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資料館
643 2019-04-07 | 台灣製造 |
「我覺得電影應該要有牙齒」 ——專訪《潰爛癒合掩藏》導演洪子健
文 / 許耀文

美籍台灣藝術家暨電影作者洪子健繼2015年《無主之地:一部台灣電影》後,再次由公視紀錄觀點委製新作《潰爛癒合掩藏》,本片是洪子健繼《前進倒退:切剖姜春根》、《恆傷》、《歷史血痕》、《731:地獄的兩種版本》等作品後,再探二戰時期日軍在中國東北進行生化細菌戰的歷史檔案與口述記憶重建,洪子健表示本片可以算是《歷史血痕》之延伸,集結多年來的訪問與影像素材剪輯而成。《潰爛癒合掩藏》在釜山影展獲頒「超廣角」(Wide Angle)單元中的最佳紀錄片獎(BIFF Mecenat Award),預計將於今年公視紀錄觀點第三季(七到九月)播出,本篇訪談特別邀請到洪子健與我們分享關於他的影像創作、歷史與身份探索。

 

身份:哲學和語言能力是一種武器

洪子健主修哲學,主要研究德國形而上學,曾在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然而他發現學術研究其實很乏味,與社會大眾有一段遙遠的距離,畢業後也很難找到相關工作。他說:「因為我不是白種人,他們覺得我(畢業後)不能教哲學。我或許可以教中國哲學,但他們其實也不認為那是真的哲學,我覺得沒有未來。」於是他轉向另一個他有興趣的領域——電影,「我覺得電影是比較民主的,沒有那麼菁英主義的」,他曾申請南加大電影學系,卻發現學校裡教的紀錄片偏商業走向,和他的興趣不相符。1996年他搬到舊金山,開始生活工作並製作電影,他提到舊金山實驗電影創作者也是實驗影像放映活動機構「另一種電影」(Other Cinema)的創始人克雷格・伯德溫(Craig Baldwin)影響他很多,是創作路上首位支持他的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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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健長期以哲學思考關注身份與國族認同、探索歷史的衝突與矛盾,與其自身的成長經歷有關。洪子健表示身為亞洲人在美國生活,時常會感受到不同眼光和各種歧視。他說:「所以哲學和語言能力對我來說是一種武器。」他說自己想暸解西方人的思考模式,所以最初選擇研讀最艱澀的哲學,「我從小被洋人教導『什麼是文化?』,所以我自己去讀最高的文化(哲學)。」

對於西方文化的強烈批判與質疑多次出現在他的作品中,譬如2007年的短片作品《中美關係寫照》(A Portrait Of Sino-American Friendship),以偷拍形式捕捉到一名白種男子在講商務電話的同時,中國女子正在幫他擦皮鞋,犀利展示東西方權力之不平等。洪子健對於「白」、「洋」西方霸權的質疑延續至今,去年底他才在台北策劃了第五屆「白男人影展暨文件展」(WHITEUMENTA),提出在保守主義在西方世界全面回歸的當下,如何重新思考西方霸權與台灣/亞洲之間的關係。

 

身份:電影導演與藝術家之間

洪子健在當代藝術圈的參展經驗豐富,作品曾多次在國際雙年展中展出,發表文化藝評文章也從事獨立策展計畫,然而聊到在藝術與電影產業間的探索與身份認同,他表示:「我覺得自己比較像藝術家。電影(形式)也沒有太多自由,(敘事)要有起承轉合,否則普通觀眾會看不懂。我以前拍的電影,我自己覺得應該是實驗電影,但是很久以前我去參加紀錄片的影展,他們說我的電影是一種紀錄片,所以我才知道,原來我的電影可以是紀錄片,很有趣。」不過他也透露作品先前報名台灣影展,在類型判定上遇到困難,有人說他的作品不能算是紀錄片,也有人說他不能算是台灣人,所以作品不能算是台灣電影,也讓他覺得非常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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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洪子健兩件作品曾在柏林影展「論壇延展」(Forum Expanded)單元中展出,《謝罪》(Apologies)在柏林「沈默之綠文化特區」(Silent Green Kulturquartier)的「白立方」空間(White Cube)循環展映,而《前進倒退:切剖姜春根》( Cutaways of Jiang Chun Gen - Forward and Back Again)則在「兵工廠—電影及錄像藝術學院」(Arsenal)的電影院「黑盒子」空間(Black Box)中放映,兩件作品在兩種場域不同的觀影經驗形成有趣的對照與對話。《無主之地:一部台灣電影》2016年在柏林影展同一單元中放映。

聊到作品的展映形式,洪子健在本次新作《潰爛癒合掩藏》在釜山首場放映後,表示聲音應該還要再做調整,在電影院放映的規格要求更高。而先前「白立方」展映的經驗,他認為美術館或藝廊的空間「觀眾可以走來走去,很自由。我自己沒有這樣的(藝術)背景經驗,我覺得很新鮮。因為在美術館裡面,你可以吸引不同的觀眾。看紀錄片、影展的人大部分就是『Cinephiles』(影迷),你可以預測觀眾的反應。然而在藝術空間可能會有更多的遊客,比較多其他類型觀眾。」

他再補充自己其實希望作品讓越多人看見越好,「以前在DVD時代,很多導演會到處發送DVD給人看作品,當代藝術不一樣,錄像藝術作品也有限量壓製的版次(Edition),所以不能隨便讓人看作品。」《無主之地:一部台灣電影》、《潰爛癒合掩藏》同樣是和公共電視合作的案子,他坦言許多導演覺得電影在電視上播放是最後的選項(最好能院線上映),但他從來沒有這樣的顧慮,反而認為作品在電視上越多人看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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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電影應該要有牙齒」

「我的電影不是一個形式,而是要有內容,我覺得電影應該要有牙齒,這是我的隱喻。」洪子健補充說:「有一些實驗電影沒有政治關聯、沒有議題,(對我來說)沒有意思。每個藝術家都有(對於自身所處的)階級興趣,假如是一種很有錢的藝術家,可能會覺得這個世界很好,不需要改變,那(他的作品)就是沒有意思的電影。」試圖梳理洪子健因為英中文間轉譯而略趨曖昧的字句,筆者拋出直接一點的問題:「是不是可以比較大膽地說,你不喜歡這個世界,覺得應該要改變?」他回答:「每個藝術家都應該要有這種目的。」

本次《潰爛癒合掩藏》紀錄中國生化細菌戰的爛腳病受害者,是2007年因為研究東北史而開始關注的主題,洪子健對於歷史一直都有興趣,時常思索「什麼是歷史?什麼人講歷史?歷史有什麼樣的偏見?」英文片名「Opening Closing Forgetting」呼應中文片名,直接連結到傷口審視、治癒與原諒的意象,如果洪子健的電影是一副牙齒,嚙開層層紗布,讓觀眾近距離逼視他們的開放性傷口:大銀幕上有具體的、實像的、敗壞的軀體,也有抽象的、不可見的歷史幻肢疼痛。

二戰終止至今即將邁入七十四週年,許多當事人已經離世或年邁。本片透過田野調查和訪問,洪子健走訪中國也遠赴日本,他說:「把他們的傷口打開,因為他們很有可能活不久了,故事就會因此消失,歷史都有偏見,記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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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紀錄片成為一種執念

洪子健在首場映後座談提到自己拍紀錄片成為一種執念(Obsession),他解釋說:「其實不是拍紀錄片,而是『研究細菌戰這個主題』變成執念,很多學者(對於研究)都有這種傾向。」他提到如果仔細觀賞本片,會發現幾段畫面的畫素和比例不同,是因為自己多年來取材訪問,拍攝器材的規格也逐步升級,他笑說直到這次終於有了可以固定攝影機的腳架。

其中一位受訪者毛水達獨自住在養老院,洪子健慢慢發現,整個地球上好像只有自己會去探訪他,所以後來只要去中國,一定會前去看他。「因為我只要花一點時間和金錢去陪他吃飯,他就會很高興。」另一位追蹤多年的受訪者姜春耕,一開始不太會說普通話,後來在醫院看電視進步許多,洪子健也認識他的家人,時常去陪姜春耕吃飯聊天。洪子健因為這部紀錄片,和這些受訪者建立了某種友誼關係,他說:「我知道(這些受訪者)最終會有一個結果,會有一個故事,有人在幫助他們,傷口或許可以癒合,所以我拍攝這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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