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 2009-02-27 | 院線 |
影像內爆與記憶黑洞──《與巴席爾跳華爾滋》
導演  Ari Folman
演員  Ron Ben-Yishai
出品  以色列 / 2008
發行  傳影互動
文 / 曾芷筠
電影由夢境中的狗群獵殺人類開始,那是在多年以後,當退伍士兵面對著行刑槍隊時,就會想起在叢林中尋找巴勒斯坦恐怖份子那個遙遠的下午。那時,剛滿十九歲的士兵們鬍子還沒長齊,哥兒們群聚在一起笑鬧拍照,蜷在厚重坦克車裡感到安全;而當軍隊節節勝戰挺進首都機場,士兵們想著將要前往某勝地渡假,猛然回過神來,才發現整座機坪猶如墳場,飛機斷骸殘骨躺在散去的霧中像獸的屍體。多年以後,記憶濕了又乾,我果真參加過這場風光的種族屠殺嗎?

創傷與再現

這種對創傷記憶 (trauma) 的無法確知、朦朧難辨,是《與巴席爾跳華爾滋》(Waltz With Bashir)企圖掌握描繪的。「與巴席爾跳華爾滋」這個極視覺化的隱喻,無縫地貼著整部片的核心:一個主觀的、扭曲旋轉放大過的畫面,在記憶重新調校過的歷史焦距上益發真實起來。因此,這部電影既是一部反向地以動畫來呈現的紀錄片,即利用動畫這個媒介本身的距離與曖昧,對於習以為常的紀錄真實 (Cinéma Vérité) 提出反詰,同時也是一個內部自行運轉、封閉的美學形式,透過並置虛構的動畫與當時的紀錄片影像、以及不斷重現又打亂或者談論記憶本身,使得原本簡單的追尋過往之旅,在這樣反覆辯證的形式下意義多次被翻轉,終至留下徒然的沉痛並持續迂迴地前進。

《與巴席爾跳華爾滋》既專心處理創傷,同時也處理影像再現。電影史上關於創傷的題材極多(不論集體或個人),同時處理記憶之不可信、還原真實之困難的作品卻不多見。例如,加拿大導演艾騰伊格言 (Atom Egoyan) 的《A級控訴》(Ararat, 2002),透過一位導演、一位編劇籌措拍攝一部關於亞美尼亞種族屠殺的劇情電影,戲中戲結構既撫平、填補了受創的情感,也揭露、割裂了虛構的影像。同樣地,動畫 (animation) 作為一個電影的媒介,迥異於攝影機的錄像引起的感受,它確實更自由地表達導演內心想傳達的感受。動畫一方面突顯了影像終極的虛構性,使得電影中最後一個真實紀錄畫面的鏡頭,更拉開了對話的場域和批判的力度;一方面也創造了另一種恍惚的真實,直截表露身心異地的荒謬感受。不只如此,電影中還有多個畫面、對話關於再現本身。例如開頭的那場戲,Boaz問Folman:「拍電影不能作為療法嗎?電影不是一直在處理這類問題嗎?」說明了這部電影是一個自我治療的過程,因此這些酷斃了的影像,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導演潛意識的殘餘與排泄。另外,片中也談到一位戰地記者的自述,對他而言,進入戰場就像帶著立體眼鏡在看一部逼真的電影,到處是屍塊和嚎叫也覺得有趣,而這其實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保護機制,稱為「神遊」。不過立體眼鏡也有破滅之時,畫面上,鏡頭模仿著膠卷壞掉時不靈活的運轉。這些鏡頭表現著動畫不受拘束的創意與攝影機運動,也巧妙地將歷史事件再現這件事,做了美學形式上的好幾層翻轉。

記憶與遺忘,補述與詩藝

從「創傷之後的失序」出發,沿著昔日好友Boaz的夢靨與焦慮,正職為導演的退伍士兵Folman決定尋訪被遺忘的戰爭歷史,主角的形象即來自導演本人,而阿黎佛爾曼 (Ari Folman) 也把這部片當成自傳電影看待。Folman要找什麼呢?他循線尋訪一同參戰的朋友或長官,這些人隨著年歲增長多半已是循規蹈矩、好整以暇的中產階級,他們有口能吞吐或零碎或條理的記憶場景,多重錯置和枝節,繁複蹣跚而不能一目全貌,拼湊起來轟隆隆地天旋地轉、似近實遠,像出汗的噩夢。

補述永遠是太遲了,幾位老友侃侃而談的樣子,眼珠上吊微微往右移,像踮著腳尖,搆著某種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東西。一段記憶曾經多麼創痛,在多年以後仍留下幾許線索,即使是捏造的細節塞入缺失的空白,例如廣藿香的味道直接地喚起叢林,那是為了讓士兵們在叢林中能不跟丟、能跟隨強烈氣味而使用的;例如漂浮在海上的觸覺 (什麼海?根本就沒有海);例如一道光照亮廢墟;一張緩慢移動的人形剪影。不知怎地,腦海中的畫面自動配上了某種音樂,彷彿有專屬特定的氛圍。在多斷交錯的回溯場景中,視點劇烈地移轉翻動,躺在巨大海中女人的懷裡,一回頭,看見自己乘坐的船艦爆炸;一回頭,在行駛的公路上看見遙遠的叢林坦克。

根據後來能夠理解的敘事補述,事情是這樣的:黎巴嫩長槍黨民選總統巴席爾被信奉伊斯蘭教的巴勒斯坦人炸死,彼時以色列人正進入貝魯特,將兩個難民集中營 (薩布拉和夏蒂拉) 封鎖,並放入長槍黨民兵進入,屠殺無辜人民以洩憤,之後推倒房宅掩蓋屍體和所犯下的恐怖行徑。這種平鋪直敘的事件,無論讀幾次也記不起來,奇怪的是只要觀看過一次《與巴席爾跳華爾滋》中風格強烈的影像,就難忘直指敏感核心的強烈衝擊。以色列駐台辦事處的官員在觀影前說道:「以色列人沒有發射任何一顆子彈,但我們卻有道義上的責任。」然而事情真的是這樣嗎?其實電影本身已經說出了答案:屠殺發生當下,Folman正在一砲砲地裝填、發射照明彈;而他的律師好友說:「就這樣看著屠殺發生和自己動手沒什麼差別。」所有的以色列人──上至國防部長下至無名士兵──都漠視並縱容了這場種族屠殺的發生,顯然並不只道德責任。就在加薩走廊戰事仍未止息的今日,不得不說這部電影來得正是時候!所有人都應該看看這部電影,看看仇恨長城底下的弱小身體,以期及早告別仇恨。

末日裡的救贖?

電影結束在巴勒斯坦婦女的末日呼喊中,影像層層內爆,絢麗填滿記憶黑洞,個人緩緩敘述的語調配合著灰色的畫面,提醒著不能被遺忘的與將要遺忘的。而罹難於屋角下的人與站在戰場上恍如隔世的士兵,將會被葬禮拯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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