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比起《嗑到茶蘼》(Enter the Void, 2009)或《肌膚之侵》(Under the Skin, 2013)在驚悚框架內嘗試涉足靈與肉的辯證,或營造迷幻懾人的視覺體驗,《吞噬》的動機顯然更加素樸,它甚至無意對「異食癖」拓展更深層的醫學剖析。
這事實上也牽繫到本片的另一類型屬性,即,將鏡頭對準被困限家中、於關係中處於弱勢、甚至居於精神崩潰邊緣的女性。片中,杭特梳著50年代流行的鮑伯頭、除了美滿婚姻別無所求的家庭主婦形象,幾乎是直指戰後已婚女性多留守家中的美國社會景況。事實上,本片的原初概念也正是源自導演祖母在50年代的親身經驗。片中,杭特和丈夫瑞奇的模範夫妻身份,就宛如《遠離天堂》(Far from Heaven, 2002)中的夫妻翻版,甚至與杭特惺惺相惜的中東看護和《遠離天堂》中的黑人園丁,也能成立同為政治邊緣角色的對應關係。令人不勝唏噓的是,不論年代如何設定,這般隱忍的女性處境倘若放諸當下,依舊不違和。
近期電影如《隱形人》(The Invisible Man,2020),講述恐怖外殼下女性對無形監控的逃逸,也是以此為內核。又如《控制》(Gone Girl, 2014),說的也是妻子從「完美」婚姻抽身而出、頑抗反制的復仇故事。甚至調性較為素淡的《82年生的金智英》(Kim Ji-young, Born 1982, 2019),揭露的同樣是失聲女性的家庭困境。細細一想,被附身的產後憂鬱婦女,與吞嚥異物的懷孕女子,不正互為工整的參照嗎?就像金智英是藉著他人之口說出心聲,杭特更是藉由掌控口中之物延燒生活熱情,她們爭的都是對自我和人生的主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