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知名影評人與理論家安德魯．沙里斯（Andrew Sarris）在上週三6月20日長逝於家中，享年八十三歲。鮑德威爾（David Bordwell）在他的文章中回憶起他與沙里斯的一段往事：四十七年前，在一場大學的研討會上，請到了兩位知名的影評人寶琳．凱爾（Pauline Kael）與安德魯．沙里斯；凱爾在座談會上虎虎生風，暢談著各式各樣的電影，以鮑德威爾的話來說就是「機智幽默又尖酸刻薄」。沙里斯則穿著一件沒有燙平的西裝，講話很快，不時打斷自己，讚揚著尚．雷諾（Jean Renoir）與馬克思．歐弗斯（Max Ophuls）等人的作品。讓鮑德威爾印象最深刻的則是在座談會結束時，沙里斯為他簽了個名，題上了「持著電影誠實的，安德魯．沙里斯」（Cinecerity yours, Andrew Sarris）。

這句話也許可以成為沙里斯的一生的座右銘，因為他一生便在為此事而奮戰，甚至連他推廣不遺餘力的作者論也是例證之一。在法國《電影筆記》上，新浪潮諸將的作者策略（politique des auteurs）藉由沙里斯的轉介進入美國之後，才真正成為我們所熟悉的作者論起源。在1968年出版的《美國電影：導演與方向1929-1968》一書當中，沙里斯甚至大膽提出了許多導演的位階與分類，將諸多導演們劃分為萬神殿（Pantheon Director）、天堂的遠端（The Far Side of Paradise）、風格特異者（Expressive Esoterica）、偶有佳作（Fringe Benefits）、差一點及格（Lesser than Meets the Eye）、還算喜歡（Lightly Likable）、過度嚴肅（Strained Seriousness）、古怪（Oddities, One-shot, New-comers）、尚待研究（Subjects for Further Research）與小丑專屬（Make Away for the Clowns）！

先不論這些分類的準確度，沙里斯這位美國電影論的始祖至少讓我們看出作者論自誕生起與個人品味無從分離的緊密關係。在作者論保護的大傘下，我們似乎可以自由地將電影當中所有可被分析的元素、可被組織的話語都歸結至電影作者的意向性身上，並企圖以導演作為藝術家的身分來佐證我們對於特定電影的評價，並將此作者的企圖，視為我們連結這一切作品其中內涵的複雜意義網絡之唯一可能。然而，此種分析方法雖然在八零年代時被認為是不科學、甚至忽略了好萊塢或電影工業作為體系的重要面向，但實際上正是透過這些影評人備受爭議的口味、過於主觀，但又驚人地精闢與客觀的評論風格，電影開始真正地成為了值得我們捍衛的事物。

或許也是由此，鮑德威爾才開始走上了他新形式主義論述的道路，重新為眾人忽略的工業面向拂塵，重新檢視這細緻、精巧的工業體系，但他這些努力，在某些程度上也許都是為了要返回沙里斯的論述之下：從哪裡開始，我們可以聆聽作者的聲音？對於作者細膩的視覺風格觀察，也許正是聆聽沙里斯聲音的開端，也是他留予我們的「電影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