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形影展的國際競賽單元有別於一般選片認知，強調由「真」人（“real” people）觀點出發，強調人本精神，選片團隊除了影展工作人員和電影學者，更包含當地小企業家與影展志工。繼上一屆有334分鐘的《家園—伊拉克零年》（Homeland (Iraq Year Zero)，2015），今年國際競賽一部比一部長，包含中國導演朱聲仄的《又一年》、費德瑞克‧魏斯曼（Frederick Wiseman）的《歡迎參觀紐約市立圖書館》（EX LIBRIS -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片長超過3小時的影片就有4部，場次之間往往只有90分鐘不到的休息時間，短時間內要消化大量資訊，迎接下一部影片，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理事藤岡朝子（Fujioka Asako）也表示今年對評審來說是特別辛苦的一年。

本屆國際競賽單元的首獎「弗拉哈迪獎」（The Robert and Frances Flaherty Prize）由在台北電影節放映過的波蘭作品《信望愛之家》（Communion，2016）拿下，而敘利亞導演Alfoz Tanjour《卡其色的記憶》（A Memory in Khaki，2016）藉由卡其色的象徵──既是軍人也是學生制服的顏色──記錄五個人對敘利亞獨特的複雜情感，拿下「山形市長賞」。「優秀賞」則由拉烏爾佩克《我不是你的黑鬼》（I Am Not Your Negro，2017）與中國導演沙青《獨自存在》獲得，巴西導演João Moreira Salles的《激情時刻》（In the Intense Now）則像篇影像論文（essay film），將三段1969年的重大事件交叉剪輯，密集的旁白與影像素材反覆辯證，獲得特別賞的肯定。

已經72歲的原一男仍犀利未減，新作《日本國VS泉南石綿村》（Sennan Asbestos Disaster）記錄大阪的泉南地區歷時八年的石綿賠償訴訟，雖然長達215分鐘，影片本身卻張力十足，細膩明快地剪輯大刀闊斧地對影片進行裁切，彷彿節奏感也是武器之一。上半場訪問受害者家屬，穩紮穩打，下半場風格一轉，直接介入影片提問（看過原一男之前作品的觀眾應該會湧現熟悉感），政府一面罔顧人命、持續與患者及其家屬官司上訴，一面維持迂迴的繁文縟節，除了幾近片尾時的回馬槍：漂亮地讓日本官僚體制打了自己一巴掌，原一男更關注運動本身參與者的異質性，突顯出從片名《日本國VS泉南石綿村》中原一男所選擇站的位置。兩場映後Q&A抗爭者也來到現場，全場觀眾看得又哭又笑，順利奪下觀眾票選獎的市民賞。

本屆「亞洲新力」（New Asian Current）單元投件作品共為645 部，來自63 國家與地區，首獎「小川紳介獎」由香港導演陳梓桓《亂世備忘》（Yellowing，2016）拿下，別具意義。領獎時陳梓桓感謝所有被攝者，希望各方持續關注香港的政治情勢。優秀賞則由韓國導演Song Yun-hyeok《The Slice Room》與印度Anushka Meenakshi和Iswar Srikumar執導的《Up Down & Sideways》獲得，緬甸華僑趙德胤的《翡翠之城》和韓國鄭潤錫的《龐克海盜地獄首爾》拿下特別提及獎。

其他值得一提的競賽片，像《唐吉訶驢》（Donkeyote）會在今年金馬影展放映，故事雖小卻簡潔真摯，傾斜緊貼驢子的鏡頭魅力十足，展現導演渾然天成的視覺感。荷蘭導演伊斯特（Ester Gould）的《A Strange Love Affair with Ego》，透過四位女性折射人們在當代社會中對受到關注的渴求，但觀點的選擇與字卡運用，顯得影片在敘事策略上還有尚未解決的矛盾。《卡拉布里亞》（Calabria）則拍攝兩名瑞士殯儀館工作人員將一具屍體送回義大利卡拉布里亞，影片大半部都在車子內進行，五組鏡頭輪流剪接切換，樸素的外表下場場有戲，兩位迷死人的素人漫談，信手拈來道出瑞士二代移民的文化。

 
原一男導演（右二）與紀錄片被攝者（左一至三）出席映後。（攝影／鄭雯芳）

《Tremorings of Hope》劇照。《Tremorings of Hope》劇照。立「Cinema with Us」單元，持續關注海嘯與福島核災對居民與日本社會的影響，希望引發觀眾思考紀錄片在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雖然至今年已是第四屆，在某些地區仍有人因海嘯下落不明，災難的創傷並沒有隨著時間輕易消褪。

伊藤憲的《怪物君：吉增剛造和震災》紀錄日本當代著名詩人吉增剛造，在311後嘗試以影像及聲音創作詩作《怪物君》的過程，算是展覽的錄像作品。較具代表性則是大地震前，已在波伝谷村進行民俗學調查的年輕導演我妻和樹，畢業後拍成《在波伝谷生活的人們》（The People Living in Hadenya），記錄了尚未遭受海嘯的小村風情。新片《Tremorings of Hope》則入圍今年國際競賽單元，延續前作紀錄地震後波伝谷的人們被分散到不同的組合屋區，希望透過傳統獅子舞的祭典召喚昔日的團結力量，觀察村民對復甦的渴望和懷疑。

《在波伝谷生活的人們》以蹲點、考究的方式，捕捉了村莊各行各業旺盛的生命力與傳統人情，其實也是支持導演持續紀錄的動力之一，續作《Tremorings of Hope》投入了大量的情感，無法割捨的篇幅在整體上難免讓人覺得失衡，但當「重建」（Recovery）在日本社會每年被儀式性地提起、逐漸成為意義不明的政客語言，兩部影片橫跨了災難前後，彼此對照，展現紀錄片介入現實，改變攝者與被攝者的生命，呼應了「Cinema with Us」單元的終極意義。

《Tremorings of Hope》劇照。

繼前幾屆阿拉伯專題的關注觸及到北非，本屆將主題延伸至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觀點」（Africa Views）介紹22部2000年後的作品，描繪當代非洲的樣貌。一向重視紀錄片與政治關係的山形影展，今年也回顧了70年代至80年代巴基斯坦與黎巴嫩。導演專題方面則包括瑞士導演佛瑞迪穆勒（Fredi M.Murer）與日本導演松本俊夫，讓人飲恨的是，影展在4、5個場地同時放映，除了競賽與「透視日本」單元（Perspectives Japan），多數專題僅放映一場，今年因觀看國際競賽長片耗去不少時間，奔波之間犧牲了上述兩位導演和兩項政治專題，僅看了另一位佐藤真導演的回顧。

今年「山形與電影」單元以紀念佐藤真這位推動紀錄片的先軀作為企劃核心，帶來「山形銀幕復興！」（Yamagata Silver Screen Revival!）、「十年旅行：佐藤真，紀錄片的現在與未來」（Ten Trips Around the Sun: Sato Makoto’s Documentary Horizon Today）、座談與講座、紀錄劇場《Everett Ghost Lines Version B-Faces》，具有奠基過去、檢視現在、展望未來的意味。

我看的兩部短片：《SELF AND OTHERS》和《阿賀的記憶》（Memories of Agano），素材都是16mm拷貝。《SELF AND OTHERS》是佐藤真將36歲便英年早逝的攝影師牛腸茂雄生前留下來的攝影照片、書信以及錄音製作成53分鐘的短片，靜態的照片、生前的遺物、生活的街道、過去錄下來的聲音，散發出強烈的生命力。另一部《阿賀的記憶》從一個樹林間張起大大的白幕，放映十年前製作的《生活在阿賀》開始，慢慢帶觀眾回到十年後的阿賀，本片乃延續自1992年記錄新瀉縣阿賀地區的水俁病受害者的《生活在阿賀》（Living on the River Agano，1992）。佐藤真回到阿賀看看當年那些居民，以及依然荒蕪的稻田、無人居住的房舍。攝影機帶觀眾凝視著居室裡正在爐上燒煮的茶壺，時間像是靜止不動，而白煙緩慢上揚，畫外音是老婆婆笑嚷著不要拍她。阿賀地區的居民承受水俁病之苦，十年後是否被人們遺忘了呢？時間與空間在緩慢節奏的影格中，交錯出淡淡的宿命感。

這次另一個驚奇的收穫，即是藉著「亞洲新力特別企畫」認識了菲律賓藝術家Roque Federizon Lee（大家習慣叫他Roxlee）。喜愛畫畫的Roxlee大學時曾念過建築系，不過他很快就退學了，原因是厭倦了老是畫直線！退學後的Roxlee做過撰稿者、畫連環漫畫，僅用紙、筆以及天馬行空的幻想，便可幻化出各式多彩的作品，雖然從未在動畫產業裡工作，獨立製作及充滿活力的風格影響了年輕一代的動畫師，可以說是菲律賓獨立動畫電影的先驅。

自1989年參加山形影展起，Roxlee便與山形結下很深的淵源，幫忙影展日報畫卡通插畫、設計紀念T恤和周邊小物。本次影展除了選在離主場地不遠的舊西村寫真館作企劃覽展，還規畫了放映與表演。放映開演前，身穿咖啡色僧袍的Roxlee突然出現在會館廣場，用繩子拉著手托著槍的士兵模型在地方移動，嘴裡喃喃發出唸咒般的聲音，並拿出膠卷鞭打士兵，握著士兵的手在紙板上寫著「要電影，不要戰爭」，圍繞的觀眾被引起好奇心外，更被他天生的喜感引得哄堂大笑。

表演結束後，Roxlee拿出剪刀將膠卷剪成段，當作入場券讓觀眾象徵性的索票進場，放映作品為Roxlee的影像總集，包括動畫、劇情片、紀錄片。有些作品沒有對白也沒有字幕，主辦單位安排了辯士站在銀幕右方現場加入旁白，我尤其喜愛《Harajuku》與《The Great Smoke》，前者拍攝原宿街舞影，有著MTV的質感與強烈節奏，後者反覆利用素描的局部展現推動敘事，充滿不設限的想像力與童趣。中場休息時，Roxlee告訴觀眾如果想睡就安心睡，想回家就回家吧，他希望觀眾觀看電影是可以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 

除了電影本身，影展期間還有許多周邊活動：配合非洲觀點主題的「非洲之夜」DJ秀、回顧佐藤真的紀錄劇場《臉》等，最為人稱道是在影展期間每日晚上10點至凌晨2點，只需500日圓即可入場超過百年的老店香味庵，導演、觀眾、影迷、志工，各種身分只要是愛好紀錄片的人，都能在這裡暢談電影、享用山形的鄉土料理芋煮。影展這項傳統也許是順應了紀錄片工作者的性質，機動性強、注重獨立，無須擺架子與撐場面，大家在香味庵平起平坐互相認識串聯，常常到凌晨2點店家鳴笛後，人潮還遲遲不肯散去。

山形重視人與人的交流在志工身上也顯露無遺。演出前一天傍晚，才從手冊裡瀏覽到致敬佐藤真的劇場演出，心急之下詢問了志工是否還能買票，沒想到志工立即放下手邊工作，細心地帶我穿越街道回到正在熄燈收工的辦公室，從收好的雜物中取票給我，讓人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時也備感窩心。而居民們對影展也有相當的認同感，在參觀舊西村寫真館時，九十多歲的志工小林和彥先生，緩慢地用英文和我們聊著這間寫真館的過去，經歷過二戰、美軍駐日，如今重新開放，不禁產生產生時間和空間錯置與事件交揉的魔幻感。說到底，山形的貼心款待真有種獨特魅力，宜人的氣候和生活步調讓人容易融入小城，經過街口轉角，咖啡店外即坐著昨天映後座談的導演，上前閒聊或打打招呼都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交流，影展塑造出的氛圍似乎是在鼓勵或邀請你，只要主動向前多跨一步，就會得到更豐富、屬於自己的山形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