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676 2020-09-05 | 紀錄之眼 |
好好聊電影?怎麼聊?How?────2020臺灣國際人權影展「人權電影教育工作坊」
文 / 陳亭聿;圖/工作坊現場照,臺灣國際人權影展提供

「用逼問、哄騙的方式誘使被攝者談論創傷經驗,是可以的嗎?」
「醫病紀錄片從特寫鏡頭出發,帶給你的感受如何?導演的用意何在?」
「如果是你,影片結束後你會怎麼做?」

通常自電影院離席後,我們就被迫與剛剛在影廳裡心緒糾結、思慮激揚的狀態切割開來,在光天化日之下,再難有人陪自己重返黑盒子裡那個影音震盪的現場。許多本該被處理,才露頭的動念,就這麼被打消一空。

然而,在影片隨選熱播的年代,當你選擇走出家門,踏入影展現場,已然表達一種公共參與經驗的渴望。我們可曾這樣期待:這些原在腦內來回拋擲的自問自答,如果有一方桌台,一圈椅子,數個人,想法是否就有機會舒張開來,不再困陷於個人感受之中?

 

到底要聊「人權」還是談「電影」?

開頭的那些提問,來自「2020臺灣國際人權影展」的人權電影教育工作坊現場。今年,延續2018年以降在主影展之外,各地端點聚落自行申請、策劃影展的方式,讓電影作為開啟人權論題的觸媒,在各地繼續發酵。

有意思的是,當二大專題「國際移動」、「醫療人權」示現的議題明確,端點也出現更多NGO組織、意在課堂中引入人權議題的高中老師,以及醫學、法律、社會系的學生會等單位。當大家熱血地衝著議題而來,工作坊講師史惟筑一登台,劈頭卻是如潑冷水的這一句:「大家常問我『人權』跟『電影』孰輕孰重?」她笑稱,「這沒什麼好問的!當然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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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獨史惟筑,Giloo紀實影音總監鄧兆旻,也同樣在前導說明會中強調回歸電影角色,設身情境的重要性。又如史援用法國哲學家、藝評家尚.路易.薛佛(Jean Louis Schefer,1938-)所言,進入影廳看電影,「像是被拖進一個與真實間存在張力的幻覺中,就像在屠宰場,一兩小時裡都處於不穩定的狀態裡,受各種迎面而來的情緒與感受宰割。」

這些大量卻又隱微的感受為身體記憶,卻常常難以言喻,有時根本不知從何聊起。「到底那個情緒是什麼?電影中的經驗與我的有何異同?」不馬上撲向論題本身,較其是非對錯,探微剛剛出爐的複合感受,其實本來就是觀影後,更直接、具體,也迫切的需求。

 

從獨角導讀到多線導引

從開場起,工作坊的講師就打破「看人權電影就是要狂劃議題重點」、「事不宜遲馬上表態政治正確」的既有想像。電影放映後,也未有影展常見的論壇型態,諸如映後座談、映後QA、大師講堂等,更不如預期邀請醫學與移工學門專家,來為電影涉及的複雜議題進行資訊補充或背景說明。相反地,他們趁觀後感還蒸騰之際,催促想法端上桌台,炒熱聊天氣氛。

分桌導師史惟筑、孫世鐸與王冠人,雖皆有電影學者或影評人身分,但他們在現場也不逕自以評析扼殺或阻絕大家的想像空間。他們不用論斷導讀,多以問句開話題導引:「談談印象深刻的角色以及他做出的決定。」、「如果我是〇〇〇,我會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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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討論敘利亞導演偷渡時發生船難,以第一人稱視角呈現於海上載浮載沉的《滯海》(Purple Sea)時,有學員認為,「電影真的太長了,當不耐煩的感受淹沒其他,溝通不就失靈了?」另一位則表達,「我覺得這個『長』對我而言有效果,我因此能深刻體感飄盪海上的無助,好想把它做成VR體驗!」更有參與者從發言中,觀察到無有明確敘事線的電影,於不同年齡身分觀眾接受度的殊異。

不只學員之間,導師私下也屢有帶討論的經驗分享,這邊廂問:「學員想法太偏激,按捺不住情緒怎麼辦?」那邊廂建議:「可以提出不同觀點引起反思,但不要直接否決學員說法。」有人自問:「我是不是唱獨角戲太久了?」也有人求助:「學員慣性假設有正確答案,或怯於發言,又要怎麼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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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與學員間成為共學團體,頻頻發問與提示彼此的都是:「這裡不該落入以上下權力關係服人的窠臼,才能藉公共論壇實踐民主的真諦。」其實從這次影展片單中,像是李家驊導演的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它淡化導演個人偏好與詮釋,放了三則死刑犯故事做出內部對照;到影展「選片小組」刻意選擇同一議題,但觀點或手法相左的電影,為影像外部的辯證佈局;再到工作坊以導引代替導讀,使對話交會,都是有意識地創造討論空間,讓「好好聊電影」這件事如願發生。

如此一來,映後討論不再是炫技分析能力,人權同溫層或社運同路人相認的現場,而是讓更多不同的感受被自在地陳述,換位思考的個人立場被充分揭露,切身的經驗被觸發與代入的場域。

 

導演不是唯一的作者

這些作法,其實也反映了「導演不是唯一的作者」這件事,電影的接收端其實通過觀影中途的二次剪接、事後的反思與討論、個人經驗的代入,不斷創造、複寫、擴延故事的意義。誠如講者一再強調的:「這是當代觀眾最重要的能力。」看電影的公共性,便是由「成為共同作者」豐富影像意義此際,更積極地展現出來。

不過,人權影展步步為營地讓「好好聊電影」這件事情發生,真的只為聊電影嗎?顯然並非如此,就像陳俊宏館長指出的,人權館及執行團隊秉持「媒介行動主義」初衷,對背後欲達成人權觀念推展此事仍是相當清楚的,只是通過電影媒介來接近論題核心,有其獨特的方法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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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題材自然不難將話題往該方向推進,但首先以換位思考的情境題、影像形式的判讀與分析、個人經驗分享的切身性開始,聊天便不會流於漫無邊際的空談或大哉問。由電影本身和個人經驗作為具體案例,慢慢渡向概念性討論的誘導,話題被漸次加溫與追深,層層逼探向當代人權問題的核心之餘,也更有機會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

在工作坊的現場,我們因此能聽見於公共領域常被「政治正確」噤聲的觀點,像是拍攝母親赤柬創傷記憶的《秘密的滋味》(The Taste of Secrets),就引發關於「清創」究竟是清理誰的創痛?拍攝或逼問被攝者的正當性、影像倫理與記憶公共化孰為先後的反覆思辨。國際移動的電影則刺激了關於公民權與人權間矛盾的討論,有學員指出已經觀察到香港《國安法》頒佈後高雄餐飲業與房市的變化,也刺激著原來可能認為「無條件接受難民」才符合人權精神的大家頻頻自問:「到底所謂難民的大規模移動是指多大規模?」

從電影切入討論議題的積極性,便是來自藝術觸發切身感受,故事作為分歧意見交鋒的緩衝區,每一個個人複合獨特的經歷與情感,能讓過於武斷的判決暫緩,急切的批判性退後,彼此聆聽與討論真正成為可能。

 

這不是個封閉的經驗

來參與工作坊的學員究竟獲得什麼呢?就實體資源而言,他們並未拿到厚厚一本講義,他們唯一取得的就是放映電影的權利與素材,外加領到關於電影的,滿滿一紙A4的問題。

工作坊形式與內容的簡化,連同並未選擇導演或演員親臨現場、特定學門的專業講者,意味它標榜的不是獨一無二的儀式性經驗,提供的並非獨厚與會者的獨佔或寡佔資源,而是讓到場的人感到「我也可以做到」的信心增強、降低進入門檻與成本,提高響應的意願。雖然選擇的影片並不易讀,但討論時的鼓勵氛圍和落地姿態,消除了與會者想要打退堂鼓的挫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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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聖功女中的老師表示:「以前播完電影我們都急著討論議題,不管電影,以後我可能會直接讓學生討論,不一定要邀請專家學者來。」青年樂生聯盟的夥伴則指出:「通常我們播完電影後就進入脈絡補充,我想起其實這跟我當初加入組織的原因蠻相斥的,因為當初吸引我的其實是《殘響世界》,這兩天工作坊讓我開始反省,希望把討論帶回去。」金門的蓊蓊書店創辦者也提到:「電影會是既他們供餐飲之後,又一個可能打開資訊封閉、串連不同社群的機會。」

更有許多學員現場工商服務,介紹自己的單位,彼此拋出邀約與互相串連,「你來我這裡幫我當導師,我到你那裡當主持人。」當大家不再單打獨鬥,成為互相支援的共學系統,更多的桌台邊上,大家圍坐下來好好聊電影,人權議題才能走得更遠,打開更多討論的可能。

 

【2020臺灣國際人權影展】影展資訊:
臺北9/4-9/6(光點華山電影館)
高雄 9/24-9/27(高雄電影館)
聚落串聯放映10/1-11/15(全臺)
※上述放映均免費入場,活動詳情,請上
臉書粉專「臺灣國際人權影展」

本文由2020臺灣國際人權影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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