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植人生》也是關於理想的影片,但更多了唐吉珂德的浪漫與孤獨。放棄都會白領生活的老賈來到崇明島經營農場,面對以大量生產為目標的慣行農法,老賈則是堅持不施化肥、不灑農藥的自然農法,這是他的騎士精神,吸引了她的太太Lizi、許多的志願者,以及本片的紀錄者顧曉剛。紀錄者懷著對自然的讚嘆,捕捉了農場清晨安靜的霧氣,也大刀闊斧拍下搖曳的稻穗、躍動的水珠、來回忙碌的割稻機,但鏡頭最願意追隨的還是老賈,不論是在沙龍抒發理想的神情、田間巡視的身影,還有參加過農業博覽會後的深沉自省,更讓他在稻田中對著鏡頭侃侃而談,使老賈的形象與精神結合起來。剪接上也很流暢,繁重的農務對應緊張的夫妻關係、種子的培育呼應生命的誕生,一格一格地,老賈以農場作為理想實踐的生活方式漸趨完整。然而,在所有起承轉合完美落地前,老賈到了北京,對著鏡頭告白自己轉向另一段感情,最後只剩Lizi帶著孩子留在農場,繼續守著節氣與四季。這突來的裂隙讓影片急轉直下,完全印證了現實的無常,就像馬克吐溫的名言: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 but it is because Fiction is obliged to stick to possibilities. Truth isn't.(譯註:有時現實真相反而比小說杜撰的還要精彩,因為小說必須依循一定的邏輯規範,而現實往往毫無邏輯可言)」,然而這正是「記錄」最強大的力量,就算使勁想讓生命均勻工整,卻抵不住時間的激情亂流。
而上述三部影片似乎也有奇異的相似,吉美最後的去向、老賈再度轉向的人生、九叔最終的歸宿好像同時在放映,影像的調度都予人開放的想像空間,同時也反映了持攝影機的人對記錄現實的思考。這或許是當代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特色之一,有別於以報導方式處理公眾議題與社會現象的一脈,這群記錄者更關心時間,關心時間在人身上起的作用,於是鏡頭深入人們生活的場景,這樣的探觸帶動了個人生命史的記錄、累積了常民生活的影像檔案,這正是醞釀著、待開發,專屬於獨立紀錄片的電影詩學( Poetics of Cine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