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貝人生》的誕生來自於監製王禮麟、李治成的提議。當初監製拿著故事的概念，詢問他有無意願執導，陳勝吉深怕自己沒有能力執導長片，一口拒絕。但監製又接著問他願不願意掛名，他才勉強答應，沒想到從此就跟這個案子再也無法分開。雖然最初不是孩子的父親，但陳導將這個案子當作親生的一樣細心呵護，直到金馬創投的肯定，他驚覺自己可以帶著它走得更遠。

由於原先的劇本概念仍有值得調整之處，陳勝吉召集了在台讀書的馬來西亞同鄉梁秀紅一起撰寫劇本。他笑說，其實一個人在馬來西亞，一個在台灣，彼此在現實生活中的交集不多，但是因為兩人都不介意自己的想法被大量刪改，所以反而形成了一種絕佳的默契。雖是遠距離工作，陳勝吉與梁秀紅感覺卻像用筆交心。一來一往，陳勝吉說「從寫的過程中，我可以得知她這個人在想什麼。」

片名之中「上分下貝」兩字組合起來，變成為了「貧」字，點破電影主旨，這樣的構想來自於監製。故事的整體架構，則仍是由陳勝吉提出。談到創作的靈感從何而來，他提出了西洋文壇如雷貫耳的大名──美國文學家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

陳導好不興奮地談起了本片的原型：「當初之所以會提這樣的故事架構，是因為看了瑞蒙．卡佛的短篇故事《一件很小、很美的事》（A Small, Good Thing）。故事在講一個小男孩在生日當天去上學，開心地跟媽媽選了一個蛋糕，下課回家途中卻被車撞了，回家後一睡不醒，醫生也說不清楚。後來折騰了很長時間，媽媽接到了一通電話，是那個蛋糕店的師傅，他說你們再不拿蛋糕，蛋糕就壞了，就不好吃了。後來小孩過世了，難過的夫婦回到家又接到電話，他們在半夜就決定去找那個師傅。進去店裡之後，師傅看著他們，問他們是不是沒吃東西，就搬了一張桌子，泡了兩杯熱可可，拿了新出爐的麵包。結果夫婦倆一吃之後，發現非常好吃，停不下來，一直吃。」

「我只覺得這是一個大環境，戲裡面每個人都有一個苦難，」陳勝吉說，「包括男主角他的朋友是做洗車的，沒有水要怎麼洗車？」他又進一步將如此殘酷的社會處境，對照《分貝人生》的理念。「我覺得每一個人在這個大環境裡面，不管你是處於哪一個層面的人，其實都有一個問題在裡面，其實無能為力。我覺得每一個人不見得都要伸張正義，只是想完成眼前想完成的事情，但是往往卻完成不了。」

若數出同樣將視角面向底層百姓處境的亞洲導演，來自菲律賓的布里蘭特．曼多薩（Brillante Mendoza）無疑是箇中代表，他去年在坎城獲獎的《私法拘留》（Ma' Rosa，2016）尤與《分貝人生》精神相通，就連片末都同樣以「品嚐美食」收尾。然而，過往在馬來西亞卻似乎不常見到如此直搗社會底層問題之作。以去年的金馬獎獲獎作《輝煌年代》（Ola Bola，2016）為例，在青元導演眼下的馬來西亞，有著多元的種族與富饒的土地，矛盾似乎都得以化解，貧中亦能作樂。

對此，陳勝吉並不認為青元導演所呈現的馬來西亞就意味著不真實，而單純認為只不過是影片的屬性不同。他進一步解釋，「青元導演的電影是很美好的，進去電影院看，真的可以暫時脫離人生，這是某部分的電影。我自己的想法則是一定接馬來西亞真實環境的地氣。11年前，我去參加蔡明亮的講座，那時候我就問了蔡明亮一個問題，我就說為什麼要一直拍孤獨？為什麼拍的東西都是一這個方式來進行。他說這是他與這個世界溝通的方式，近幾年我才忽然間理解了他為什麼會做這些東西，因為美好的東西會有美好的人去拍，就像一條路，一條很好走的路，大家都會去走，那我就自己拿一把刀子，自己去開出一條路出來。」

「我以前在台藝大唸書，畢業之後回去馬來西亞，看到了很多事情。」陳導演進一步談及了大馬政局的問題，與身為公民的無可奈何：「以大選來說，我們上一次大選，反對黨得票率是52%，執政黨得票率是48%，照理講要換，但還是執政黨繼續執政，因為我們不是看誰的票數多來看誰執政，是看選區，看誰的獲得的選區多。可是我們的選區區分是越偏遠的地方，選區越多，那些地方的市民都會投政府，可是越大的城市選區反而越少。你認真去思考，會覺得不合理。可是馬來西亞人慢慢麻木掉，就覺得這個事情見怪不怪，逆來順受。就像首相涉嫌貪污，最後也沒有辦法追究，我們沒有管道去申訴，到最後也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他們的背後勢力很鞏固。」

除了整個國家結構性的問題，在《分貝人生》的一個處理也在影展映後令觀眾特別好奇，就是為什麼劇中人遇到車禍，都不願意報警處理？其實此環節的處理，一樣是陳勝吉在對馬來西亞現狀的理解下，做出饒富深意的詮釋，他說道：「我們覺得找警察就是一個麻煩，沒事情都不會找警察。可能今天有住家被偷竊，那屋主可能就會說算了，我來加強我的防盜措施。警察的效率跟政府的效率也差不多，然後他們的薪水太低了，他們需要額外的收入（笑）。」

我在訪問之前特別向導演打招呼，怕自己的提問內容讓導演回應後，會造成他回國後在職業發展上的困擾，希望導演「量力而為」。聽到他說出「額外收入」四字，我連忙打住，只見陳勝吉豁達笑回，「這可以講，黃明志也很常講。」

「你問馬來西亞人，他們都知道的。你把我們剛才的討論串起來就知道，整個官僚、整個體制，整個馬來西亞的系統運作就是長個這個樣子，比方你開快車被抓，警察會問你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我就會說我沒有需要幫忙，拿駕照給他，他又會再問第二次有沒有需要幫忙，他其實問了你兩次就代表他要吃錢。你不給錢，他就會說你會進黑名單，不能出國等等，其實都是騙人的。」

談及官僚，導演又提了另一個例子，也是本片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景。當主角阿強前往醫院拿藥時，因為插隊而遭到兇悍的護士小姐厲聲斥責。筆者原以為這是專業演員的演出，導演卻得意地說明，此人是真正的護士。導演解釋：「我馬來語不是很好，不是很能表述我要講的東西，排戲一直排不出一個結果。後來製片組的工作人員就對她講了一句話，她說：『這是政府醫院。』那個護士突然說：『喔！那我知道了。』我們再演一次，就演出劇中這樣的感覺。因為他們為公家機關服務，通常不會有耐心服務，講話都是這個樣子。」

男主角陳澤耀在片中的表現格外出色，爆發力驚人；超級巨星與才女導演張艾嘉也大力相挺，飾演片中精神失常的母親。一談之下，原來兩位主角原先都並非導演的首選。對於陳澤耀，台灣觀眾較為陌生。問起他的背景，才知道陳澤耀並非出自正統表演體系，而是來自偶像團體。導演起初也不相信陳澤耀能勝任這個角色，是在監製堅持之下才同意讓其演出。

面對不同的訓練背景與表演能力，陳勝吉很快就找到了適當的雕琢方式——與其要演員配合角色，不如汲取更多演員自身的個性，讓演員也隱約地融入創作。陳勝吉解釋，「我覺得馬來西亞演員不像一些台灣或中國演員這麼專業，可以瞬間給你一個對的氛圍，與其寫好一個東西讓你進來，要怎麼演，倒不如讓我看看你本質有沒有符合這個角色，我會隨著角色的本質去修改這個角色，真實會比演來得好。所以前兩個禮拜陳澤耀會很不適應，他會覺得為什麼都不讀本，只是騎車到處晃，去走路，去聊對某些事情的一種看法。因為我想要讓他了解我是有什麼想法的。」

至於飾演母親的張艾嘉，在表演的指導上自然無須擔心，作為兩屆金馬獎影后，自然迎刃有餘。陳勝吉談到張艾嘉，也不諱言自己當初是極力排拒安排張艾嘉出演，倒不是質疑她在影壇的成就，而全是單純覺得應該要請馬來西亞人演出應該更為妥適。導演解釋，母親的選角當初一樣是監製的提議，他當下對此十分抗拒。但隨著第一次跟張姐的見面，疑慮就煙消雲散，在編、導、演等職位上擁有全能成就的張姐，在與導演第一次見面就直接點出了劇本的盲點，甚至直接在現場示範起她揣摩出的演法。導演見狀當場嚇到了，他說：「我覺得這個人演得太真了，她一下把我模糊的地方給化解了，我就覺得有她在一定可以克服。我之前不知道她是什麼樣的演員，張艾嘉很厲害，她每一個鏡頭都會有不同的驚喜在裡面。」 

前文提及，陳勝吉曾在台藝大就學，而當他正式投入第一次長片的攝製，除了台灣演員張艾嘉的力挺，他與台灣仍有許多延續的緣分。包括今年以本片榮獲上海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攝影的攝影師陳克勤，以及本片燈光師葉明廣，一樣也是台灣人。

談到他與台灣的關係為何如此緊密，陳勝吉感性地表達了他對這個國度的敬意，「台灣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人。《分貝人生》當初剪完的時候，一百分鐘，我請陳曉東老師看，那時候我找不到人，也沒錢，但陳老師就說要跟我聊個電話，他說他記得我，因為我畢業製作在台灣拍的時候有給他看，就這麼一面之緣。後來我就打電話給他，他就說他還記得我的畢業製作，我當下很想哭，你要想老師一年看的片子可能非常大，可是為什麼他可以記得五、六年前的片子？我覺得這就是台灣人本身很不一樣的氣質。我只是在眾多人裡面很小的過客，但是他們卻記得你，他們真的把某些事情放在心裡面，有些是很有地位的人，甚至有些是大師，但他們願意把他們腳步停下來，把在泥土裡的幼苗澆水，慢慢呵護他長大。」

從台灣取經數年之後，陳勝吉導演完成了《分貝人生》，也對台灣的上映計畫特別興奮。只是談到馬來西亞，便臉色一沉，審查雖然通過了，但髒話全遭消音，「創作本身本來就伴隨著非常多的限制。」陳勝吉只能這麼聊以自慰。

但說實話，創作確實也是如此。「首先時間就是一個限制，金錢也是一個限制，掌握人員也是一個限制，甚至你拍攝的題材也是限制，你如何在一堆限制去突破你自己本身，去突破大家對這個限制的刻板印象，突破這個環境的生態。」對此，陳勝吉在訪談的對後吐露的自己的創作初衷：「不要說『馬來西亞沒辦法』、『馬來西亞就是一個文化沙漠』什麼的話，就去做，可能有些人會看了你的片子有了不一樣的想法，發現原來馬來西亞電影可以長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