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谷一處倉庫空間——藝廊Gallery VER的Project Room，眼前是貼實黑幕的玻璃牆面，推開門，一堵聳立的黑牆覆住微弱光線，越過黑牆，在空間的角落，是分別直立與橫置的兩面螢幕¹。

這件雙頻道作品名為《Strange Loop ll: Confusion Is Next 》，是導演Pathompon ‘Mont’ Tesprateep²在鹿特丹國際影展提案並獲得資助的成果。導演小名Mont，一頭捲髮，身材高大但身形瘦弱，出身在軍人家庭，畢業於倫敦藝術大學切爾西藝術與設計學院。他從2014年開始創作實驗短片，是阿比查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導演於今年鹿特丹影展薦選的新銳導演之一。

黑白影像的作品裡，僅披土色布袍的長髮男子，是Mont的樂團「Assajan Jakgawan」裡的吉他手Thom Assajan-Jakgawan。2015年，主唱Tung過世，樂團隨之解散，吉他手Thom隻身一人持續從事音樂創作。全片沒有話語，只有啜泣、低吟，以及Thom利用空間內的各種物件所造成的聲響——他用點滴滴液體至鐵製壺底的拍點，懸吊、輕觸麥克風並拍打樹枝枝幹製作回聲，跪坐在地時手捻枯葉、摩挲葉脈、空轉門鎖，或是窗框與窗櫺的摩擦聲、濺濕木條的迸裂聲。Mont形容Thom是遊牧的靈魂，他在片頭裸身蜷縮於繭一般的膜蛹裡，門外是過去玩團的光景，無聲的閃爍光影，是亡故前正在表演的Tung。破蛹掙脫後，Thom困坐房間，慢條斯理地繫鞋帶又解開，成為徘徊不去的幻靈。影片片長20分鐘，兩個螢幕播映的是不同片段，每一次黑幕交替後，都由微弱的呼吸聲重啟畫面，24小時不間斷地重複放映。

 《Song X》³是Mont的前一部實驗短片，講述逃兵的幽魂遇見少年們為他舉行火葬儀式，軍隊同一時間也在山林裡追索他的遺體。此片被「TSFVF泰國短片與錄像電影節」選為開幕片，亦入選多項歐洲影展。Mont告訴我，《Song X》是他悼念逝世主唱Tung的影像詩儀式。此作一如《Strange Loop ll: Confusion Is Next 》，延續他對記憶的探索，也以詩意的剪接節奏和虛實交錯的人物設定敘事，觀者時而進入角色的迷茫游移，時而抽離自己成為景物中的窺探者。

敘事詩的節奏鋪陳、對生死議題的片段式解碼，這在泰國年輕創作者的近年作品裡並不少見。作為繼阿比查邦後走入國際、獲得知名度的年輕創作者，Mont認為前輩的行事風格和創作特色，都讓新世代的創作者更能突破過去限制。實驗片儘管式微，無法進入戲院或大部分美術館播映，卻仍勇於透過有限的材料與環境去做具有實驗精神的嘗試。

──可以分享你與你的個人樂團是如何連結或影響到你的短片創作呢？

Mont：我和我的樂團成員是高中開始玩團的，我們當時非常熱衷於龐克、油漬搖滾。對少年時期的我來說，這是唯一一個表達自己的方式。某種程度上，這樣的音樂喜好源於我的成長環境，也就是泰國荒謬的教育系統與家中軍事操演的生活（導演的父親是軍人）。我意識到在我的音樂裡，漸漸形塑出反抗權威的想法。

近期我決定重新設想自己的出身脈絡，構思創作方向，思考自己在家庭、在社會甚至在世界上的位置與定位。我的生命有很大一部分是音樂和與之連結的長久友誼，亦是我作品裡主要的題材和元素。

我十分享受剪輯自己的作品，就像創作音樂一樣。都是關於節奏。賽璐璐上的粉塵、刮痕和不均勻的曝光都是在創造更多節拍。

──為何你會想以「黑白的風格」和底片的材質去呈現這個作品？

Mont：受限於電影製作的預算和在泰國的場地限制，我只能收集過期、單位捐贈的電影器材。褪色的膠卷底片在後製階段難以校正，因此在我做過和實驗過的賽璐璐膠卷電影製作上，黑白變成一個相對較好的選擇。

──可以和我們分享如何結識阿比查邦導演和他在鹿特丹國際影展對你的推薦嗎？

Mont：2000年的時候，我看了他在電視頻道裡的專訪。在那時候他仍是一個電影創作新血，談及他自己研究所的作品。與他個人結識，是在2006年葡萄牙影展的短片單元，我的作品也入圍那個影展，幾天下來我們只有碰面不到十次。去年，阿比查邦導演機緣巧合下看到了我2014年的作品《Endless, Nameless》，我想他認得我的作品，因此推薦我參加鹿特丹國際影展的”Frameworks”單元。我真的很高興，鹿特丹國際影展最終選了我的新提案。作為一個電影創作者，最好的機會莫過於得到新作品的資助。

——為什麼選擇將你提案後完成的作品放映於藝廊這樣的空間，不是獨立影廳或戲院？以及為什麼選擇雙螢幕（直立與橫放）的裝置而非單一的大螢幕做呈現？

Mont：其實在提案和劇本創作的階段就已經決定要這樣呈現了。我總會在創作之前就先思考各種呈現的可能性。選擇以單場電影放映或是當代藝術文本的方式呈現，其實取決於每件作品的獨立概念，和我希望觀眾如何參與電影和空間的考量上。

我已經做短片創作很長一段時間了。有些作品適合在戲院放映，然而我無法經常租獨立戲院以放映我的短片創作，必須被選入影展，或是被規劃在特殊的放映企劃裡。其實以裝置形式放映作品是很有挑戰性的，在藝廊這樣的空間形式和場地規劃，觀者可以創造出自己的場域去和作品互動、進而構築出更多的空間經驗，這是超越單單坐在影廳座位上所能感受到的。只是我的部分作品並不適用這樣的展演方式。

——你的電影聚焦在角色的重複性和潛意識上，這和阿比查邦在今年的鹿特丹國際影展訪談中所提到關於睡眠、意識和冥想有所連結。阿比查邦也在訪談中提到，在泰國當今的政治情勢中，對他而言「睡眠」就像一種被動的抵抗。在你的作品裡，你會認為短片中角色的概念也是對於環境進行消極的抵抗嗎？或是你會怎麼形容？

Mont：我成長在一個軍人家庭，而我所住的家就是一個軍營，和一般的家庭不同，因此我一直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和系統有所知覺。我認為，我並不是有意地將消極抵抗的意識放進我的作品裡。透過短片創作，我試圖重新爬梳個人記憶的脈絡。我會認為電影創作其實是一種自我心理治療的過程，彷彿在催眠的儀式裡，去挖掘自己被周遭環境留下的創傷。創作的過程幫助我紓解了長期以來背負的沉重混亂與焦慮。 然而，我個人的存在和記憶，也可以和我長期以來需要探索的歷史與政治現狀相互連結。

所有我創作的短片都是關於一個逃避的男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逃避於過去、現在和潛意識裡的某個地方，是在重生和找到新的居所之前，所投射出的想像力。好比沉睡，在夢境裡遊走，在腦海中找尋可以修補或翻新的片段，然後，清醒於日常與現實，創作就像是我對於生活的消極抵抗。

——你會如何形容鹿特丹國際影展在電影製作中的角色？這樣的資源是否成功地協助年輕創作者？

Mont：每個影展有他們自己定位的角色。對我而言，鹿特丹國際影展是支持新銳創作者最用心的影展之一，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創作者。我也注意到，在過去15年中，許多泰國年輕導演的創作曾在這兒放映與獲獎，不少泰國作品獲得HBF（Hubert Bals Fund）的贊助。這幾年，鹿特丹國際影展傾向於選擇當代藝術範疇的實驗影像。“Frameworks”就是鹿特丹國際影展裡面的當代藝術單元，由兩位知名藝術家各推薦兩位年輕創作者，共同完成一場放映。對我來說，鹿特丹國際影展的目標，有別於傳統影展的展映形式，試圖在不久的未來，能夠提供實驗影像與多元媒介創作一個新的平台。

——自從阿比查邦導演在國際平台獲得知名度後，你認為泰國的年輕創作者是否深受其影響？甚至形塑出一個新的敘事方式？

Mont：是的，他的創作和行為影響了年輕世代對於獨立電影的想法，也開展了對於世界各種電影的認識。並不只是他的電影語言，還包含他的發聲如何向世界反應泰國的政治議題和歷史樣貌。我相信，無論如何，年輕的泰國電影創作者仍想找到他們的藝術形式、方向和定位，在內容上有更多元且獨特的發展。

——你認為泰國的創作者目前面對什麼樣的限制或困境？是自我審查，還是環境造成的資源不足？你會如何描述實驗電影在泰國的處境？

Mont：請容我同時回答兩個問題。關於自我審查,我同意也不同意。事實上這歸咎於創作者的意圖與目的，以及創作當下的環境和現況。我相信自我審查的情況，在世界各地，甚至是美國或是歐洲，都以不同的狀態存在。目前在泰國，不考慮審查制度會承受太大的風險，無論電影創作者參與社運與否，都承受入獄的可能。然而在較遠的將來，以歷史回顧的方式重新理解這個時期各領域創作者或社運人士所面對的自我審查，或許可以看作一個時代的映照，真實反映當時社會景況。

事實上，仍有許多年輕電影創作者製作傳統和非傳統形式的電影。以我個人的想法，我會認為有些我們缺乏且亟需的東西：

其一，電影檔案管理系統。調查、整理和保存電影作品，並且發行。這樣的機構應該以教育的目的出發，和發行策展合作一個方向多元且明確的展映單元。讓觀眾可以透過觀影去了解電影史和實驗電影在泰國的發展，從上一代到現在，從區域到世界。

再者，我們需要國際規模的年度影展，由專業的策展規劃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影人參與。我們應該要有固定舉辦這樣影展的場地，觀眾可以透過這些方式去了解在世界各地的電影創作，並且跟這些創作者有更多的互動與連結。我們也應該有電影中心，去籌辦影展、放映、單場展覽、博物館和座談等等。

或許我對現在狀況期待過多了，畢竟泰國軍政府不資助這些文化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