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惠貞：今年是以色列建國六十週年，但我實在不想規劃以色列電影專題，因為我對以色列電影興趣不高，於是鎖定耶路撒冷這個城市，畢竟它不只屬於以色列，也屬於巴勒斯坦。仔細去看，耶路撒冷主題單元的相關影片中，來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作品各有一半，希望幫助大家透過這些影片，真切地認識那個地域的特殊狀態。

影展不是論壇，過於強調吶喊、抗爭的影片在藝術場域裡比較容易被淘汰，因它們等於把電影當作工具。我認為講究電影藝術的活動大可不要關切太具抗爭取向的作品，除非影展本身從屬於政治相關議題，比方和平影展或人權影展。在今年電影節的耶路撒冷主題單元裡，我們刻意挑選落實耶路撒冷生活景況的影片。共處於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像台灣跟中國大陸，政治層面雖是敵對的，人民的交流卻很密切。不只在本國，事實上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在歐洲等海外地區的交流也很緊密，同時，兩國亦各自培育相當年輕的影像創作力。透過耶路撒冷專題，我們企圖呈現一般不熟悉的耶路撒冷，破除悲情的印象，探看現代、新一代年輕巴勒斯坦及以色列人的生活狀態，被選入專題的影片，內容多半環繞這個子題。

以影展開幕片《檸檬樹》來說，它有以色列導演、巴勒斯坦演員，講的是巴勒斯坦寡婦跟以色列政府抗爭的故事。國際青年導演競賽單元中，《雙城戀曲．陌生人》講以色列男孩和巴勒斯坦女孩在歐洲的戀愛，最後因為意識形態、國家定位立場不同，必須結束戀曲。《泡泡公寓四人行》也講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的戀愛。至於《橄欖樹的顏色》，它講一個巴勒斯坦家庭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間，為了上學、上班，出入受到許多限制，但駐防的以色列士兵卻跟他們發展出不錯的關係，同時呈現兩造生活的無奈。

今年很高興邀到《失蹤紀年》、《妙想天開》跟《加利利婚禮》三部影片，三部都是國際上很受肯定的巴勒斯坦電影，而且影片內容都牽涉與以色列的互動，因為巴勒斯坦生活就是如此。《加利利婚禮》講巴勒斯坦人舉行婚禮必須邀以色列駐軍參加，否則不能私自集會；《失蹤紀年》記述小城生活，但其中經常有以色列士兵進出；《妙想天開》則由巴勒斯坦無法獨立的處境，發展出一連串黑色幽默。

紀錄片《與敵人共舞》由某受難協會出資拍攝，聚合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政治受難者，希望他們對話；其中有些對話非常感人、教人痛哭流涕，有些對話則火藥味十足、最後不歡而散。以色列建國時候，許多西方導演，比方法國的高達，都跑到以色列拍片，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無法鬧革命，便想加入別人的革命。這樣留下來的影片，現在看來很多像政治宣傳片，但《以色列建國夢》卻非常詩意，導演克里斯．馬克是紀錄影像大師，作品一直保有旁觀的冷調，和詩化的口吻，所以我們將這部片子選入專題。

為了配合耶路撒冷專題，焦點影人特別擇選隆．哈維里歐，其經典紀錄片作品《耶路撒冷記憶碎片》長達六小時，一九九七年遍獲世界紀錄片影展大獎。導演的手法很古典，以一個特定的速度、節奏觀看許多細節。雖然紀錄片市場相較於劇情片可說較為冷門，但畢竟這是講述耶路撒冷的影片中，相當好的一部。

游惠貞：倒不是。台灣經常自比愛爾蘭，因為愛爾蘭的獨立過程很辛苦，獨立後又因鎖國政策把經濟搞得一蹋糊塗，換了政府才門戶大開，生活漸漸好起來。就電影角度看，愛爾蘭與英國相近，兩國同文同種，資源、人才相互流通，但過往人才經常由愛爾蘭單向輸出英國，便不再回流；愛爾蘭門戶開放後，影業人才逐漸回流，且與英國保持頻繁交流，作品變得更有可看性。

籌劃都柏林專題並非為了與耶路撒冷對話，因為愛爾蘭的政治衝突已成歷史，現下的都柏林是一片繁榮。今日的都柏林很值得觀光，人口不密集，人種卻很多元，街上盡是酒吧，還有街頭藝人提供很棒的音樂。經濟起飛後，愛爾蘭國家電影中心積極推廣國家電影，我想，既有時機若此，不如趕緊籌劃專題，畢竟有時政府相關部會積極推動某些政策，可能全來自某一、兩位主事者的野心，一旦職務發生變動，日後合作可能又不那麼容易。

相較耶路撒冷，都柏林專題可謂「淺嚐即止」，並不非常深入。因為耶路撒冷專題的份量、議題相對較重，都柏林專題原來傾向規劃得較為輕快。選片過程中，讓我很驚喜的是，愛爾蘭電影的商業價值蠻高；雖然愛爾蘭文學發達，文學改編電影如《尤里西斯》、《都柏林人》的知名度很高，但從藝術角度看，表現卻較平淡，近年的新興作品反而顯得很厲害。當然為了兼顧愛爾蘭影史，專題仍含括某些較具政治意義的影片，比方《吹動大麥的風》，等於用一部電影告訴大家愛爾蘭怎麼獨立。《都柏林怒火》原來該是部都柏林風情畫，但在拍攝的年代，多數人還很憤怒，成品完全沒有包裝城市的效果，後來甚至被禁演；而這部影片於一九六八年到坎城參展，恰巧遇上高達等人鬧場，最後也沒有被順利看見，成為傳說中的影片，因為有愛爾蘭國家電影中心推薦，我們才有機會選中這部電影。

很能代表當代愛爾蘭生活的作品，像《屠夫男孩》，是尼爾．喬丹回老家拍攝的電影，也是近代文學改編。《水星男孩》呈現愛爾蘭教育體系裡，小男孩的幻想世界。《男孩在唱歌》近似愛爾蘭天主教系統下的《壞教慾》；《少女飄浪記事》很dogma，呈現都柏林周邊貧窮小孩的生活境況，帶有社會寫實性；《那年夏天的加油站》比較安靜，講一個有社交障礙的男人的故事，算是小品。

游惠貞：PIA影展堅持舉辦三十餘年，在國際上相當受人尊敬。它在日本全由民間舉辦，目標是提供新興導演嶄露頭角的機會。影展單位的眼光很準確，在PIA影展獲大獎的導演，其後從沒有人息影，而且都能一再創造口碑，森田芳光、是枝裕和、河瀨直美都出於這個影展。藉影展三十週年紀念，我想應該讓台灣觀眾多多認識這個影展，也稍微驗收影展開發新血的成果。

專題籌劃的邏輯，是找出在PIA影展露臉之前不太被認識的導演，但在PIA獲獎之後，到今天還在拍片的，將他們當年得獎的作品與最新創作對照播放。精選影片中，我尤其推薦影展新發現石井裕也的作品。這位年輕導演可說是個「怪咖」，他○五年拍完的第一部影片獲PIA影展大獎，上台領獎時候，他說：對不起，我有另外兩部片也已經拍完了。不僅拍攝速度快，三部影片都很精采，內容講年輕人摸索前途，而身邊的老年長輩也一樣徬徨、無知、幼稚，甚至荒謬可笑；他片中的年輕人社交困難，沒有一技之長，長相也很難看，雖然醜怪，卻自成一格。石井運用嬉笑怒罵、尖酸刻薄的語法，呈現很尖銳的批判觀點，而順著時間軸看PIA精選專題，也會發現日本影像潮流的變化；過去獲獎的作品中，盡是清純的俊男、美女，新世代創作則是醜怪當道，不再清純、浪漫了。

Interfilm短片展算是為明年的柏林主題展熱身，我們先透過這個小專題和德國影業打交道。Interfilm是依附在柏林影展之下的小影展，與大影展同期舉行的道理，在吸引齊聚柏林的全球影人，順道參加他們的影展，主辦單位不用花費太多力氣宣傳。參與該影展的影片，展出方式相當多元，有一般性的競賽，也有創新的手法，比方徵選九十秒默片，安排在地鐵站播放，甚至運用手機作為播放平台，是個生命力很強的影展。

游惠貞：白景瑞去年逝世十週年，可惜在台灣沒有特別被提及，於是我想製作一個簡單的紀念專題，供大家回味他的作品。選映的作品中，《家在台北》很通俗，便安排成戶外放映；《台北之晨》從來不曾在台上映，是他剛從義大利回國時候拍攝的作品，性質可以說是「台北城市交響曲」，因為片子短，於是跟《喜怒哀樂—喜》搭配播放。白景瑞是成功的商業導演，但他始終很遺憾自己在義大利留學，卻沒有太多機會發揮藝術創意，而《喜》頗具個人風韻，在他的作品中比較例外，所以才選擇它和《台北之晨》一起放映。

郭南宏計劃重拍《鬼見愁》是個重要的event，所以我們決定放映舊版《鬼見愁》來做呼應。可惜我們最後取得的版本太過「鹹濕」，不適合露天播放，目前只好先將《鬼見愁》抽換成《少林十八銅人》。

楊德昌導演逝世一週年恰好在今年影展期間，但過去一年，世界各地已先後製做他的回顧展，我們無須再次播放他的影片，於是邀請蕭菊貞導演拍攝一部作品，讓與楊德昌合作過的人談談他，同時特別為楊導製作、編輯一本筆記書，隨影展一起推出。

游惠貞：台北電影節最精采的特質，是可以容納很多新銳，節目裡，新導演的作品收納特別多，尤其中國新導演的作品，來自東南亞的影片也不少。

去年在亞洲，連《流浪神狗人》在內，共有四部影片是國際影展的搶手貨，一部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口袋裡的花》，一部是泰國片《傷心蔚藍海》，還有一部來自中國大陸，叫《金碧輝煌》。四部影片中，除了《流浪神狗人》是導演陳芯怡的第二部作品，其他三部都是處女作，而且都來自影片產量還不是太大的國家。《口袋裡的花》導演劉城達也是華人，他去年接連參加釜山、鹿特丹、柏林等影展，分別在釜山和柏林獲獎，非常出風頭。

而我覺得有意思的問題是，新電影怎麼被發現呢？過去，蔡明亮可以因第二部影片在威尼斯影展獲頒金獅獎，現在，這種奇蹟在國際影展很少有，因為舉辦大型影展的成本越來越高，競賽單元必須囊括足夠的明星導演，才能成就媒體和經濟效益。大型影展不敢獎勵新血是國際趨勢，但相對地，規模較小或資歷較淺的影展，因為爭大師作品資源不如三大影展，便漸漸走向經營新銳導演的路線，換句話說，而今青年導演需求孔急，眼下幾乎整個亞洲都在舉辦新銳導演競賽，從釜山、日本、香港到台北，對於這個潮流絕不能掉以輕心。

游惠貞：今年開始，我們設下一個自討苦吃的規定，就是所有參與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創作者，必須親自來到台北與在地影人或觀眾互動。我們都知道世界影業不景氣，所以對我來說，很有趣的問題將是：青年導演怎麼開始拍電影？我希望台灣影人有機會跟國外影人進行交流，知道外地的狀況，以及其他人如何踏出創作的第一步。

台灣導演的拍片過程經常是哀哀求告，即便是業界資深攝影如陳懷恩，他拍攝第一部影片的時候，過程也很慘烈。可是有些海外導演便讓人很羨慕，他們的第一部影片看來很成熟，有足夠的周邊資源，不僅資金到位，技術團隊也很到位。在國際青年導演競賽單元裡，觀眾可以看到各種不同製作環境滋養出來的成品，有些資金成本顯然較高，有些則創意較多。但老實說，過去一年我看許多年輕導演的作品，除了來自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影片還有比較粗糙的趣味，多數電影都有相當的包裝，不知道是不是也已成為一種趨勢。

游惠貞：長期來說，有一個常設單位一定是好事；因為單位固定，我就可以大膽計劃明年製作柏林專題、後年製作墨西哥專題。同時，工作人員的流動性相對降低，雖然影展工作人員的需求量總在影展期暴增，平時不可能聘用這麼多人，但就像Interfilm影展，他們每年影展期間，都有固定的二十個人員回流，是一種比較自由的運作模式，形成「不安定中的安定」，這不僅對event好，對當事人也好。

用一個常設單位長期經營一個影展另有一個好處，就是即便人員流動、離開了，機制還在，它會自然進入正常運作的狀態，我想這個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