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ien Castaing Taylor與Verena Paravel在訪問中提及，《食人錄》並不想加入創作者任何道德立場和觀點，他們想做的反而是去除觀眾固有的成見，客觀化的中景鏡頭、長鏡頭紀錄幾乎不存在，以純粹的姿態走入佐川一政的世界。借此，他們也回答了一個紀錄片論理很基本的問題：如何透過電影調動視覺、觀眾的感官，浸淫在被攝對象的內心裡。

觀眾入場前應該略知佐川一政的惡行，這是一個我們從沒有想過，但隱藏在社會幽暗處秘密地進行的國度。你幾乎無法在電影中得到更多有關當年案件的資訊，除了一開始的黑畫面中帶著一把新聞報導聲音外，再沒有多一點案件的視覺化影像。佐川一政30年前在法國殺死了曾經愛慕的外國少女，更將她的肉體當成美味佳餚，後來奇特的脫罪，還有回到日本成為「名人」，佐川一政深知這些經歷會成為傳奇，便活用他的名氣，以惡行的餘溫來維持下半生的生活。他不單樂於在人前暢談食人的經歷，寫書，出版漫畫，既擔任獨立電影演員，拍攝成人色情電影，也化身食評家，他比任何人更懂得包裝自己成為異類，甚至多次強調自己的身份。

觀眾難免帶著獵奇目光走入電影，固然佐川一政也成為平常人眼前的表演者，搬弄食人事件來吸引公眾目光，觀眾也從他身上劃分了何謂「正常」與「不正常」，但電影真正讓人不安之處在從頭至尾態度曖昧，他再不是眾人眼中的魔鬼，既沒有簡單歸納為某種獵奇對象，也不曾作出任何判斷，脫離奇怪的公眾形象。Lucien Castaing Taylor與Verena Paravel要做的就是消除觀眾帶入觀影現場的目光，從而「親近」這位臭名遠揚的食人魔。

可以有多近？眼前明明是一位人所共知的罪犯，沒人願意接近，但在極端特寫鏡頭之下，他的頭部大部份時間佔據了整個畫面，這絕不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正常距離，既刻意又具侵犯性。在片長90分鐘，戲院的空間內，這種特寫鏡頭不單單如柏格曼所言只有電影才可實現的視覺元素，更虛化了電影中的時間與空間感，觀眾被剝奪了佐川一政以外的世界，不見全身，經常失焦的影像只只針對他的臉，那一張曾經將人肉吃落去的臉，在大量虛焦特寫形式超越一切道德價值下，刻畫了食人魔的極度脆弱敏感的精神狀態。特別是他拍攝期間患了糖尿病，無法行動自如，只能依靠弟弟，以及一位穿著蘿莉服務的女生來照料後，他所渴求的慾望更無法得到滿足。實際上，佐川一政認為食人肉是他人生中至高無上的事情，下半生無法再吃人肉是一種對生存的恥辱，他已經獲得相對的懲罰，內心依然渴望吃更多的人肉，不論女性、白人、金髮女人也好 ，更希望死於同樣喜好食人的同類手上。

但如果電影只做到這一步，兩位導演也只不過捕捉食人魔下半生的日常生活。在段落的組織上，他們沒有選擇找來心理醫生講解，又或者將事件經過鉅細靡遺地作影像重現，無論是演出也好、還是由當時的新聞片段組合而成也罷。片中加插的是佐川一政的性愛小電影演出，還有將食人事件漫畫化再現，兩兄弟的童年家庭錄像，各種影像之間的「再現方式」與所構織出的論述，產生了衝突。

例如那一本由佐川一政自行創作、反映食人時心態的漫畫，將對方仔細地描述如天使般的存在，在品嘗過人肉後，到達了天堂的境界，就算改成卡通的造形也好，一點也不減血腥和殘忍，但在佐川一政眼中這就是人生一直追求之美。弟弟一直在閱讀這本漫畫，雖然一面說嘔心，一面又品評哥哥的獨特喜好，不單不驚訝哥哥的行為，反之既羨慕又嫉妒人生沒能夠得到像哥哥那樣所獲得的體驗。兄長如是，其實作為弟弟也在電影中表露了從自殘中尋求快感。

隨著電影發展，弟弟的角色更加重要，兩兄弟就像錢幣的一體兩面，他們之間關係的複雜性逐漸浮現，內心的親密感、怨恨還是競爭，都指明出兩兄弟同樣為了追尋完美的感官享受，一些旁人無法理解的行為，他們也相應付出代價。到了成人電影影像，看似成為我們對佐川一政擁有的性怪癖的證據，但正如家庭錄像中天真無邪的兩名小孩子一樣，又證明了什麼？是食人魔也與我們所想的生活無異？是佐川一政的性慾與常人有所差別？電影中也不無涉及到家庭，作為心理學中對人分析的重要根源，也令他洗掉法律上的罪名的家人雖然已不存在，但家庭難道就是罪魁禍首？更何況不只有一篇文章提出高壓的家庭生活讓他走向變態、不被人理解的性喜好，電影對以上一切，借由各種影像之間的放置，讓論述似乎變得無效。

我們由此至終都被導演二人抗拒著，不讓他成為一位容易被解讀、可讀的人物。另一方面針對的是佐川一政在公眾平台、媒體、電影上的再現方式，以至連佐川本人的表現方式也受到兩位導演的質疑；但同一時間，電影又誘惑觀眾深入佐川一政的私人生活狀態，我們近到與他同桌進食，與他同床而眠，聽他弟弟的閒話，話題也離不開獨特的性喜好。我們只是目擊佐川以及他弟弟的世界，也是對生活和精神空白描寫，他變成了傳奇，一直活在傳奇之中，他品嘗旁人從無法體會後，再無法成為正常社會裡的人。

這條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真的能如此劃分？

自以為生活在正常生活的我們，何為正常？還是我們期望以他的不正常來保持我們的正常？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食人主義往往只被論述為在戰亂饑荒出現，在極端冷酷的生存環境下，人被迫殺害自己同類來一嘗溫飽，這種觀點在近代廣為傳聞，以至殘忍的食人事件當成為媒體報導焦點，我們也不得不質問，這是作為人應有的行為嗎？人為何食人，會否是與文化有關，還是根本上每一個人都有吃同類的慾望？但他能夠平安無事好好地生活，不就是對「正常」最大諷刺，大概這也是佐川口中的奇蹟。只不過這不是我們活在「正常社會」希望見到的。

哈佛大學感官人類學實驗室（Harvard Sensory Ethnography Lab）的過去作品都沒有既定主題，更沒有普遍紀錄片中的敘事進程，他們只供給在一個特定時空，被拍攝對象的狀態，包括此片在內，也很好展示了此原則，從《莉維達．地海之詩》（Leviathan，2012）、《碧草如茵》（Sweetgrass，2009）等非人類視點或多元視點後，再回到個人身上，進一步否決觀眾的主觀感受，翻弄我們習以為常的知覺，達成純粹的影像紀錄，它的視角不斷挑戰傳統的角度，挑戰人類預想的位置，探索空間上的多種潛在可能，處於永恆變動、無法定焦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