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母女攻防、辯論的戲,與經典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1947年首演的劇本《All My Sons》遙相呼應。在《All My Sons》裡,兒子譴責父親販賣瑕疵飛機引擎,掀起家庭革命,最後父親自殺。但2017年的《第三次殺人》裡,金錢、資本已經使這一切更加不戲劇化地,在陰暗廚房中完成妥協。女兒必須聽從母親指示,選擇說出對資本有利的故事。從這點出發,與全片的殺人主題並置,可清楚看見是枝裕和已經將其編劇從個人場域,轉移至社會。事實上,他清楚回應日本近年延燒的殺人話題。從2015年《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這本少年隨機殺人犯的自白出版,引起社會抨擊、轟動;到2017年,入江悠編導、藤原龍也主演《第22年的告白:我是殺人犯》,以異常蒼白手法呈現受害者心理;終至2017年,是枝裕和以兩個小時篇幅,展示了「理解」用盡全力的姿態、以及終究揮之不去的空白與徒勞。審判定讞後的結尾裡,重盛與三隅的最後一場監獄對話,玻璃上重盛清晰的臉孔不斷追趕三隅更加透明的臉,當前者前進,後者便再度遠離。這幅單一影像再度說明全片兩人的關係。但稍後我們又發現,其實兩者身影都只是鏡中成像而已。導演用三種層次,揭露了他者面孔的「虛」:重盛、三隅、與是枝裕和三個主體,互相無法捉摸。這是面對殺人與死亡,導演盡力理解後,最終的答案:我們其實並不理解任何一人。某種客觀事實當然可被歸納,並在現實與一般懸疑片裡找到相應安心的結局。但身為人文作者——不是科學家、律師、檢察官——他更想問的是:難道道德批判也如此簡單?如果《海街日記》、《比海還深》是比較輕易的理解,因在快速找到相同處之餘,感到溫暖與安心,那麼當相似點消失,「同理」上升為一門技術,它還可能走得多遠、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