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發行公司寬敞的房間裡，穿著素白T恤的莊景燊身形不高，他坐在長沙發的一邊，上身微傾，聳著寬肩、搓著擱在膝頭的雙手，跟我聊起《引爆點》。

電影片頭，縣長帶領漁港居民抗議財團污染環境，沒想到海上衝出一艘燒著熊熊大火的小船，在火焰之中的一具身軀是漁民阿海，讓事件鬧上頭條，吳慷仁飾演的法醫周建生接手驗屍，卻從死者身上種種跡象發現死因似乎非常複雜，姚以緹飾演的檢察官金敏照受命偵辦，發現阿海的妻子言詞閃爍，似有隱情。另一方面，金敏照與周建生曾經是人人稱羨的法界伉儷，多年前金敏照因不明原因離開了周建生，這次兩人因偵辦案件，在離婚多年後再度碰頭，他們要一起抽絲剝繭，揭發社會既得利益方將土地與人民做為謀利工具的貪婪傷疤，也要面對多年來遲遲沒有癒合的感情傷口。

面對這一部明顯有著商業企圖的作品，我們不免俗地聊到了《引爆點》的選角，以及近年才華終獲肯定的吳慷仁，也是從這裡，我才知道莊景燊自己的逐夢歷程。莊景燊從四年前就開始留意這位這位硬底子演員，當時吳慷仁還沒有大獎鍍金，有的只有一身扎實磨練出來的表演功夫，「吳慷仁是這幾年台灣表現最穩的演員，而且他越來越好」，莊景燊說。但讓他欣賞的，不止是吳慷仁的演技，還有他的人生歷練：「我覺得慷仁的人生歷程跟我有點像。我們都為了夢想來到台北，經歷過人生的波折，有過不少歷練之後才走到今天。」

如同吳慷仁從從高雄北上一圓演員夢，來自新竹的莊景燊一樣為了一圓拍電影的夢想，來到台北，從零出發。「我大學唸物理系，畢業後曾經回到新竹當科技公司的工程師，可是我也不想幹這件事」，他說：「我是看電影長大的孩子。我爸爸很喜歡看電影，我從小是跟我爸一起看電影長大的，他也不跟我聊其他的事情，永遠都是在聊電影。耳濡目染下，我心裡想做的也是拍電影。」於是，這個人人稱羨的新竹電子工程師來到台北，從跟著劇組拍片開始。

那是2000年前後，台灣電影最慘的時刻。「慘的要死。沒片拍的時候，拉哩拉雜什麼工作都幹，送酒、賣東西都做。」有片拍的時候，莊景燊跟著收音師郭禮杞當助手，將近20年過去，郭禮杞已經是獨當一面的聲音指導，而莊景燊也如願執起導演筒，並憑著和電視台合作的電視電影兩度入圍金鐘獎。

過去電視台喜好的題材與風格取向偏重人文，並非莊景燊與王莉雯偏好的商業類型片，而不論迷你劇或是電視電影的製作預算皆遠不如電影相對充裕，可是憧憬創作商業類型片的他們，仍然試著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創作適合的類型題材。同為北藝大電影系碩士生的兩人，把北藝大電影系注重的三幕劇架構運用在迷你影集的劇情中。2013年公視人生劇展《三朵花純理髮》是描述一群比親人還親的工作夥伴的通俗劇；2014年的《我愛親家》是一部探討親情的喜劇片；2015年和中視合作的電視電影《尋物少女》是一部奇幻懸疑電影。「拍攝電視電影對我來說是種練習」，莊景燊說。從進入研究所到畢業之後這些年，他和王莉雯的各種「練習」，都是為了《引爆點》。

《引爆點》在劇本階段的標題叫《阿海》，是編劇王莉雯在北藝大電影系編劇組2012年的畢業論文。靈感來自於他們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張發著詭異藍光的豬肉照片，從這邊開始發想出檢察官與法醫聯手追查，進而揭發財團污染環境罪證的懸疑故事。

劇情結合了商業類型片的架構，以及社會議題的關注，莊景燊說，這和他與編劇王莉雯兩人的創作偏好有關：「過去十年裡，我拍了一些短片和電視電影，我和莉雯都希望將我們對社會、人群的觀察放進故事裡。」儘管預算有限，他們仍然嘗試把社會議題放進類型架構裡，例如在通俗劇《三朵花純理髮》中寫入家暴議題，在2009年的人生劇展《我的冒泡屋》中透過喜劇探討房仲業等題材。至於《引爆點》在類型上則是犯罪電影與通俗劇的結合，「我很喜歡犯罪類型與通俗劇這樣的類型，一直想試著在作品中結合兩者，嘗試有別以往的類型，也更符合心中想挑戰的犯罪故事。」片中對於環保議題的關注，則是因為莊景燊曾從事紀錄片拍攝多年，工作中認識許多環保團體，讓他愈發關注地方上的環保議題，這些都成為《引爆點》創作取材時的養分。

而這些學習與工作的經驗，更累積成為兩人的核心創作精神：「我們用紀錄片工作者的觀察捕捉事件的核心，並用三幕劇的方式安排劇情，再用類型的包裝吸引觀眾入場」，莊景燊在訪問過程中不止一次提到。而一樣喜歡看商業電影的他，清楚知道觀眾不是要聽創作者講道理，「我也很喜歡當一個開心的電影觀眾，我們希望自己拍出一個我們自己也很想看、觀眾也喜歡看的電影。」

紀錄片的精神也實踐在田野調查的階段裡。片中虛構的寶港村旁污染工業區的原型來自高雄林園區與雲林麥寮鄉，為了呈現地方的氣味，他與王莉雯三次田調前後加起來在高雄待了一個多月，而電影原本也曾打算在林園取景，但後來因為操作不易而改為在高雄彌陀區拍攝。為了把毒石灰污染的議題放進劇本裡，他們也將阿海的家從漁港改成魚塭。

一部關注社會議題的商業類型片，劇本要寫到讓觀眾看得舒服、甚至看得過癮，分寸的拿捏至關重要，至少，不能讓觀眾覺得有說教的感覺。充分傳達議題，又要維持類型片緊湊的節奏，在這一點上，《引爆點》是台灣電影近年少數成功執行的案例。

一方面，莊景燊在執導與剪接上，比起以往更留意節奏的掌握，例如在演員表演時，確實要求他們按照導演要求的速度對話，也調整了吳慷仁以往習慣的表演方式，「不要拖泥帶水、不要醞釀、不要餘韻，就是很精準的去講這段台詞。」

另一方面，花了他們更大功夫的地方，在於劇本在議題表達與戲劇性之間的平衡。第一個挑戰，就是掌握住犯罪電影的類型架構，「寫犯罪驚悚題材的劇本，最困難之處在於國片幾乎沒有可以當作範例或參考原型，就算近年開始出現例如《菜鳥》、《目擊者》這類的懸疑驚悚電影，還是很少看到檢警辦案的故事」，莊景燊指出。要找到參考案例，只能從外語片下手，「每個電影拿過來，我們一場一場拆解，整理分場大綱，就像我們過去在學校的功課，這些研究做到一定的量，就會慢慢發現特定類型的架構，我們再把這樣的架構抓出來，去套我們想要講的故事。」

歸納類型套路，再依照情節架構套入新的內容，聽起來不難，「但是你要把它放在台灣的背景之下，其實要花非常大的力氣，那又是另一個挑戰。」一直致力於將類型片在地化的莊景燊，舉了韓國商業類型片與好萊塢類型片為例，「美國類型片的主角都非常的英雄化，甚至零缺點，但是韓國類型片的主角都有缺點，韓國的類型片在地化非常成功，我們在韓國電影中學到很多。」實踐這樣的在地化是個大工程：「首先是把角色背景搞清楚，再來是犯罪事件在台灣會怎麼發生，場域又是什麼樣子，再不斷回去修改劇本，不能完全移植，情節設計、角色背景、說話方式、拍攝場景都要經過轉化。」莊景燊舉了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美國電影裡面常常出現酒吧，但酒吧不是在台灣常見、或大部分台灣人常去的地方。一般人去的其實是海產店。」

類型的在地化也代表著故事中的世界距離觀眾更近，對在地的觀眾而言，越容易因為一些不忠於真實的破綻或誇大的細節而出戲，尤其當電影中處理的是與你我生活如此息息相關的議題與場景，秉持著紀錄片精神的莊景燊與王莉雯，如何在不違背真實的前提下，設計出戲劇性的情節？「對我而言，劇情片絕對是一個虛構的真實。可是這個虛構，我就是要讓它成為一個在合情合理範圍內可能發生、但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不常見的事情，我就是用這個標準去評斷」，莊景燊解釋。

如何知道這件事情的發生是「合理，但不常見」？他以姚以緹飾演的檢察官金敏照因遭對手反擊而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大動作開記者會討論案情的這個情節為例，這樣的事件在現實生活中一定不被允許，但確實曾經發生，角色的性格、背後的動機，都牽動著人物的行動。因此，角色塑造成為重要的編劇基本功。他必須在現實基礎上，知道他筆下角色的極限在哪裡，「所有的劇本都是從角色塑造開始，把角色個性塑造好，劇情慢慢就會跟著角色的個性走。」

有時候，劇情的走向不如預期，他們又會回頭修正角色的設定，但這也是牽一髮動全身的工程，「我跟我老婆（王莉雯）每天都在討論這些東西！有時討論著兩人直接在家裡演起來，尤其是要台詞的時候，一個情境丟出來，加上走位，我們就這樣對起戲來。又例如周建生和金敏照有一場在車上的吻戲，我們還真的開車出去，只是為了知道在什麼條件下可以發生這樣的情節與動作。」說著他們如何一起面對這些令人煩惱又有趣的挑戰，莊景燊不禁眉飛色舞，彷彿當初寫本時的煩惱與挑戰，只是這對創作兼夫妻檔的生活情趣。「是種樂趣」，莊景燊自己也這麼說。

2012年，莊景燊與王莉雯希望透過金馬創投尋找合作夥伴，於是帶著《阿海》的故事大綱找上彼時監製過《囧男孩》（2008）與《翻滾吧！阿信》（2011）的資深監製馬天宗，對結合類型與社會議題的製作一直很有興趣的他，不但幫助他們在2012年的金馬創投拿下了三個現金獎項，在這五、六年間，更是持續地密切和他們討論各種細節，也給了這部電影《引爆點》這個名字。

儘管有金馬創投加持，但投資者對新導演總是少了點信心，《引爆點》籌資仍遲遲難以推進，直到王莉雯在北藝大的指導教授廖慶松也加入監製行列，協助他們申請長片輔導金。終於，《阿海》在2015年獲得補助，有了公部門的資金背書，其他投資才終於比較能夠順利進行。開拍前一年，馬天宗透過朋友介紹，將劇本拿給張艾嘉過目，也獲得了這位大導演青睞，不但加入監製陣容，也幫編導兩人打磨劇本，將金敏照、周建生兩位主角打造得更為立體。

三位名號響噹噹的監製攜手站台，《引爆點》得以在約5000萬的預算下完成製作，對一部有大場面的商業片而言，這樣的預算並不算充裕，儘管如此，已經需要破億的票房才有機會打平成本，關於多少票房才能打平，這個話題始終沒有在我們的訪談中被提起，但導演對票房、對整個產業的擔心仍在言談中透露：「國片從2008年的《海角七號》開始衝上來，確實開始一波榮景，但是這兩年又好像開始掉下來，票房好像也不盡如人意，對創作者而言，找資金也因此越來越不容易，我們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資源盡量做到想呈現的。還是可以希望這個作品賺錢，只要大家都可以賺到一些錢，這個作品就是成功的，對台灣的電影產業也是比較良性的發展。」

雖然是「新」導演，但2000年入行的莊景燊在國片產業的起起伏伏裡，早已親身走過一遭。相較當年，現在的國片創作者已經非常幸福。「以前沒有人敢奢望有拍類型片的機會的」，訪談結束臨走前，莊景燊感慨地跟我說。也因此，嚮往商業類型片製作的他，最希望的還是看到國片建立起一個可以永續發展的產業環境，尤其是這個國片齊出的夏天，「希望每部上映國片的票房都要好一點，對整個產業才有幫助，如果只有其中一家成功，其他人都倒光光也不是好事。現在整個產業是需要大家一起提升，讓觀眾覺得台灣電影其實不錯，大家都有一些氣勢，品質也不錯，都拍得很有誠意，不是呼攏觀眾。大家好，整個產業才會好，五年、十年之後，整個產業才會有更多機會與希望。把觀眾找回來很不容易，但如果什麼都不做，就完全沒有機會。」

和莊景燊導演的一席訪談，讓我看到一個勇敢逐夢，更築夢踏實的電影人。他在台灣電影最慘時踏入這個圈子，或許因為經歷過種種現實考驗，也早已成家立業，和更年輕的新導演相比，他做起夢來或許更謹慎了，好像少了一些初生之犢大談夢想時的無畏氣勢，但是看到他談起寫劇本過程中如何和創作搭檔一起找到修改的方法，眼神與聲音中的飛揚，你知道這是一個喜歡創作、享受創作，並且清楚知道自己想往哪個方向走的人。

懸疑題材在台灣商業電影中，一直不是最強項。如何寫出一個吊盡觀眾胃口的劇本，一直是編劇與導演和觀眾之間的鬥智；而處理舊情人的感情傷痕與曖昧，則更是台灣商業片中更少見的題材。雖然情節設計上，《引爆點》有它出其不意之處，但也可以看得出來，在這極具企圖心的龐大格局下，不論是線索的設計或是腳本中對於情感的表達，《引爆點》或許還有需要加強的地方。然而不可否認地，這部電影在展現商業娛樂效果之餘，仍能有效傳達社會議題，已實屬難得。

儘管還有進步空間，但誠如莊景燊所說，台灣電影仍需要一個資源更充分的產業環境，而一部商業電影也還是需要觀眾、需要足夠的票房、討論的聲音，這個產業，還有身在各個環節的工作者們，才能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