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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2019-03-31 | 國際瞭望 |
【柏林】一部新加坡邪典風格電影的誕生:柏林影展專訪《Demons》導演許瑞峰
文 / 楊皓鈞 圖片 / 取自柏林影展官方網站

回溯十年前的新加坡電影,雖已有揚名歐洲影展的邱金海,以商業喜劇走紅華語地區的梁智強,或熱鬧搬演草根音樂的陳子謙,星國電影的工業規模或質量縱深,在亞洲影壇版圖仍屬邊緣。近年國際影壇對東南亞電影高度關注,新加坡新生代影人隨之以生猛的獨立姿態、多元的殊異題材,紛紛在各大影展嶄露頭角。

2013年先有陳哲藝《爸媽不在家》一鳴驚人,拿下坎城金攝影機獎,隨後又有巫俊峰《徒刑》、印度裔導演拉加歌帕(K Rajagopal)《黃鳥》、陳敬音《親愛的大笨象》等新銳之作湧出,楊修華的黑色科幻電影《幻土》去年更擒下盧卡諾影展金豹獎,一股以80後導演為主體的「新加坡新浪潮」儼然成形,在國際激盪陣陣波瀾。

青年導演許瑞峰(Daniel Hui)是這股「新」勢力的一朵奇葩,他自美國加州藝術學院電影系畢業,和楊修華等好友創立地下電影團體「十三部小電影」(13 Little Pictures),以低限資源彼此支援,自己亦擔任《幻土》的剪輯。過去他所執導的紀錄片實驗色彩濃厚,曾於鹿特丹、馬賽、都靈、山形等地放映,上一部以科幻敘事隱喻國族歷史的紀錄片《新加坡2066》(Snakeskin, 2014)亦入選台北電影節,今年他的首部劇情長片《Demons》於柏林影展「論壇」單元歐洲首映,更提名獎勵同志電影的泰迪熊獎,影片中爭議的性侵題材、光怪陸離的風格,在柏林引發兩極評價,此次《放映週報》特地專訪導演,邀請他分享幕後的創作理念,及對新加坡影壇的近身觀察。


集體的驅邪儀式:受害者/加害者的糾結心魔

《Demons》以年輕女演員Vicky和資深劇場導演Daniel的試鏡展開,她神情略帶恍惚,訴說自己靈魂出竅、身心解離的經驗,眼前的導演則施展權威,暗示她必須獻出身體,始可換取主演機會,懷抱演員夢的Vicky自此走入Daniel的佈局,成為他的禁臠。此後,她身邊怪事連連,午夜夢迴,看見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分身,甚至接到自己打來的電話,在手機另一端羞辱、訕笑著自己。

當Vicky被幻影糾纏,陷入木僵、失語狀態,故事卻越顯撲朔迷離,甚至戛然而止,在影片的後半段,切換成導演Daniel的觀點,當Vicky神秘失蹤後,Daniel和同性戀人如常生活,彷彿因果報應般,這位呼風喚雨的大導,亦遭逢接踵而來的不思議怪象,步步邁向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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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瑞峰以超16mm膠片捕捉的新加坡,沒有好萊塢電影中的炫富奇觀,整座城市質地粗糙、光線蒼白,空中不時盤旋著莫名機械噪音,白晝與黑夜混淆不清,角色亦多半困在幽閉的室內場景。當世界塌陷成一場醒不來的夢魘,人際互動徒剩荒誕與形式,他們最終不得不面對那啃嚙內在的心魔。

本片導演濫用權勢、脅迫女演員陪睡的情節,令人聯想好萊塢大亨哈維溫斯坦的性侵醜聞,但許瑞峰表示,他自2016年便開始籌備本片,故事其實源自他與女主角楊彥絢的個人生命經驗,拍攝過程中,不少團隊成員亦分享創意與想法,拍完本片後,劇組好似經歷了一場集體的除魔儀式,看似故弄玄虛的迷離敘事,其實是直視創傷的療癒之旅。

他指出,性侵受害者在經歷巨大創傷後,會產生抽離身體的錯覺,成為冷眼的旁觀者,甚至去責怪、批判自我,成為自己「最恐怖的敵人」。在電影裡,Vicky所見的分身幻影、半夜接到的詭異電話,其實反映了她受創後的分裂心靈,而這份恐懼往往在不經意時襲來,且無處可躲。

片中運用大量的鏡像,作為人格解離的隱喻,本片一分為二的對稱敘事結構,讓Daniel在後半段開始目睹一連串怪象,甚至最後看見Vicky化身的惡靈,兩人雖處於權力天平的兩端,卻同樣被恐懼籠罩。許瑞峰表示,當侵害發生之後,加害者與被害者在精神上往往成為「無法分開的整體」,無法掙脫彼此,他希望藉由這樣的設定,去表達受害者幽微的矛盾心理。

「Vicky、Daniel這兩個角色都是我的一部分,Vicky被侵害的故事,源自我個人的生命故事,但更令我害怕的,是我作為一位男性導演,是否會在無意間侵害別人?我不是指性方面的侵害,而是精神方面的暴力。」

 

人吃人的暴力:窺探新加坡的陰暗面

微笑靦腆的許瑞峰,看似稚氣未脫的大男孩,談起電影藝術時卻流露一股老成氣息,對於創作本質有著超齡的自覺。身為導演,他處於劇組的權力核心,得在現場去主導一切,但他坦言自己對權力關係充滿反感,《Demons》中導演一角Daniel被設定與自己同名,其實有自我辯證的意味。

「作為一個導演,我最害怕的東西其實是手上掌握的權威,深怕不小心濫用權力,將人們推到他們不想進入的狀態,我在拍前兩部紀錄片時,對於鏡頭前的真實人物,也總有這樣的恐懼。」

許瑞峰希望自己拍劇情片時,能保有過去拍紀錄片的彈性,《Demons》製作團隊僅有五、六人,拍攝時沒有固定腳本,僅有概略的人物和情節設定,他開放劇組成員任意提供自身故事和經歷,他再從中加以組織。

「我剛開始拍短片時,也是採取二、三十人的正規劇組編制,但我拍那些片子的時候很悶,無法發揮創意。其實這也牽涉到我對導演權威的不安,我不喜歡獨裁地去決定一部電影的樣貌,這樣的作品對我而言缺乏活力。所以我後來選擇拋開劇本,甚至去拍紀錄片,因為拍紀錄片時對周遭人事物必須即時反應,這樣的工作模式也延伸到《Demons》,我的劇組就像一個爵士樂團,人人都有發揮的空間,是一個很collaborative的創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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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給予演員們百分之百的信任,無論是飾演Vicky的新人演員楊彥絢,或是擔綱Daniel一角、現實中同為資深導演的魏銘耀(Glen Goei),他都讓兩人放手一搏,也避免去碰觸演員的內心創傷,除了技術性的微調,並不做太多干涉。

「我想關注的不只是自己的權力,也包括人際間普遍的權力關係,《Demons》的故事則是將這個主題推至極端的境界。」

電影中,導演Daniel是一個衣冠楚楚,卻噬吃同類的食人魔,如此驚悚的設定,反映的其實是許瑞峰對導演角色的焦慮,自問創作者是否非得犧牲別人,才能成就自己的藝術?他進一步表示,食人情節的設定,源自他對巴西原始部落圖皮南巴人(Tupinambá)的研究,以及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 。

「魯迅筆下的主角同樣一步步發瘋,他發現過去從儒家經典中讀到的東西,原來都在教導他去吃人,所繼承的一切禮教傳統,原來只是謊言,這種無法倚賴現實的不安全感,正是我所想描繪的心理狀態。」

片中女主角為了從同行中脫穎而出,被迫出賣身體來換取演出機會,反映的除了是影視圈的性別壓迫,更批判新加坡的集體社會氣氛,許瑞峰直言,一旦拒斥新加坡菁英主義、經濟發達神話,往往便會被週遭視為離經叛道的狂人。

「新加坡經濟發達,但背後的意識形態十分殘忍無情,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得在別人背後捅一刀、吃掉對手,才能確保自己的生存,如果你不符合這一套意識形態,便很可能會被淘汰,社會上每個人都在彼此競爭,缺乏人際之間的溫暖情誼,連藝術圈也不例外。」


尖叫與發笑:前衛的類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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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的瘋狂、怪誕、血腥,在新加坡電影中顯得特立獨行,即便是那些征戰海外影展的藝術電影,也多半是走社會寫實路線,描繪小人物的悲歡。相形之下,本片突兀、不和諧的調性,顛覆了新加坡過往的審美經驗,成就一部大膽的實驗之作。

「我和13 Little Pictures的成員都是影迷,時常會一起大量看片、討論電影形式,例如我和楊修華都很喜歡類型電影,他的《幻土》正是對科幻驚悚、黑色電影的新詮,而我的《Demons》則從一開始就設定為恐怖片,希望去描寫人心的瘋狂。」

斷裂的敘事結構、對影壇黑暗面的描寫、乃至主角官能失調的體驗,令人不禁聯想大衛林區《穆荷蘭大道》,甚至是柏格曼《假面》。但許瑞峰坦言,影響他更大的其實是義大利70年代有「鉛黃」電影(Giallo)之稱的邪典類型,當中馬里奧巴瓦(Mario Bava)、達利歐阿基多(Dario Argento)等導演,都是他心儀的作者,這一批電影往往缺乏邏輯,令人摸不著頭緒,七彩俗艷的前衛打光手法,也影響了《Demons》的美術光影。

「你看我的片子看起來好像很亂,有很多事情同時在發生,但生命其實也是這樣紊亂,而不是工整、乾淨的詮釋。我會不時切換角色的觀點,當觀眾以為自己能夠理解故事時,便將劇情轉往另一個方向,陷入另一個謎團之中。我希望全片調性,能遊走在恐怖與喜劇的邊緣,每個情緒都是高漲、歇斯底里的,觀眾不知該害怕還是發笑,處於一種近乎瘋狂的焦慮。」

 

新加坡電影的異端?

許瑞峰不僅在《Demons》中置入食人、謀殺、性侵等聳動元素,他更下海飾演男主角的同性戀人,大膽挑戰新加坡的社會禁忌;在視覺形式上,他亦刻意向酷兒導演肯尼斯安格(Kenneth Anger)致敬,片尾Vicky和Daniel臉孔重疊的影像,靈感正來自他的《極樂大廈揭幕》(Inauguration of the Pleasure Dome, 1954/1966)。

生長在嚴刑峻法、充滿道德教條的新加坡,許瑞峰希望打破社會的分類框架,鬆動僵化的二元霸權;除了酷兒的性別想像,他對新加坡的種族形象再現亦有不平之鳴。因此,他讓華人女主角Vicky在片中有一位印度裔的深膚色哥哥,並刻意不去解釋兩人關係,此類看似不合常理的設定,實旨在批判新加坡電影以華人為中心、忽視馬來及印度裔的現象,企圖呈現多元種族的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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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對新加坡電影未來的展望,許瑞峰指出,雖然近年政府透過新加坡電影委員會等機構大力扶植產業,也提供資金補助,但在電檢制度下,同志、政治、宗教、種族的題材都是禁忌,無形中箝制創作自由。除了檢查制度的干預,新加坡觀眾也不愛看國產片,除了梁智強的本土喜劇之外,人們只看好萊塢和中國電影,也不認識邱金海等拍攝藝術電影的作者,另一個許瑞峰眼中的更大隱憂,是社會整體的功利氛圍。

「新加坡其實有不少影視科系,但許多學生畢業後想要投入電視、廣告等可以賺錢的行業,尋求穩定的工作,所以即便有許多年學生導演在創作短片,當中也有不少精彩的作品,但畢業之後很少人拍電影長片,創作並非多數人的初衷。」

當社會思維單一、難以包容異己,許瑞峰盼望在電影的世界中,尋覓更自由的空間。問及未來的新作計畫,他表示希望能和《幻土》的西班牙籍製片Fran Borgia合作,一同翻拍一部拉丁美洲的魔幻小說;另一個籌備已久的案子,則描寫新加坡80年代因觸犯言論禁忌而被監禁的政治犯。

他坦言,此類爭議題材難以獲得政府金援,又由於新加坡經濟寬裕,他的案子不容易獲取國際影展的資金。然而,新加坡的獨立影人創作渴望強烈,過去縱使拿不到政府補助或商業投資,往往也能在低限的環境展開拍攝,許瑞峰在「十三部小電影」的創作經驗,讓他早以習慣了此類地下電影的拍攝模式,團隊成員之間往往身兼多職、互相支援,例如《Demons》女主角楊彥絢在成為演員之前,便曾在《幻土》擔任場記,新生代影人彼此熟識、不計代價的團結情誼,似乎正是新加坡電影浪潮湧現的關鍵動力。

根據美國《綜藝報》最新報導,今年新加坡至少將有14部國產新片上映,同時有15個案子正在籌拍,風格冷冽迷離的《幻土》二月底上映後至今仍未下檔,在藝術電影中票房表現不俗,跨國合製、國際參展的路線,似乎成為新加坡年輕導演發跡的模式,若新加坡電影真如其報導中所言百花齊放,許瑞峰堅守酷異的獨立路線,預期是這波新浪潮中不可忽視的一股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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