫周密的罪犯，而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人，因此要設定他們並非那麼聰明，像是王他曾是被霸凌的對象，他好不容易找到兩個朋友希望他們永遠陪在身邊，才一步一步見機行事地做下去。另外兩位，其實他們也是孤獨的，他們沒有去思索黃立淮說詞的真假，基於好玩或無聊，才做了這樣的事情；才因為一個惡作劇引發了另外一件事，然後他們才去追查黃立淮之所以做某件事的目的，知道真正的原因時，他們反而放下，知道其實大家都是需要關懷。
應該說，一方面推理的過程我們不能設計得太精密，因為黃立淮不是一個心機深重、聰明絕頂的罪犯，他只是且暫且走。所以，他不能像一般的懸疑小說那樣精密，他要有一點鬆散，但也不能太過鬆散。
不過多數人可能認為懸疑片邏輯應該要很縝密，而您的團隊在決定劇本走向的時候，是否也曾推敲過這曾考量？
陳：的確會經過一翻掙扎，但我們始終知道這部電影在講的是成人的漠視，在講一段人生最無聊苦悶的階段，也就是高中階段，大人給你許多標準、有很多考試壓力，而在這段時間之中，他們怎麼去尋找友誼，我們想呈現這部分，而推理只是一個包裝，因此在懸疑上就不覺得需要做到那麼縝密，重要的是希望彰顯背後人性的那一面。如果《共犯》是推理懸疑片的Soft core，我和張榮吉合作的下部片《私家偵探》就算其中的Hard core了，它講的是一個退休戲劇教授自己轉成私家偵探、遭牽扯到連續殺人案件中，被誤以為是嫌犯的一系列故事，其實我們也修改了幾個版本，希望編劇推理的過程更紮實。
圖：2012年第四屆「拍台北」電影劇本甄選頒獎，夏佩爾(左二)、烏奴奴(左三)以
《共犯》劇本獲選。
在你、張榮吉、與編劇烏奴奴、夏佩爾等人在修改劇本的過程中，會讓編劇主導嗎？ 陳：我們是以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當然，最後執筆的一定是編劇，但我跟導演會提供想法，像是《私家偵探》就是我跟張榮吉，以及紀蔚然三人共同主導。劇本開發階段一直都是極為漫長的，像是《共犯》這樣的劇本已經有 80％ 上下的完成度了，是比較接近可以拍攝的程度，但還是有些疏漏之處，我們還是改了一年多才開拍。還好編劇也很樂於修改，希望讓它的可拍性更強。我們公司很重視劇本開發的階段，因為劇本階段出的錯誤越少，就可以省下更多的經費與時間。而在整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開發劇本是花最少錢的時候，但花的時間是最多的，如果在這階段能將可能的漏洞不足了，就能在拍攝的過程省下大量的資金。 陳：當初就沒有，因為大陸那方對電影內容有種種要求和顧慮，不是說我們放棄大陸市場，而是我們希望用完成後的電影本身去說服大陸那邊。所以我們希望這部片子在台灣引起注意，再進入大陸市場，就華語電影而言，台灣面臨的問題就是本土市場過小，一定都要想辦法進入大陸市場，才會博得更多奧援，拍出更多元的電影。 你是否會認為《共犯》是一部透過製片制所完成的電影，您又怎麼看製片制在台灣的發展？ 陳：這部片子和台灣常見的電影拍攝過程不太一樣，以往多是導演有了拍攝題材和劇本，來找製片公司協助電影拍攝。我們是倒過來，先開發完劇本後，找到有合作意願的導演，在尋求製作公司的合作，在溝通的過程中去修改電影的樣貌。大部分的台灣導演在拍攝自己的題材時，只一心想完成自己的電影，他沒想到市場面、資金的開發、或是後續發行的策略。我們做這樣的片子，比一般導演主導的模式多的地方在於，我們在拍攝時就已經跟發行商談好影片發行的檔期、海外參展、海外版權的銷售，台灣的發行宣傳也是我們主導。導演的工作就真的是專心地完成電影的拍攝。
很多人把電影當成藝術，在我看來他就是一門產業，如果是一個產業，他就必須有複製性，可以大量生產。藝術品注重獨特性，它只有某個天才能夠做出來，沒有明顯的複製性，就難以產業化。製片制度是產業化的模式之一，我們希望從這個方式著手，在商業上引起票房與成功，引起外界投資者對這個產業的信心，而不是都只能倚靠例如魏德聖、鈕承澤等導演作為投資號召。
您覺得在這次製片過程中您的掌握程度有多少？
陳：不能說是100%，有很多地方還是要和導演溝通的。我們深信導演是負責影片視覺化和藝術性的工作，製片負責比較理性、商業面的籌備，所以在藝術創作方面，這次就是由張榮吉導演找攝影師合作。當然在行銷方面，導演也會對預告片、海報提出一些想法。但是這次的海報則是由我提出構想，直接將其中一幅劇照作為海報主視覺，因為這幅照片就說了故事，是一個日常生活中所不常見的事情，三個高中生在上學的路上遇見了一個跳樓喪命的女孩，這張照片背後傳達了血腥、懸疑、推理的元素。我們也知道本片演員還不是真正的明星，所以我們在海報上也不以他們的臉孔為重點，而是先使用他們的背影。這張照片就像是《生活》（Life）雜誌裡的新聞照片，所以我們希望海報就像新聞雜誌中的一頁照片一般，上下加入大量留白。第一支預告片也是我們的概念，我們在其中放入了佳佳配唱的主題曲，希望在驚悚的畫面搭配甜美、浪漫的歌曲，製造高度反差的效果，更凸顯這部電影，張榮吉本來不喜歡放這首歌，但是結果做出來後，他也覺得不錯。
（採訪／洪健倫；整理／陳亭聿、洪健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