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場戲，阿玲（楊雁雁飾）開著車，車內除廣播道出天氣和路況訊息，以及車外輪胎、雨刷的運作聲，剩下便是幾乎作為背景籠罩一切，打在車身與窗玻璃上的雨聲。攝影機從後座位置看向前方，鏡頭聚焦於車內後視鏡中阿玲淡然的雙眼，與做為背景的，是熱帶地區對流旺盛而充滿力道的雨，雨水擊下、散落在擋風玻璃上的窗外風景。電影是這樣表現新加坡的雨季，雨被隔絕於車身之外，對車內人或從車內看出去的觀眾而言，車窗雖是透明的，仍能讓人與外界保持著一段距離，可是，當雨水快速撞擊、四散，瞬間模糊視線，唯有雨刷掃過才能一時澄明，這樣的雨則構成忽隱忽現的第二道視覺屏蔽。但是，雨聲卻能穿透隔絕它的事物。

事實上，適切地描述本片的故事綱要是如此困難，像是三稜鏡一般，電影折射出複雜的生命樣貌與社會處境，如同導演陳哲藝首部長片《爸媽不在家》一般，大量屬於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的特殊歷史和文化符碼，圓熟地在本片主要情節間點綴鋪展。陳哲藝的兩部長片作品也都聚焦於為社會與主流價值所疏遠的「outsider」¹，特別是女性角色的生命故事，考慮到其中可能牽涉到的國族、性別或階級等議題，至今，熱切的觀眾與影評，仍持續為本片提供不同的定位方式，以利解碼電影中重層展開的主題：是什麼讓一個人成為局外人？是什麼讓總是費盡心力的阿玲，始終與學生、摯親、夫家、同事，甚至是其所身處的新加坡社會產生隔閡？

電影中阿玲和其他人物的互動，正如同雨、玻璃和雨聲一般，雨做為電影的母題（motif），無論是視覺上，還是聽覺上的，都隨情節展開不斷浮現，一再強化人物內在與外在的困境，然而，雨的聲音難以獨立存在，必須與其他事物有所接觸，才得以為人所察覺，而具有穿透力的雨聲，正如同滲透於敘事中人際往來間的種種情感活動，圍繞著電影中的主要角色阿玲，觀眾主要透過負擔各方壓力的過程中變化擺盪的阿玲，看見新加坡華人社會中種種認同、價值思維間的複雜關係，阿玲的人物塑造正是關鍵。

除了可以從身為生理女性、已婚、華人、來自馬來西亞、在新加坡擔任華語教師等，種種交織身份指向的壓迫結構進行解讀，另一值得關注的是，相較於容易讓人觀察表情細緻變化的特寫鏡頭，電影反而常以中景、中遠景鏡頭，捕捉不同情境下阿玲的神色。那樣總是帶點清淺笑意，甚至如陳哲藝所言「清淺到偵測不到的笑容」²，使神情略微木然，但並非冷漠，也不至於讓人感到特別親切。頂著這樣一張帶有笑意的臉，阿玲謹慎又勤快，開著自己的車，穿梭於新加坡的華人家族、升學學校，與傾向功利和競爭的社會，而在電影的前半部分，阿玲總能在經歷種種折磨後，回復到那個平靜、略帶笑意的表情，沉重的生活因此延續，阿玲繼續負擔，疲勞與受苦的時間繼續積累，直到再也無法回復平靜。

雨的隔絕，雨的連結

雨是推動情節的關鍵，雨天，阿玲開車到學校停車場，從車上看出去，四濺的雨水糊弄車窗，雨聲將阿玲包圍，彷彿讓阿玲一時與世隔絕，阿玲便翻開上衣，露出遍佈淤血的肚皮，接著，在肚肉上施打排卵針。對於在家屋中總是忙於家務、照顧身體不便的公公（楊世彬飾）的阿玲來說，下雨天自己待在車上，或許比待在家裡，更能使她擁有屬於自己的私密空間。車身與車窗隔絕雨的入侵，車上的人也被雨所隔絕，因雨而隱身、不可視，幫助阿玲暫時將世界推開。

但車窗的玻璃是透明的，一旦雨停，人所身處的世界，便會再次清晰地迎面撲來。透明的擋風玻璃，無法讓阿玲不被車外的校長、同事給發現，私密空間隨著雨停而瓦解，阿玲一下子被拉入無處可躲的社會，進行不可能迴避的人際往來。透過透明的車窗，阿玲也不可避免目擊不樂見的事情。一個晴天，泛焦鏡頭同時清楚拍到車上阿玲目擊的外遇現場，與後視鏡內緊皺眉眼的阿玲，總是隱身於丈夫推辭中的外遇秘密，困境總是主動躍入阿玲的視野，中斷她毫不間斷的勤奮努力，狀似連續的時間，散落為一個個瞬間，當下的現實無處躲避。

但是，雨也可能讓阿玲與他人建立連結。在醫院檢查完之後，與帶著腳傷來看診的男學生偉倫（許家樂飾）巧遇，阿玲不打算回應偉倫的提問，快速離去，有趣的是，即便阿玲沒有看見，但觀眾卻可以注意到，偉倫被護理師叫去後，在座位上留下無人看顧背包，巧妙地暗示了偉倫無人陪伴、照顧的狀態。鏡頭隨著阿玲走出醫院，注意到夜色漸深且下起大雨，觀眾自然地被導演引導、期待阿玲有所行動，果然，下一個鏡頭知道偉倫上了阿玲的車，走入阿玲總是用於獨處的下雨的、車內私密空間，幾乎是毫無懸置，就讓觀眾的預期心理得到滿足，期待更緊湊的互動。

觀眾總是如同置身車內一般，從後座位置，看向車內的後視鏡與擋風玻璃外的風景，感受私密空間中阿玲的感情，像是大雨中開車送偉倫回家的路上，來自醫院的電話告知沒有一顆卵子成功受精，她讓偉倫看到了自己的感情，而觀眾看到了她的眼淚，聽著她的啜泣聲為背景中驟雨的聲響包圍。雨讓阿玲暫時脫離奔波於家務、照護和學校工作的生活，以不同於傳統華人媳婦、學校教師的身份和方式，來與他人產生聯繫，或說讓同樣為大雨、社會所孤立的人，找到彼此。

電影中，彷彿只要生一個由丈夫的精子（無論是新鮮的，還是冷凍的），和自己的卵子結合而成的「孩子」，阿玲便能獲得一次進入親密關係、家族、新加坡社會的入場機會，至少電影表現出如此。另一個進入新加坡社會的方式，對她太過殘忍，便是取得新加坡公民身份。但是新加坡嚴格禁止雙重國籍，必須放棄原國籍，來換得另一個身份，儘管母親在電話裡頻頻催促變更國籍，阿玲都閃避不回應，或許她還未準備好，或許她仍深切關心家鄉，擔憂地從電視與廣播接收，關於馬來西亞抗議政府活動的新聞。

然而，求子多年未果，兩人關係也疏遠，阿玲請丈夫一起參與家庭聚會，但是，應當為家族和阿玲之間建立溝通管道的丈夫不願出席，阿玲只能獨自推著家翁的輪椅出席聚會。客廳空間不大，前景是人與人摩肩擦踵出入活動，進入室內的阿玲在這個關係緊密的家庭空間中顯得突兀，直到阿玲接受邀請，抱起滿月的嬰兒，木然等候的臉孔才轉為笑顏。一樣發生在這個長鏡頭的情節：窗外開始下雨，有人將玻璃不透明的窗戶關上，阿玲抱在手中的嬰兒哭了起來，嬰兒被小姑順手接去，緊張的阿玲跟著小姑走出鏡頭，一個年紀稍長的婦人接著走入鏡頭、嫌棄地說「沒生過，所以不會抱」。

在這個鏡頭裡，讓阿玲與他人產生連結的雨，被關上的窗戶所隔絕，連具有穿透力的雨聲也一起消音，同時，電影刻意由突兀的臺詞來中斷阿玲狀似融入家庭的場景，如同「看電影的人」所提示，會不會抱小孩，絕對跟有沒有生過無關³，孩子的哭鬧，也不見得跟會不會抱有關，即便立意是為了彰顯阿玲不被接受，但電影設計這句臺詞，或許點明導演自身，以及電影中操使英語的新加坡人、家父長體制和異性戀生殖主義內的佼佼者（或倖存者），可能也包括阿玲的丈夫，甚至是男學生偉倫，所無法同理、再現阿玲的情感經驗。求子的動力不只是為了得到家庭、社會的入境資格，也是為了瓦解與他人的隔閡，孩子或許得以取代失能的丈夫，成為陪伴自己的分身，甚至成為與他人產生連結的契機。

但是，當這個求子、解除隔閡、通往理想生活的慾望，這份辛勤或說「殘酷樂觀」⁴的努力過程，反而成為妨害阿玲實現種種渴求的阻礙，午後的夢境顯現了阿玲最大的恐懼，可能連自己的孩子也激烈拒絕自己，阿玲從夢中驚醒，夢中嬰兒悽厲的哭喊，其實是侵入室內的大雨，窗戶開著，雨毫不留情地灑入，阿玲從私密夢境中的恐懼迅速拉回現實，試著平靜地詢問公公是否要起床，然而，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阿玲一時遲疑，背對著觀眾的雙肩輕微顫抖，響起了阿玲的啜泣聲。這個持續將近30秒的鏡頭，讓我們「聽見」進入房屋的雨，以及湧入公共空間的阿玲的感情。

失去照顧者身份，原本便不安定的關係一瞬瓦解。無雨的日子，阿玲在靈堂前折燒給死者的銀條，聽著丈夫的姊妹討論買賣公寓一事，長輩離世，阿玲與丈夫一下子失去居住公寓的正當性，但事實上失去歸屬的只有阿玲，鏡頭稍稍上移，拍向掛有公公肖像的花壇，丈夫和姊妹們在與阿玲隔著一段距離的位置上說話，他的外遇對象和孩子突然走入鏡頭，先生自然地協助她們上香，彷彿阿玲在不在場都無妨，與她從車內看著先生與外遇對象的鏡頭如此相似，早已預示著阿玲被排除的未來。

之後，兩人一同在律師事務所處理離婚，阿玲忍不住酸溜溜一句：「她的孩子好像很喜歡你」，點名兩人遭遇的落差，相較於遭到夢中嬰兒拒絕、失去照顧者位置、頓時流離失所的阿玲，具有公民身份、獨立經濟能力、穩定的家族連結、家父長優勢的前夫，彷彿過份輕易地被接納、統整進另一個穩定的情感關係，或是說，新加坡社會中另一個合情合理且優勢的華人家庭。

Break up

若說華人文化中的餐桌禮儀，體現了講究身份秩序的思維方式，那華語電影中的用餐場景，絕對是觀察人物間權力關係的焦點。有趣的是，《熱帶雨》全片安排的幾次用餐場景，都強調了人物之間的分食行為，或許從同一個盤子夾菜，就能算分食，但電影安排的是更為親密的共享。在電影前段的一個場景，中遠景鏡頭拍下整個十人坐的中式餐桌，阿玲與公公在席間等著，手機響了一下，阿玲看過後便開始用餐，觀眾知道是阿玲的丈夫不回家吃晚餐，接著，阿玲詢問公公可否幫忙多吃點菜，便舀起一瓢嚼碎後再吐入湯匙、餵食給公公；或是，阿玲與偉倫在教室裡吃榴槤的場景，兩人並坐，桌上滿滿都是剝開的榴槤，但阿玲仍剝開手中的一瓣遞給偉倫；另外，更關鍵的是，在慶祝偉倫拿下比賽金牌的榴槤派對上，阿玲看著偉倫餵食手中的榴槤肉給長者，木然的臉龐有了更深的笑意。

陳哲藝導演所刻劃的餐桌，以親密、互利的分食行為，將阿玲、公公與偉倫之間聯繫起來，一時間取消了公婆與媳婦、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位階次序。一次次試著突破隔閡，與阿玲建立連結的偉倫，從最初使用著以英文為主、夾雜著部分華語的表達，之後面對阿玲則盡量全使用華語溝通，接著，以補習為名義，偉倫走入了阿玲的家庭生活、進入她的私人領域，佔據了餐桌的一角，取代了丈夫缺席留下的空位。有趣的是，阿玲推著公公的輪椅，一同前去觀賞偉倫的武術比賽，正反鏡頭下，分別是在臺上接受頒獎、展示獎牌的偉倫，以及在臺下看著偉倫微笑的阿玲與輪椅上的公公，兩人彷彿也取代了偉倫缺席的父母的位置。

然而，一旦長者離世，三人共享的平衡也迅速崩潰，劇烈雨勢中，鼻血是無法壓抑的慾望，不顧意願，強迫將阿玲壓上床的偉倫，毫無自覺站回壓迫者一方，「我哪裡錯了？」詰問的潛台詞其實是：「我沒有錯的話，就是妳的錯」。可以決定何是何非、何為有理等價值判別標準的人，便擁有權力，要求阿玲臣服、承認、心悅地接納他所認為的「戀情」，規定阿玲必須成為戀人、母親、包容者、照顧者與家務勞動者，而不能是受害者，更不能是獨立的自己，兩人的關係終究是建立於不對等的權力，這是性侵。

性侵發生之後，阿玲對偉倫的態度初是逃避，當兩人前後拉扯來到學校穿堂，突然被行進表演中的管樂團給沖散，隔著數十位走動著的管樂團成員，兩人頓時無語相視，不同於《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小四無畏地喊出承諾，在這裡，所有意念都被正在演奏的歡快曲目「拉莎莎揚唉」（Rasa Sayang）給吞沒，如同重複偉倫「我哪裡錯了？」的質問，這首起源於馬來亞群島，並流行於大馬、新加坡和印尼社會的傳統民歌，其中一個版本的歌詞是這樣的「我還只是正試著學習的新人，如果我錯了，請告訴我」（Saya budak baru belajar, Kalau salah tolong tunjukkan.），管弦樂團一離開，阿玲也一改逃避的態度，從驚慌的樣子，再次成為有責任感的教育者，試著好好勸服偉倫，也再次試著回復平靜，重拾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拉開與世界的距離，但每況愈下。

偉倫愈積極抹消阿玲生活的公私界線，便愈是將阿玲推入險境。從在校內毫不掩飾地表示好感，到開啟車門所導致的車禍，阿玲失去了得以讓人在不友善的城市中自由穿梭的轎車，再加上作為失婚女性、升學學校中可有可無的華語教師，且沒有公民身份的馬來西亞華人，身處在多重壓迫共存的交叉點上的阿玲，持續被新加坡社會給邊緣化。當兩人的關係被學校發現，校長也延續著課堂上學生輕視華語的態度，直接要求停課，相較於被重重保護、仍有未來可談的偉倫，學校委婉地要求阿玲離開，她也無法再假裝自己屬於這個社會。

「什麼break up，從一開始就錯了」阿玲否定偉倫口中的「戀愛」，明明傍晚的陽光仍照耀著，車外一瞬下起了大雨，偉倫知道毫無機會了，衝進雨和陽光裡，阿玲也一時追了出去，晴雨之間，夕陽的光照亮原本支配整部電影的陰鬱雨色，模糊了晴雨之間、遮蔽和透明之間、公共空間和私密空間之間的界線，阿玲無法再與世界保持適當距離，只能徹底讓雨浸透。偉倫像是仍對先前諸多險境的責任毫無自覺，青澀地說著令觀眾都感到難為情的「初戀」，彷彿這是兩人唯一需要break up的關係，而阿玲是這樣回應偉倫的傷心：「以後你就會習慣的」，這句話更像是阿玲說給自己聽的，為自己哀悼，無關共鳴，畢竟偉倫從未理解過，他不知道，對阿玲而言，在這個殘酷的社會中有太多需要習慣的break up：一次次習慣心痛、習慣被人和社會所拒絕、習慣努力得不到回報、習慣為自己的渴求傷心透頂，再一次次從痛苦中恢復平靜。

電影進入尾聲，阿玲收拾行李時偶然發現了驗孕棒，心血來潮地拿到廁所檢驗，鏡頭刻意不直接呈現阿玲得知懷孕的畫面，三個鏡頭剪接，從廁所內到臥房、客廳的空間，逐步退離情緒激烈爆發的場景，何雁雁以歇斯底里地笑著哭喊的聲音，精湛地表現阿玲被直面撲來的荒唐現實所震懾，陷入了連過往運作良好的理智與適應機制，都無法作用的僵局，無人的空鏡頭溢滿情緒，將連續的時間與因果關係一併懸置。

若是以搬家而言，顯得過於輕便的行李，似乎暗示著她可能再回到新加坡社會，繼續作為華語教師辛勤生存，但觀眾仍不知道阿玲會如何抉擇、會否留下體內的胚胎，便隨著阿玲回到綠意無垠、陽光燦爛的馬來西亞故鄉。相較於陰濕、灰暗的高樓公寓，馬來西亞的家屋門戶通暢，飄動的窗簾示意著穿越整個室內的晚風，看著母親的背影，阿玲也加入洗曬床單的行列，與母親一起，一人抓著床單的一端，把水擰乾，如同擰去在新加坡所積累、浸透身心的濕氣，電影最後一個鏡頭，阿玲迎向陽光的臉上有著飽滿的笑意，這個鏡頭如此刻意地、一次性地表現阿玲如釋負重的表情，卻讓我感到突兀與萬分不安，難以投入情感，終究，看完電影的我們，早已無法相信任何值得樂觀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