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裔導演瑟蓋洛茲尼查（Sergei Loznitsa）繼《你是我的喜悅》（My Joy）、《在霧中》（In the Fog）入圍坎城影展競賽之後，他的俄語劇情長片新作《溫柔女人》（A Gentle Creature）第三度角逐金棕櫚。可惜本片在評審團中未受青睞，在媒體間的評價也頗為兩極——《銀幕》雜誌坎城特刊上的媒體評價平平，法國媒體雖然普遍對本片沒有偏好，但也有少數影評給予本片最高的評價，英國的《衛報》與《每日通訊》則給本片四到五顆星的好評。《溫柔女人》講述一位女人為了將多次無故被退回的日用品成功送進丈夫關進的監獄之中，不惜隻身前往西伯利亞的偏遠小鎮，一而再再而三地親自到監獄櫃臺申請，卻屢遭官僚冷漠以對。另一方面，小鎮的居民則希望一部一部引誘主人翁走向墮落的深淵。

《溫柔女人》的電影形式與敘事方式皆大膽遊走在觀眾好惡邊緣，本片從寫實風格開場，在女主角踏上旅程之後，逐漸加入荒謬、幾近魔幻寫實的情節，接近尾聲時出現了完全超寫實的發展。這樣的進行方式，讓洛茲尼查除了展現他擅長的場面調度，在畫面中加入豐富細節，讓場景得以增加更多生命力之外，他也得以在《溫柔女人》與合作多年的攝影指導奧列格慕圖（Oleg Mutu）得以嘗試更具早期表現主義電影風格的影像。這次在坎城影展，《放映週報》得到難得的機會，參加了其中一場洛茲尼查與媒體的聯訪。

相較起五年前以《在霧中》出席坎城影展活動的他，洛茲尼查原本有稜有角的下巴與顎骨，都變的圓潤不少，他的褐髮被歲月染銀，搭配上原本就白晰的膚色與灰藍色的眼珠，讓他五官看來格外通透、空靈，彷彿一眼望去，就可以望進他的思緒，卻又無法掌握那千絲萬縷。熟悉洛茲尼查生平的人都知道，他的歷練類似楊德昌，洛茲尼查念的是應用數學，寫過程式、當過日文翻譯，最後走上電影之路。或許是因為科學與邏輯訓練的背景，他和媒體們聊起自己的電影，不總是憑著直覺簡單回答，而是盡可能地在有限時間裡，有脈絡地、引經據典地分析前因後果。

站在文豪肩膀上的《溫柔女人》

我從未去過俄國，因而《溫柔女人》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個畫面，是片中監獄的外觀。主人翁抵達西伯利亞來到小鎮中心，映入眼簾的是一個有著古典雄偉外觀的建築。我好奇問導演這是真的監獄嗎？他說這棟建築物在現實生活中真的是一個監獄，只是它實際的地點並不在俄國，而是在拉脫維亞的陶格夫匹爾斯（Daugavpils）。「但是你也可以在俄國許多地方看見類似的監獄，俄國人在沙皇時代建了許多很好的監獄，至今仍在服役中。它們看起來像是一座堡壘，又有一種學院風格，還有對稱的結構。」他解釋。

《溫柔女人》片名靈感擷取自俄國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同名短篇小說，但情節則與原著相去甚遠，導演在接受美國《電影評論》雜誌（Film Comment）專訪時表示，本片受杜氏原著啟發，但在寫作過程中，劇情自己發展出了生命，成為完全不同的模樣。除此之外，他在世界首映記者會上也透露，《溫柔女人》是他2009年《你是我的喜悅》拍攝接近尾聲時出現的靈感，因而也像是該片的續作。

洛茲尼查除了劇情長片，他在紀錄片領域有更大的創作量，並且以富有詩意、緩慢，並帶著實驗意味的長鏡頭而著稱，以往，他的劇情長片中也可見到這樣的風格，但這次在《溫柔女人》中，影像的節奏變的明快活潑許多，導演也說，他這次特地在畫面上使用比較誇張的色彩表現。除此之外，為了呈現主人翁面對的誘惑，他在場面調度上也下足苦工。片中，在監獄小鎮酒館的幾個場景尤其迷人。一會兒男女賓客豪氣對飲，口無遮攔；一會兒賓客玩起了轉酒瓶脫衣遊戲，男人脫到全身只剩四角褲，開心的站在椅子上大笑，雙手肆無忌憚地朝身旁胖女人的肥厚乳房抓去，只見另一人伸出一隻手，把轉動的酒瓶口對向了走進來的主人翁，眾人起鬨，要她脫衣。畫面一氣呵成，又有著豐富的細節，酒館的氣息、民謠詩歌般的氛圍，活靈活現。

洛茲尼查說，自己其實也玩過這樣的遊戲，但是要在電影中模仿、重現這樣的情境非常不容易。「面孔很重要。」洛茲尼查說。為了找到對的臉孔，讓畫面呈現出他想要的韻味，劇組花了大量時間合適面孔的臨演。最後，這場戲結合了職業劇場演員與素人演員，經過無數次的排練，才有辦法呈現這樣的流暢感。其次，場面調度也有玄機，「我們也是先決定這個場景中幾個重要的關鍵點，一開始先讓觀眾看到玩樂的眾人，接下來才讓主角登場，當我們看到畫面揭開序幕，下意識地就會開始尋找主角的身影，當主角終於登場，我就開始介紹他身邊的這些人是誰。我在電影的這個部分裡重複使用類似的技法，讓主角在這個場景裡當一個局外人，就讓電影有機會展示這個場景的環境、空間。」洛茲尼查仔細地解釋。但他也馬上坦承，這樣的手法並非新招，早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如《白癡》之中，就以經開創先例，「我就像愛因斯坦講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襲了這些文學傳統。」他笑著說。

亙古不變的悲情國度

而做為一部描寫俄國社會的作品，《溫柔女人》和同樣入圍（並得到評審團大獎的）俄國導演安得列薩金塞夫的《當愛不見了》（Loveless）一樣，被不少西方媒體視為一則批判俄國時政的寓言。在首映記者會上，媒體問他《溫柔女人》的批判是否針對特定政治人物，洛茲尼查回應，「《溫柔女人》並不是要批判特定人士，今日俄國的社會處境，其實你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在媒體聯訪席間，洛茲尼查再度被記者問及《溫柔女人》是否在描繪今日的俄國社會，他認為「就像我們不會用一幅畫去評斷一個領域的狀況，我們透過一部電影來反應俄國現狀是不可能的，我的電影處理的是特定的情境、條件、人生面向，還有特定空間扮演的角色，我特別關注銀幕上的空間與環境，對我而言很有趣。我用了一些誇張的手法來表現這些情境，但可悲的是，看過電影之後，我們竟然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和電影相對應的處境。」

《溫柔女人》的故事發生在當代的俄國鄉間小鎮，一位來自匈牙利的記者向洛茲尼查說，影片中的景色、人際互動方式，都讓人感覺時光停滯在過去，她好奇洛茲尼查這樣的場景設定，是否暗示著俄國社會走出共產主義，但是整個社會、心態，至今未曾改變？雖然說他認為《溫柔女人》不能當作整個俄國社會現狀的代表，但談到俄國社會他也認為這個社會的確不曾改變，「但我不會特別稱它是『共產主義』的心態，共產主義做為一種概念，它其實未曾真正在俄國實踐。」洛茲尼查回道，「俄國社會的心態、結構，其實從帝俄至今從未改變。史達林創立的體制雖然改建了俄國社會，但它和共產主義這個概念之間沒有絕對關連。但是史達林的『實驗』可以成立，因為這個體制從沙皇時期就以經存在。我不覺得有什麼真正的改變。」洛茲尼查話匣子打開，這時他像是個社會學家，根據他過去大量的閱讀與研究印象，向我們分析俄國社會的形塑，其實是過去各個時期的歷史、文化的累積，除了近代城市興起的影響之外，其實也融合了俄國民族長年的游牧、游耕的文化，而中世紀入侵俄國的韃靼人更是形塑俄國文化與心態的重要源頭。「俄國社會也不是沒有改變的機會，只是好幾次機會出現，掌權者都選擇了最糟的方案。」洛茲尼查笑說。

導演椅上的異鄉科學家

洛茲尼查在大學時受的是科學訓練，有記者問他不曾想過當科學家嗎？洛茲尼查的回答十分巧妙，「我在當科學家啊，只是我的方式很特別，就是透過電影。」他話鋒一轉，談起了電影與攝影術發明時，和科學之間曾經有過的交會，「你知道，第一台攝影機被發明時，大家以為這個設備將會運用在科學相關的研究，例如人類學，沒人想到它後來會被用在娛樂上。」他說。

回到正題，身為一位「另類科學家」，電影對於洛茲尼查而言，不只是說故事，還有更多研究、探索的可能，「我也很好奇大腦運作的方式。神經學家發現了神經分子，讓我們知道人們如何感知，我也想要透過電影朝這領域進行實驗，而且不只實踐在我的紀錄片裡，也在劇情片中。我希望發展出一套細膩的敘事手法，像是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音樂家蕭斯塔高維奇、史特拉汶斯基等人的音樂那樣。我想在電影裡嘗試類似的結構，拿掉主要劇情敘事線，重新建構電影敘事。」講到這邊，他更是跳過俄文口譯，直接用英語和我們說，「也因為這樣，我更需要知道我們大腦如何專注、我們的認知機制如何運作。我在紀錄片、劇情片裡都在實驗相關的手法，例如在我的片中，很多地方都是透過聲音的設計，來維持觀眾的注意力。」言畢，他更開心地向大家會心一笑。

洛茲尼查的紀錄片產量遠高於他的劇情片，但對他而言，兩者其實是創作的一體兩面，「紀錄片、劇情片的創作對我而言是一樣的，我喜歡在兩個創作方向中切換，對我而言紀錄片是實驗室，我在其中找到電影形式的新可能，再用到劇情片中。例如《溫柔女人》的最後一個鏡頭，就是仿製2010年《車站》的其中一景。」

洛茲尼查長年旅居德國柏林，過去創作時曾多次往返德國與俄國，但他說，在他2014年拍完記錄烏克蘭人民反抗腐敗政權的《獨立廣場》（Maidan）之後，他就不再拜訪對烏克蘭領土野心勃勃的俄國，他在聯訪稍早也曾提到，俄國媒體對他也很不友善，誇大坎城對他新片的負面反應，做出不實報導。但過去總在東歐進行拍攝的他，未來會因政治因素而「西進」嗎？洛茲尼查滿篤定地回答，「不會，我還是可以在烏克蘭、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前蘇聯國家拍攝，如果俄國哪天真的重新佔領了這些國家，我還可以去波蘭拍片，再不然我可以和電影資料館合作。」他開玩笑說。對於他如此堅持在東歐進行創作，洛茲尼查認為這對他而言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希望貢獻一己之力，我的教育、天賦、文化，我的一切都來自這一個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