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候，辦公室沒有很多人，我記得大概是三位男士（編按：馬啟濃、唐富雄、林覺聲）去開啟這個計畫。但是，三個人的戰況很快就變了，因為很多工作、真的很多工作。我開始的時候是負責的是搜集，負責出外跟電影公司、電影人談，請他們把電影捐給資料館。另外一個同事是負責保存的，另外一個同事就做我們的主管啦! 他就出外看看其他的電影館怎麼辦。

當時有想過香港電影館的特色和走向嗎？

林：當時沒有那個想法。我們那時最大的任務，就是收集和修復香港電影，就是這麼簡單。這些工作最後就是要讓我們的研究員、市民利用這些資料，這就是我們的定位，這就是我們的任務。可以說很簡單，但是很複雜。

林：當時資料館在香港是個很新很新的概念，境內沒有具體的東西可以參考。所以我們的同事都去外國看看其他電影資料館，比如說他們去英國BFI、UCLA、加拿大、澳洲，和法國。我們去了很多地方去看看人家怎麼辦資料館，回香港我們再想想香港的資料館應該如何規劃。

第一個想法就是，我們的規模要從中型開始。香港電影資料館很難辦的跟澳洲的資料館一樣大，他們在坎培拉有總部，在墨爾本、雪梨還有其他的分館，所以跟我們的不同。北京的資料館也很大。

另外，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legal deposit（法定送存制度），指的是政府立法規定電影公司拍完一部電影以後，必須提供一個拷貝給資料館保存，也是一個上映登記的作法，美國的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就有這麼做。因為過去香港沒有機構作這件事，資料館成立之後，我們就必須要想辦法把過去的拷貝找回來，所以我們有搜集小組，去跟電影界、電影公司、跟電影有關的人士連絡，如果他們有底片（negatives）等資料，就請他們捐給資料館。在這些背景之下，我們就組成資料館初步的結構。

我們很早就已經開始蒐集資料了。記得在93、97年我們已經收藏到一些拷貝，於是我們就找一個房間，開24小時的空調，用可攜式的除濕機來保存當時收到的東西──當然這樣的設備環境是不理想的，但是沒辦法。剛開始蒐集影片時，會遇到有些有能力存放拷貝的人跟我們說，「如果你不要的話，那我們就丟掉了!」所以沒辦法，我們只能把這些拷貝拿回來，自己保存。

此外，電影拿回來以後，需要專業的技術人員保存電影，所以我們有一個修復組（conservation unit）。組內同仁的身分大部分是公務員，因為香港電影資料館屬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而這個機構管理很多博物館，博物館有很多館藏，所以在康文署內有個中央的修復部門專門負責修復的工作，他們就從這個部門派一些同事來資料館負責電影修復。但除了公務員以外，修復組還有一些約聘人員，他們都是電影相關的技術人員，負責檢查電影膠捲，同時也負責管理拷貝的倉儲。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已經派同事去外國學習修復技術。比如說我們一開始有位同事對於膠捲已經有一定的知識，我們就送他去英國Rank Laboratory學一些東西回來。等我們有一個正式的修復組出現以後，我們就派中央來的修復組的同事去George Eastman House等一些很出名的電影技術學院，去學習電影修復的技術。

也因此，籌備處成立沒多久，我們的團隊就新增了很多人。等我們終於比較有一個資料館的架構，大概是97年，我們那時一些小組已經開始有了，例如研究組，很早就有編目的同事參與我們的工作，編目是圖書館員的專業，主要就是負責為除了膠捲以外的電影文物建檔，比如說海報、剪報、雜誌、劇照等等，都是由圖書館的同事負責記錄、管理儲存。我們也有其他的倉庫保存跟電影有關視聽資料，例如DVD，Blu-ray，或是digital beta等很多很多的東西。

林：沒有。香港的電影教育涵蓋電影製作、電影文化、或是新聞學，但是沒有關於電影典藏的。在香港，電影保存這個議題還不普遍，所以我們現在的同事還是需要教育訓練（on the job training）。他們有他們的背景，有豐富的經驗，5對香港文化多有研究，或是在大學是念電影研究的，當他們來到這裡的時候，我們要由資料館出資安排他們到外國學習技術。有關技術方面的知識尤其重要，因為電影的收藏（collection）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所以一定要很好的設備去保存，由一批很專業的人士去管理這些東西。

林：簡單來說，跟香港電影有關，我們都收。但是如果在我們的館藏裡已經有了的──例如雜誌──我們就不收，然後就詢問其他圖書館，甚至是外國的圖書館有沒有興趣收藏，或是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機構有興趣。

拷貝方面，大部分我們都收，但是有些不是香港電影的，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家庭錄影帶（home video）其實我們是有興趣的，但是一下子全都收進來太難了，我們一定得衡量我們的資源。當我們的資源有限，但是有太多的事情得做，那就沒辦法了，只能先處理好香港電影的事。在我們的想法裡面，香港電影就是代表已經公映過，上映過的電影，你在家裡拍的錄像在我們現在的定義裡面，還不是香港電影。但是當然有例外，比如說，你是在一百年前拍的home video，那就重要了。所以歷史價值也是我們考慮的因素。比如說有一些電影是外國影人來香港拍的，他不是香港電影，但是內容都跟香港有關，我們都收藏。比如說我們館裡年代最早的藏品，不是香港人拍的，是美國的愛迪生（Edison）公司拍的紀錄片，他們在1898年剛剛有電影四、五年之後，他們就派了很多人來拍香港。我們看到時，就跟美國國會圖書館商量，做了一些拷貝帶回來，所以我們最早的館藏是那個時候拍的一些電影，紀錄片。

林：老實說，我們當然希望繼續有很多很多的收藏品可以進來。例如在資料館剛成立時我們很努力地跟外面連絡，都有很好的收穫。但現在，我們會逐漸開始把資源用在整理搜集到的館藏了，跟以前的目標有些不同。香港電影資料館現在名聲滿大的，很多人都主動找我們了。

你問我有什麼挑戰、問題，有的、真的有的。比如說倉庫是個很大的問題。現在館內有三個收藏膠捲的地方，和一個放資料（material）的，都差不多滿了。館外也另外有三個收藏的地方也都滿了，我們現在還在找新的倉庫，但香港地小人多，找倉庫不容易。還有就是在找倉庫的時候，也有很多的考慮，例如倉庫的載荷（loading）、周遭的環境，比如說，倉庫周遭有太多的花草樹木就不太理想，我的同事說，有蟲跑到collection裡面就麻煩了，尤其是紙品的資料，所以我們盡量不希望倉庫在一個「太好」的環境裡（笑）。還有就是空氣品質，如果空氣不好，對藏品也不太好。雖然我們有空氣濾清器可以做一些保護，但如果周遭環境的空氣品質比較好，對我們的藏品就更好。還有其他的考慮，比如說交通方便等等。

兩三年前我們已經很積極地找其他地方了，還是不太成功。其實我們已經找到一個倉庫，大概五年前開始用了，在這附近，但是也差不多不夠了。我們的東西都需要很多空間來放置，比如說拷貝，每部電影就有2000呎的片盒，如果是負片底片則更多，因為底片是由內容、聲音、字幕三個部分組成的，還有其他的特別效果的話就會需要更多的空間。

面對有限的倉庫空間，搜集有何應對方法？

林：我們現在做法是，蒐集回來之後，如果品質不太好的話，我們會跟捐贈團體說就不捐給我們了，我們不收了，就剩這個方法。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館內沒有這個電影的影像，而收到的拷貝狀況不太好，我們也收，雖然現在可能沒辦法修復這個電影，但是十年後，二十年後，說不定會有技術修復它們。還有就是──「（粵語）有得一格是一格」、「endeavor to get each frame」，我們盡量都希望保存影像，就算我們不能保存整部電影，我們也希望能收藏有關這個電影的影像。

林：每一年政府都會撥出一筆預算，然後就用這個預算去運作資料館。我們在資源中心有會員制度，但是就是用來供他們在資源中心看影片的。還有我們的放映也是賣票的，所以也有一些收入，但是不多。

林：其實數位化對全世界資料館影響都不小。每年國際電影資料館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ilm Archives，以下簡稱FIAF）開會，每年都談這個題目。

數位化有好處，也有一些對我們不太理想的地方。先說好處，比如說，當我們無法有太好的環境去保存膠捲，數位化可能是個很好的解決方法。有一些東南亞國家的電影資料館因為經費問題，都把電影轉到數位媒體裡面，不保存膠捲，因為保存膠捲真的要很多資源的，真的真的，需要很多的電力、人手去檢查膠捲，所以需要的資源非常大。但我覺得，電影應該保存在膠捲上是比較理想的，因為無論數碼如何發展，再怎麼先進，總有一天會過時，當沒有機器去讀這些資料，你就再也看不到這些影像。例如很多年前，LD是很好的media，但是現在沒有人看LD了， DVD也慢慢淘汰了，Blu-ray看的人也沒那麼穩定。所以，對我來說，膠捲是保存電影最好的媒體。

所以數位化在某個程度可以幫我們保存影像，但是也製造了危機，如果全都放進數位媒介（digital carrier），資料很容易全都沒了，備份也無法備份那麼多。備份的話，我們也希望用高畫質的格式去備份影像，所以備份也需要很大容量的硬碟。當然數碼技術也有很多好處的，比如說修復的時候，有些電影拷貝變質很嚴重，無法用傳統的光學（photo-chemical）方式修復，這時候，就必須用數碼的方式。

現在的發展，我們盡量利用數碼的技術幫助我們保存，以及，讓電影比較容易給大眾看到。但是，最終還是希望想出一個方法，來保存這些膠捲，因為這是比較理想的。資料館現在最新的方法就是，我們做完數位修復時，就把影像璽印在一個膠捲上面，然後好好保存這個膠捲，我們就不用這個膠捲放映了，因為這個安排的方法是不同的，每個frame除了影像以外，還有其他的metadata，所以它只用來保存。在放映、在應用的方面，就用數碼的版本。我們也用這個技術把這些影格上的影像都轉到數碼上面來放映，不要用膠捲投影機，就是用數位投影機。

你可能也聽過柯達、富士他們都不出膠捲了，其實也有很多晚近的影響，拍片的人、製作的人很多都是用數碼的方式拍攝，已經不用傳統膠捲來拍，所以膠捲的市場已經沒有了。我覺得，在未來的五年，或十年，就沒有人用膠捲了，真的。現在我去歐洲，他們都不用膠捲放映機了，他們都用數碼放映機，香港也慢慢一樣，韓國現在已經沒有膠捲放映機。

這樣的變化最大的麻煩就是買不到底片了。FIAF曾給這些底片大廠寫了一些信，請他們繼續生產膠捲，但是沒辦法，這就是商業，他們不能夠沒有生意。世界各地的資料館不能支持他們的生存，所以他們漸漸生產只是用來保存影像的膠捲，不是用來拍片的。

林：我們計畫大概是三年的計畫，就是說我們「plan for the coming three years」。在這大方向下，每一年也有年度計畫，所以我們怎麼完成這個計畫呢？我跟每個小組的組長討論、商量未來的計畫可以怎麼做，每年都這樣做。有一個年度計畫之後，我們就上報康文署，請他們核准這個計畫。

如何做三年計劃？是否是根據研究小組在研究過程中的發現來規劃？

林：這是其中一個方法。研究組有很多計畫是現在正在進行的，比如說研究戲院、導演、電影公司，我們不會因為要去做什麼樣的節目，就去做研究。當然如果我們決定做了一個特定的題目後，同事也會看看這個題目，以前有沒有被研究過，外面有沒有做過這個研究，我們沒有特定的程序去決定做什麼題目。每年都是討論，看有什麼應該做的題目。

研究組一直在進行的研究方向是如何決定的?

林：其實我們有一些方向，例如用電影公司作一個基礎，我們之前已經完成邵氏公司、國泰電懋、長城鳳凰等公司的研究，所以今年我們做嘉禾，過兩三年後我們會做金公主（Golden Princess）。此外有一些具體方向的，比如說電影導演，早期的導演，我們也做了他們的研究，比如說李翰祥、李行。還有就是，我們做了很多口述歷史，我們也可能將從有關的口述歷史裡找題目，然後出版研究。

林： 我們有一些節目，會去大學放映，去作展覽，去外國也有，帶著一個package去外國的電影節、電影資料館放映。去年我們去海參崴的電影節放了一些電影，今年我們可能去波蘭。以前我們都是在國內，比如說北京，上海，廣州，後來也有去澳洲，法國。尤其是完成一些修復之後，我們都希望分享我們的成果。比如說費穆的《孔夫子》，我們就把這部片帶到外國放映，在台灣也有放映過。今年播映的《苦兒流浪記》是我跟台灣的館長借回來修復的，我們答應會做一個拷貝和一份digital video給他們。

林：我們的觀眾都年紀大一點，總的來說。五十多歲的觀眾比較多，但是也有很多的學生來看老電影，很鼓勵的！我有時候也會下樓，因為我們也辦學生放映，跟他們談真的很開心，他們也滿有興趣的，真的，他們不會覺得老電影不好看。我們的「歡樂早場」以票房來計算，差不多每一場都滿座的，真的。我也不明白，慢慢我們有一半固定的觀眾，他們不管什麼電影都來看。他們也養成了習慣，在某個時候會來看電影。還有就是我們的「修復珍藏」節目，已經有一半固定的觀眾。

林：他們辦了很多活動都是跟我們合作，老實說，他們都是有心人辦的團體，經費都不是那麼足夠，資料館就扮演支持他們的角色，跟他們合作，給他們一些經費去辦活動，我們提供電影，他們提供他們的專業知識。

還有就是，我們跟香港國際電影節合辦教師課程。電影節現在全年度都會有活動，比如說上個月有「夏日電影節」，他們跟香港的賽馬會也拿了基金替老師辦學程，跟他們討論怎麼利用電影去教學。因為在香港，高中有通識課程，電影是其中一個科目，所以很多學校的老師都會有興趣。其實，我希望在未來辦更多教育活動，因為教育很重要。我們未來的觀眾就是這些年輕的學生，如果他們從高中就已經有興趣看香港電影，不一定是老電影，看電影就可以了，有去電影院看電影的習慣，就已經成功了。現在的小朋友都在電腦螢幕前看電影，這是不應該的。我希望他們能夠來資料館看電影。

林：說真的，我沒有做過這樣的調查，但是感覺就是，在過去這十年，我覺得看老電影的人已經比較多。還有就是，有一些組織、社團的成立，都是跟老電影有關。比如說香港粵語電影會，有很多年輕人有興趣研究、看香港的粵語電影和老電影。我覺得應該繼續這個推廣，尤其是在學校。如果資源可以的話，我真的希望能夠去學校放映電影。現在都是叫學生來看，但是有些很遠很遠的學校，不方便來看電影。一來我們人手的關係，所以還無法開展這個工作，另一方面，不是很多學校有很好的放映設備，如果設備不太好，會影響音響效果，也影響他們對電影的印象，所以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