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4年開始從事錄像藝術創作的盧謹明，在今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接線員》，「接線員」只的不是一般公司行號裡的總機接線生，而是色情按摩院裡的行話，指的是負責接待來客，安排服務小姐的員工。因為朋友自殺而揭露的故事，讓震驚的盧謹明透過影像創作，來探討景氣蕭條的社會下，異鄉人求生的極端處境。劇本打動了金馬影后陳湘琪與金鐘最佳女配角紀培慧，而演員還特別提前到英國，體會異地生活的文化衝擊。

在小情小愛當道的台灣電影之中，《接線員》讓我們看到，常以高姿態看待東南亞開發中國家的台灣人，到了西方的「先進社會」裡，在大環境的壓迫下，有些時運不佳的異鄉人們，其處境、狀態，卻也如同《冰毒》鏡頭下的緬甸華人相去不遠，生活充滿不得不的辛酸。《接線員》不但入選今年金馬影展的觀摩影展，也入圍了「奈派克亞洲電影促進獎」。《放映週報》特別專訪盧謹明導演，請她和讀者分享《接線員》的創作背景，以及她與主要演員的合作經驗。

您先前多從事當代藝術、錄像創作，在什麼樣的機緣與思考下，轉而拍攝劇情電影？

盧謹明（以下簡稱盧）：我一直對動態影像感興趣，探討的主題都跟「人」有關，人的心理是相當複雜的。因為在英國求學、生活的經驗，我慢慢感受到人在異地，因著地域與文化上的不同，對自我的認同會產生改變，我先前的錄像作品多跟這主題有關。

我一直以來也都對電影世界相當嚮往，第一次參與電影工作，是幫忙朋友拍片，才慢慢知道原來拍電影是這麼一回事，越做越有興趣，朋友間彼此介紹案子，從助理導演、副導演慢慢做，拍著拍著自己也有想說的故事。我覺得我是屬於創作者的，有很多想法想分享。做錄像，雖然也是創作，但它相對抽象，我必須要解釋給大家聽，而電影相對能夠表現故事、表現角色的複雜心理，幫助我去釐清一些我在思考的事情，它更符合我的需求，是我目前的創作重心。

您的首部劇情長片以英國倫敦的非法色情按摩院為主要場景，講述發生在這空間裡的故事，為什麼會選擇這個主題？

盧：構思這故事的原點，是五、六年前聽聞朋友自殺的消息，大家都相當震驚，但沒有人知道原因，後來才知道她在色情按摩院工作。我那時才瞭解到，原來有一群人活在一個大家不熟悉的世界裡，我們會猜測，會刻板印象的覺得她們應該就是這樣吧。但是當我真正接觸這些從事色情行業的女姓時，才慢慢知道她們的心酸。這位朋友是片中安娜的角色原型，我想透過電影談談這些異鄉人——這些流浪在外，懷抱著夢想，想要追逐更好未來的人們。有些人的結果與一開始的夢想是有落差的，他們要如何面對？總覺得談異鄉人的故事太少了，二十多年前有李安的《囍宴》，但我們身處的時代已經改變了，需要有新的故事、新的電影來講這件事。

2008 年，英國經濟相當不景氣，青年失業嚴重，在那經濟蕭條的時刻，看到更多人情冷暖。現實是殘酷的，大社會是個世界，按摩院內部也是個世界，有不同的階級，比如老鴇、資深的小姐、年輕小姐、新來的小姐；客人，就是神一般的存在，整個按摩院自成生態。那時的色情按摩院就像電影描述的那樣，都設在普通民宅，可能就在你家隔壁，從外面根本看不出來。《接線員》正是想要拍出那前途未卜、經濟蕭條的時代氛圍，大家躲在一個地方取暖，賺點錢就好。

電影中的女性角色皆令人印象深刻，她們的存在讓按摩院這空間更加豐富。事前做了什麼樣的調查與研究，來幫助角色的形塑，並讓演員們更理解此場域？

盧：我輾轉接觸那位朋友的姐妹，聽她們聊自己的故事，花了一些時間解釋我的想法，後來就像朋友一樣聊天，聊她們如何進入這行業、目前的處境、未來的夢想等等：有的人想自己開間店、想要有個愛她的人，而時間一晃眼就是五年、七年，她們現在還是在那裡。那像是無底洞般的吸力，會讓人陷在裡面。有的女孩習慣賺到快錢，跟我說：「怎麼辦，如果我現在一天沒有賺個四百英鎊就會覺得不安。」但是有時候，又會被罪惡感籠罩，怕被家人、朋友發現，所以一直在掙扎。影片裡的故事是每一位小姐心路歷程的加總，包括警察掃蕩那空間也是。

正式開拍前，我請陳湘琪（飾演莎莎）和主要演員先到英國住一陣子，異地的文化衝擊與不安全感，或是語言上的隔閡，讓她們體會到什麼是格格不入，對她們理解角色有直接的幫助。我也帶湘琪姐和范時軒（飾演馬來西亞華人 Mei）去真正的按摩院見習，她們看到那些女孩、彼此聊過天以後，對於劇本與角色也有了比較深刻的理解，願意去相信這樣的故事、體會到這些人物，也會更想要把角色表現得更好。

可否請您聊聊電影中在色情按摩院工作的幾位女性角色？

盧：按摩院裡的每個角色，代表了不同人對這行業的不同反應——可能有一群人像安娜這樣，受不了環境，最後選擇放棄；也有一群人像莎莎，為了其他更珍視的事物咬著牙撐下去；也有一群人像莉莉，什麼都不在乎，只在乎錢。Mei其實代表了當代年輕女性，我在調查時發現，有許多年輕的女孩子可能為了一個名牌包包，可以下海做幾天，她反映了年輕族群的樣貌。而這些角色必須由緹娜（紀培慧飾演）這樣一位外來的人看到，她在與接觸她們的過程中帶走了一些東西，也留下了一些東西。

我一開始就決定讓緹娜與按摩院裡的其他人不一樣，她本來只想做幾天就走，不想與他人有任何瓜葛，有點道德潔癖，但在一個環境待久了，不可能不被影響，原本封閉的心會慢慢打開，開始接受這些人。我希望緹娜是這樣的角色：她仍抱持著夢想，還沒看清這個世界，對愛情仍有憧憬、相信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但反觀按摩院裡的其他人，她們可能已經看破了。

陳湘琪是我心中女神級的演員。莎莎這個角色很複雜，每一個有她的鏡頭都有一些轉變，像一個殼慢慢打開，剛開始是包得緊緊的充滿防衛心，但後來在鏡子前的那一幕，她整個人都變溫和了。構想劇本的時候我們就一直在討論角色；拍片現場，她有寫角色日記的習慣，她整個人就像是被角色附身一般，像莎莎一樣很難親近，身邊有股氣勢，劇組的人都會怕她。我們到六龜拍最後一場戲，也是影片中最後一場戲，湘琪姊跟我說她拍完的那天，回到旅館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就看到有個東西就走了。大家會問說這是真的嗎？但我相信，因為我看到一個演員的演出表現到了極致，她邀請角色的魂進來，整個人都變得不一樣。

按摩院的場景以橘黃、暖色調的配色來呈現，與一般「做黑的」按摩院給人一種陰暗的印象很不一樣，請聊聊對於場景設計的靈感。

盧：人們可能覺得色情行業的場所很髒、很無情，但這群異鄉人聚在一起其實會互相取暖，在《接線員》的設定中，這些女性雖然來自不同國家，卻剛好都會講華語，吃的食物很類似。當我們離開家鄉到另一個國家生活，有相似文化的人，更容易湊在一起，有時候一群朋友泡麵弄一弄就覺得：哇！好好吃。是一種有家的感覺，是溫暖的。華人聚在一起，就容易有家的感覺，即使一定會起爭執、心結，但彼此還是互相需要，那情況是很複雜的，而這才是真實的一面，人不可能一直都是好的或是壞的，況且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這都沒有單一答案。

《接線員》有許多室內的戲，拍攝空間其實不大，導演和攝影師是如何思考鏡頭？

盧：我的基本原則是即使空間不大，也不能讓觀眾感到無聊，每一次都要有不同的角度，燈光也是，不能有重複，我會跟攝影師說我要什麼樣的氣氛。整部影片都是手持鏡頭拍攝，主要分成兩種角度，第一是鏡頭離演員近一點，讓觀眾感受到人物的流動感，他們在空間裡進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第二則是稍微高一點的鏡頭，鳥瞰、從高處偷窺，好像有老天爺或是自我道德意識在看著這空間發生的一切，這其實很符合按摩院女孩的心態，她們總覺得有人在看她們、擔心會不會惡有惡報之類的，甚至有的人會變得相當虔誠。

電影中，莎莎和緹娜總是看對方不順眼，但她們之後在個人狀態與關係上又有顯著的轉變，並讓故事結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這樣的安排有什麼考量？

盧：緹娜與莎莎其實是類似的人，莎莎從緹娜身上看到以前的自己，兩個人的個性都很倔強，防備心很強。我當初設定她們不會有太多互動，緹娜極力不讓自己陷入其中，而莎莎極力隱藏自己脆弱的一面，隨著劇情的推進，兩人才開始慢慢觀察對方，有了不同的理解。緹娜經歷了莎莎與男客人的衝突後，便理解到莎莎並不是如她顯露出的那樣強硬，她是把柔弱的部分隱藏起來。

片名「接線員」不只是緹娜在按摩院裡的工作，也像是緹娜把莎莎的「線」接起來，她一直都不想跟過去有所聯繫，但因為緹娜的出現，才讓莎莎稍稍願意打開自己，像通了電流一樣。而最後將拍攝的場景拉回台灣，也是想要呈現人與原生土地的連結，當一個失根太久的人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那感覺是踏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