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雄電影節邀請到聞名國際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Koreeda Hirokazu），擔任焦點影人，是枝裕和的祖父母當年因為同姓氏在日本無法結婚，便跑來台灣的高雄生活，在糖廠工作，還在高雄生下了是枝裕和的父親，導演經常聽父親談起在高雄生活的回憶，因此今年高雄電影節邀請到是枝裕和特別有意義。主辦單位除了2013年榮獲坎城影展評審團奬的新作《我的意外爸爸》（Like Father, Like Son）當高雄電影節開幕影片放映以外，還放映導演過去的舊作，以及紀錄片作品。

是枝裕和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系，畢業後進入「TV Man Union」公司拍攝紀錄片，1995年執導以改編宮本輝小說的首部劇情長片《幻之光》，獲得當年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新人奬、最佳攝影奬，開始了他劇情長片的創作之路。或許是因為從拍紀錄片起家後跨足到劇情長片，過去拍紀錄片的經驗與被攝者的故事都與是枝裕和日後劇情長片的創作，都隱約有延續與呼應的關係，無論是內容題材的關懷視野乃至攝影的美學。

《幻之光》劇照。

《幻之光》（Maboroshi）這部片雖然是從宮本輝的同名小說改編而來，不過是枝裕和在1991年的紀錄片《當福利消失時》（However...）拍攝後，對於被攝者那種背負著罪惡感與茫然感度日的狀態，有很深的感觸，因而延伸到首部劇情片《幻之光》，片中對於面對突然生離死別的女人，如何走出陰影，重新面對人生的內心狀態有許多著墨。《當福利消失時》有兩個被攝主角，他們都是戰爭遺孤，年紀相同，不過因為收養家庭的環境背景差異，因而走入完全不同的人生遭遇。收養家庭環境較差的，長大後當酒吧女郎，而後水銀中毒罹病無法工作，只能靠社會福利金救濟過活，卻常被政府官員冷嘲熱諷；而收養家庭環境較好的，接受高等教育並成了公務員，有追求公共福祉的理想念，不畏權勢的批評政府的福利政策，展現知識份子的人性關懷。雖然因為收養家庭背景的差異，使他們人生發展大不同，卻都因為政府輕忽福利制度，病患失去保障，公務員改革制度的理想破滅，兩人最後都走上自殺之路。

是枝裕和羅蒐各種文件檔案與新聞報導，訪問兩名死者的家人和朋友，試圖釐清問題的起因，而問題的核心，直向政府高層決策與官僚系統結構的不公義。後來因為內容敏感，本紀錄片還遭到日本電視台禁播。突來或是無法解釋的生離死別，也經常在導演的劇情片中出現，例如《幻之光》由美子的祖母、死因不明的前夫郁夫；《橫山家之味》（Still Walking）全片中缺席的長男，死因為何？無法釐清，沒有人可以怪罪（這是劇中台詞），要如何能夠原諒？生者要怎麼走出死者的死亡陰影？綜觀導演的拍片生涯，像這樣問題的關注，在多部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可以見到。

《當記憶失去了》劇照。

同樣和社會福利制度有關的紀錄片，1996年的《當記憶失去了》（Without Memory），紀錄主角關根因為醫療疏失，而有「前向性失憶」，但醫院一直規避責任並拒絕任何賠償，政府的社會福利機構也以無法認定為傷殘人士為由，不發放福利金給他，他們一家生活陷入困窘。是枝裕和前後紀錄兩年，拍關根一家四口的生活。除了指出社福與醫療制度面的問題，是枝裕和更思考關心人的生命記憶，或甚至關於人的存在深層哲思提問。主角關根在平實細膩的影像片段中，呈現惶恐、無奈、善良等本性，他不斷面對逆境的堅忍，也間接影響了導演創作第二部劇情長片，1998年的《下一站，天國！》（After Life），透過幽默、溫柔的方式，片中提問：如果你死去，在前往天國的路中，可以選擇生命裡的一個記憶永遠相隨，其餘的記憶將被刪去。那你會選擇哪一個回憶？當過去的記憶被重新搬演，什麼能夠再現？什麼又將永遠失落？片中天國的工作人員不斷訪談死者的生平故事，並為那些記憶視察場景與佈景，運用紀錄片的手法，編織虛構與真實穿插的影像。讓片中人用「選擇」的方式，來重新詮釋自己的生命，接受並肯定人生過往的種種，再次反思存在的意義。

是枝裕和經由紀錄片拍攝，帶領觀眾，也指向自省的探索關於生命意義的社會公義面向，個人的記憶面向，人存在於世的孤獨面向，他在 1994年紀錄片《愛之八月天》（August Withouy Him），更反身自問拍片之外的疑問：旁觀他人痛苦的意義何在？這部片的被紀錄者是日本第一個公開自己感染愛滋病的平田豐， 是枝裕和用鏡頭靜靜的凝視他，平實展現了平田豐的生命力。從這些早期紀錄片作品中亦可理解，是枝裕和在劇情長片中，為何人物可以這麼自然（就好像我們生活周遭的某人），情緒的表達可以有這麼豐富立體的人性各種面向。此外，在劇情片的鏡頭語言與拍攝方式，也有許多紀實攝影的手法。應該說，這不是一種攝影美學的追求，而是導演連續一貫的關注，對於「真實」的追問，無論是紀錄片或是劇情片的形式。另一方面，是枝裕和的影片，用紀錄或劇情的形式去審視，多數作品都兼具兩者性格，在紀錄片與劇情片中間，他模糊了界線，或說這種分類的界線不存於是枝裕和心中。

導演早期的劇情長片，故事取材，也有一個走向，就是來自真實的社會事件做改編。除了上述的《幻之光》、《下一站，天國！》，2001年的《這麼…遠，那麼近》（Distance）主要骨幹來自沙林毒氣事件。2004年的 《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Nobody Knows），取自東京巢鴨兒童遺棄事件（1998年）。但晚近導演劇情片創作的題材多和自己親人、家庭有直接的關聯。2008 《橫山家之味》就是獻給過世的母親之作，劇中的玉米餅以及許多角色的感覺、對話習慣，都是取自導演母親的真實經驗。《我的意外爸爸》這部片的拍攝起源是因為自己現在有一個6歲的女兒，同時也追憶父親與自己的相處互動時光。作品整體上也從過去冷靜地觀察、批判，逐漸轉向更溫柔、溫暖的開闊人性視野。

新作《我的意外爸爸》故事算是簡單的老梗，兩個背景與教養觀念大不相同的小家庭，在兒子六歲準備上小學前，被醫院通知當年抱錯嬰兒，兩家接觸所發生的後續故事。這就好像是凶手顯而易見、結尾不難猜測的推理小說，引人入勝的是細微處的處理手法，以及對人性體悟的深廣度。是枝裕和用最簡單的故事與明星形象鮮明的演員（意即考驗導演功力能否成功塑造角色）來展現自己的功力手痕。

是枝裕和很會拍小孩。會拍，不是說把小孩拍成戲精，反而是呈現小孩最自然的表現。導演說，他不會給小孩劇本或是告訴小孩這場戲要演什麼，而是在每場開拍前，在小孩耳邊說一個情境，讓他自己做反應。1991年導演拍的紀錄片《另一種教育》（Lessons from a Calf），拍攝對象就是小孩，他花了三年時間和他們相處、熟悉，紀錄他們日常生活的各種細瑣。或許因為這樣，導演日後劇情片拍小孩的方式，反而比較像是紀錄片的相處模式與鏡頭語言。是枝裕和對於小朋友演員的選角有很強的直覺與敏銳度，每部片都能找到對的小孩，賦予劇本中的角色血肉和靈魂。像是《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柳樂優彌、《橫山家之味》的林凌雅、《奇跡》的前田航基與前田旺志郎、《我的意外爸爸》的黃升炫和二宮慶多（也是飾演當紅日劇《半澤直樹》裡的小孩），且其中多半是素人演員（2004年，柳樂優彌還打敗眾國際巨星，拿下坎城影展影帝，成為最年輕的影帝）。導演片中的小孩，既像是日常生活身邊的小孩，但又能撐起劇本中戲劇表演，是枝裕和也算開創出一種小孩演電影、以小孩之眼看世界的特殊影像風格。

《我》片除了小孩搶眼，兩對父母的表現也很精彩，四位演員跳脫每個人過去的螢幕形象與表演方式，恰如其份地表現劇本人物個性。野野宮良多由福山雅治飾演，他是知名的演歌雙棲明星，大河劇《龍馬傳》也把演藝聲勢推向高峰，但《我》片的野野宮良多這角色是敘事的主角，他在事業上春風得意，但與原生家庭父母相處有隔閡，對於家庭與小孩教養態度一絲不苟，理性過日，但又有點自私、缺乏同理心。野野宮綠，這角色就是很傳統的日本妻子形象，百依百順，對家庭全心付出，由尾野真千子飾演，雖然溫柔，但在與小孩分離、情緒崩潰、精神壓力等戲中，表現非常自然內斂，充分表現對於整個事件中有別於丈夫的母性觀點。之前與和瀨直美導演合作，尾野真千子已經是國際影展受注目的女星，但我片與是枝裕和合作，又將表演推到新的境界。齋木雄大，由全方位的鬼才Lily Franky（中川雅也）飾演，他跨足文學，音樂、美術、設計、表演領域，2006年他的第一部小說《東京鐵塔：老媽和我有時還有老爸》就成為暢銷書，還拍成電影（片中主角樹木希林也是《我》片中的外婆）。《我》片中飾演有點散仙的爸爸，在小鎮守著一家小水電雜貨行，但是很能和小孩同樂，自然的肢體接觸，有點不爭氣，但是開朗樂天。

雖然表面上看來，影片講述當初因醫院疏失（其實不是疏失）使得兩家人抱錯小孩，直到養了6年才得知訊息。到底要不要交換的問題，以及關於血緣、親情等議題，導演在多部作品中也都有著墨，像是《幻之光》、《橫山家之味》等。在《我》片中，劇中各個角色隨著背景不同，對於血緣也各有不同的觀點，但導演透過血緣所牽涉的母題，他直指的或許還是一向關注的「記憶」問題──人與人的相處，擁有許多共同的記憶，這些記憶都是生命中不可取代的部分，甚至可能是支撐個人生命意義的重要所在。血緣是生來註定，無法抹滅的存在事實，但是人與人的相處，相處所共有的記憶，不同樣也是無法取代，不可抹滅嗎？孰優先又孰重要呢？有觀眾問導演說，影片的結局，導演心中設定他們最後是選擇交換小孩嗎？還是維持原來養了6年的小孩呢？導演說，最後一幕所有人和樂融融的走進那間屋裡，不是很像一家人嗎？分不出誰是誰的父母，誰是誰的小孩嗎？

有著長時間紮實的紀錄片拍攝經驗，向來關心社會議題人性面向的是枝裕和，歷經了親人的過世，以及自己女兒的成長，從新作片中看來，他對於人世間的生離死別、存在難題，有了更開闊與溫柔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