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瑟琳‧薩博(Jocelyne Saab,1948-2019)就站在一座破落的樓房外,早在「貝魯特三部曲」第二集《來自家鄉的一封信》(Letter from Beirut,1978)時,她已經在鏡頭前出現過,旁白操著一口中東口音的英語,坐在海邊寫信,信中提到南部發生難民營和占領軍的破壞,她並且在信中說,黎巴嫩已不再存在。
「房子也代表了我的身份,正如同所有的黎巴嫩人,失去了房子和擁有的一切,我們不知道和誰求救,也不再知道自己是誰。」鏡頭記錄了她心愛城市蒙受的破壞,黎巴嫩首都貝魯特遭受戰火攻擊,生活無法再正常運作,在這個噩夢般的風景中,所有事物都變得超現實,就像《德國零年》(Germania, Anno Zero,1948)裡的柏林廢墟,或是《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1959)再看不見的廣島一樣。
從她在第二和第三部曲,也可見更個人化的介入,遠遠超出了戰爭影像要表現的血腥和殘忍,她要走入拍攝對像的心靈,城市深處的歷史痕跡,《家鄉的戰火、童年與我》(Beirut My City,1982)裡的貝魯特,經歷了以色列入侵,這也是三部曲中唯一正面面對戰爭對人的殘害,她提到好友在內戰中被殺害,一具具受到殘害的兒童屍體都在觀眾眼前,另一方面她也捕捉了戰爭的殘酷與悖論,電影後段深入到以色列軍隊展示其軍事實力,暴露出其無以為繼的局面,還有倖存者們面對未來無法生活下去的關懷。
薩博曾說過要通過阿拉伯敘事傳統(亦即意指像《一千零一夜》等的敘事方式,故事一環扣一環連結著),打破西方三一律敘事來觀看戰爭,她認為後者無法處理戰爭狀態,只因戰爭並非是線性式行走,對她來說更重要是在電影中尋找、表達,關於生活的想法和影像,以及生活中隱藏的一切。內戰的複雜性令她要面向雙方的困局,也指出雙方的共同性,沒有落入單純的人道主義,內戰開始時的兩年,薩博一共拍攝了7部短片,在首部曲《永別家鄉》(Beirut, Never Again,1976)中她提到「防止死亡的唯一可行方法就是去戰鬥。」她既同情雙方又感到無可奈何,士兵會因為在光天化日下殺死他的兄弟而感到羞恥,只因為兩人各自選擇在政治立場的對立面,同時拒絕放棄同情對方的能力,從而減輕了自相殘殺的戰鬥力,坦言記錄了這國家的新仇舊恨,戰爭沒完沒了,幾乎沒有想解決的辦法。電影也訪問了其中一位年輕士兵,這位年輕士兵坦白說他希望能和平相處,但戰爭從一開始就有未成年少年參與,「就像孩子們發動戰爭一樣,即使這不是由他們決定宣戰。」另一部教我印象深刻的是《Children of War》(1976)。貝魯特附近的貧民區發生大屠殺,薩博走訪區內倖存下來的孩子們, 借助蠟筆,孩子將眼見的恐怖景像畫下來,電影讓人感到諷刺的是,街上的年輕男孩和女孩們從大人學習到的唯一事物,玩著的,都是與戰爭有關。這些關於孩子的觀察,速寫般表達戰爭如何改寫生活和常理的狀態。
但黎巴嫩和平時期很快就消失了,2005年的雪松革命,其後的以色列與黎巴嫩衝突,巴里德河衝突影響了當地局勢,近年更因敘利亞內戰,大量難民逃亡到黎巴嫩,成為了該國的負擔,一個個難民營在貝魯特外組織起來。雖然在文化上,敘利亞人都嚮往到黎巴嫩,例如敘利亞著名詩人阿多尼斯(Adonis)就曾在黎巴嫩大學教授阿拉伯文學,很多為了生計的敘利亞人在戰亂前就已經走到貝魯特尋找工作,但兩國多年在政治上敵視對方,如今超過200萬難民湧入,令原本只有100萬人口的黎巴嫩一下無法應付。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都在等待離開到西方國家的機會,大人無法合法工作,小孩並非每一位都有讀書機會。不少敘利亞人所居住的市中心舊城區或貧民區,與早已商業化、帶有西方城市風貌的首都中心,形成極大差異。薩博對此的觀察在短片和同名攝影作品《One Dollar a Day》(暫譯《一天一美元》,2016)中。
而她最後作品,是只有7分鐘的《My Name is MEI SHIGENOBU》(暫譯《我是重信五月》,2018),這部影像創作關於一位「恐怖份子的女兒」——逃到黎巴嫩的日本前赤軍份子,重房信子的女兒重信五月。可惜這部作品並沒有在這次影展中上映,關於重信五月母親,這一位曾堅信「武裝鬥爭是最大的宣傳」,「世界革命將會發生」,並策劃過恐怖行動的左翼份子,對於這位旁人眼中的恐佈份子,作為女兒會如何想,而以生活、身體、攝影機親歷戰爭與衝突多年的薩博,又會如何想?此亦令人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