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對話》在柏林影展獲得為多元性別題材電影設立「泰迪熊獎」下的最佳紀錄片大獎，是台灣第一次獲得此獎項的紀錄片。本片監製侯孝賢導演知道《日常對話》得獎後，也傳來訊息祝賀在柏林的劇組，侯孝賢導演在訊息裡寫到，「任何藝術形式，都來自真實人生的描述，以寫實、變形、隱喻…來表徵生命中動人的情境；惠偵第一次拍紀錄片，毫不手軟地逼視自己的生命情境，寫實，動人，大家都看到了這部片子的能量，得獎的最大好處就是，國內上片容易多了。」

導演黃惠偵在得獎隔天接受本報專訪。導演說知道得獎的當下一切像一場夢，「這是我拍這部片之前，完全沒有想到、也沒有期待的，所以覺得好不真實，卻又好開心。」黃惠偵說。得獎的同時，黃惠偵導演的家人也正在台灣繼續做著牽亡魂的工作，導演妹妹在工作開車時聽到廣播，馬上就告訴母親這個好消息。聽到消息，媽媽也很高興《日常對話》得到了一個獎，「出國參展有得到一個獎、有媒體報導，長輩比較能夠實際感受到我們在國外的收穫。」黃惠偵導演笑說。 

希望泰迪熊獎帶給母親更多「認同自己」的自信

談到得知得獎的那一剎那，黃惠偵說感覺很不真實，從來沒有想過走到這一步。她說得獎的時候其實並沒有特別欣喜，但是她覺得非常安心，很幸運一路走來沒有讓過去所有幫助過她的人失望，「這部片受到太多人幫忙，例如去到金馬影展，都會希望每一場放映的票都能賣完，才不會辜負聞天祥老師在背後的幫忙，在柏林影展如果觀眾反應不好，或是沒有得獎，也會覺得對不起侯導，因為他特別擔任我們的監製。真的覺得我們的運氣很好，回去還可以向他們報告好消息。」黃惠偵說。

黃惠偵導演說，這次在柏林放映，自己也有看一部分入圍泰迪熊獎的紀錄片，但是只有《日常對話》的觀眾會在映後提問時，都會先特別感謝導演與劇組拍出了這部作品。同時，雖然海外觀眾不一定能夠了解影片中的一些幽默，但是映後大家感興趣的問題其實和台灣觀眾非常相似，讓黃惠偵非常驚訝，「看到觀眾的反應，我相信《日常對話》真的跨越了語言與文化的隔閡，核心的情感經驗是不同背景的觀眾都能理解，他一定感受到了自己曾經經歷過了什麼，是跟這部片子有關的，而不只是看一部發生在國外的故事，這樣的反應讓我覺得非常欣慰。」

而過去本片的短版《我和我的T媽媽》也曾經受「台北國際酷兒影展」邀請進行全台偏鄉巡演，從觀眾的反應中，黃惠偵發現草根背景的觀眾其實對於這些與眾不同與挫折是非常能接受與同理的，「社會最底層的人們生活本來就充滿各種辛苦，必須想盡辦法存活下來，因此大家對生命的包容其實是比較高的，很能夠接受別人的不同。同志生活真正挑戰到的是生活相對優渥，比較在意面子的中產階級。」黃惠偵說。「我希望《日常對話》的獲獎，可以影響到更多的是反對同志的人們，在人與人的差異之間，我們需要更多的溝通與理解，而不是各說各話。」

呼籲政府正視紀錄片補助政策　創造對獨立創作者更健全友善的環境

而對於黃惠偵自己而言，她希望透過這部紀錄片在泰迪熊獎受到的肯定，可以幫助她未來紀錄片創作的籌資，《日常對話》的發行商、海報設計、剪輯指導都分文不取參與影片的相關工作，她希望可以讓劇組成員可以在工作過程中得到合理的報償。「我覺得拍電影和搞社運有點像，導演不是這場運動的領導者，他只是召集很多人一起為了完成一件事而付出和努力，我覺得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除此之外，黃惠偵也透露，《日常對話》同時收到鹿特丹影展與柏林影展的邀請，他們最後選擇了柏林。「我們選擇柏林一部份的原因，也是想證明給台灣的公部門看，台灣的紀錄片是有辦法做到這樣的程度，來到國際一級影展。那公部門是不是應該也要正視國內紀錄片補助政策，提供紀錄片創作者更健全的創作資源。」

黃惠偵過去擔任台北市紀錄片工會秘書長時，不斷呼籲政府改善紀錄片補助政策，將紀錄片的創作補助跳脫電視節目製作的框架，相關規定也不應再只為大型製作公司量身打造，而將獨立創作者排除在外，或不得不和其它製片公司「借牌」，更應認真考量獨立創作者的人力限制簡化撥給補助款的方式，也不應該在補助金的合約中要求受補助者無常授權公部門使用他們的作品，甚至自行授權國外電視台播映。但這樣的呼籲卻始終未獲重視，「台灣的獨立紀錄片工作者都必須為了生計而大量接案，被工作消耗心力，我們在批評台灣交不出好作品時，我們應該也先看看這些創作者處在什麼樣的環境。」

《日常對話》結束柏林的行程之後，四月將會在台正式上映。除此之外，黃惠偵也將受國家電影中心邀請，在3月4日下午兩點於「超越基金會」舉辦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