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了鮮浪潮獎項,歐文傑也獲得了進入香港華語電影工業龍頭「銀河映像」的機會,從場記開始做起,包括杜琪峰《復仇》、羅永昌《機動部隊—同袍》;後來開始寫商業類型片,有第一部銀河映像出品的愛情題材合拍片《單身男女》、《高海拔之戀II》。簽約一年半寫三部,每月有固定工資可領,相較於不穩定的接案編劇,不會有拿不到錢的風險,銀河映像也更重視劇本創作。
不過幾年的電影工業經驗也帶給他一些挫折。2008年進入產業時,正值港澳與內地簽署CEPA後開始更緊密合作,「剛入行時合拍片概念不興盛,到內地市場發展的電影人也不多,像陳可辛。杜生(杜琪峯)當時比較專注歐美市場,投資來自美國,我寫的劇本也比較針對好萊塢,比如一個外國人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然而就在那一年,美國發生了次貸風暴,資金撤了,本來準備開工的計畫也停擺。為了生存,銀河映像開始轉向合拍片,「但我們都沒做過,當時也還沒有內地編劇加入。」問題是,同樣模式無法在內地市場操作,比如不能出現槍枝暴力、搶匪歹徒最後一定要受到法律制裁,鬼怪殭屍或無厘頭喜劇等過去受香港市場歡迎的類型亦不奏效,也無法將過往套路中的洋人主角置換成內地人,迥異的價值觀、文化的掌握更需重新摸索。「我寫過愛情類型,但可能因為拿歷史人物開玩笑,送審沒有通過,被說是顛覆國家;我們不會寫,公司於是找了內地的編劇,比較『接地氣』,知道怎樣的內容可以通過審查。」
短短幾年,香港電影起了巨大變化。若要說今年歐文傑與另外兩位新導演許學文、黃偉傑執導,由銀河映像監製出品的《樹大招風》,則足足花了五年時間。「一開始簽了一年合約,當時在銀河工作,知道一個劇本至少要花一年時間,我們都覺得一年寫30分鐘的劇本是可以的。」沒想到這一磨,就過了五年,合約期滿,劇本卻還沒完成。為了生計,歐文傑還跑去補習班教小學生中文,「一星期三天,每次上四小時的課,就跟我當編劇的薪水差不多。」
《樹大招風》的三個導演各自獨立,加上三人之間並不熟,都是分別與監製游乃海討論。為了讓三段故事不重複,又能統合成完整長片,往返討論修改消磨大量光陰,比如任賢齊飾演的葉國歡帶了眼鏡,其他人就不能用,每個人的犯罪動機亦不能相同。銀河映像要求極高,並不會因為他們是新導演就降低水平。歐文傑笑說:「有時候就會想,為什麼我不能寫這個啊?但已經開始就不能回頭了,感覺就像案子一定要破。後面幾年有很深的挫敗感,但只能繼續嘗試摸索。」杜琪峯也常對他們說:「搞不好就不要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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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樹大招風》被評論譽為近年最好的銀河電影,其中歐文傑執導葉國歡一角。
(華映娛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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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就要搞好。打磨多年的精準劇本與分鏡,透過專業的美術與剪輯,統一了全片節奏,讓《樹大招風》雖是一部融合三位新導演的實驗,卻可能是今年最好的香港電影。因熱愛香港電影而搬到香港居住的超級美國影癡Sean Tierney評價《樹大招風》說:「你要是看看它,就知道香港電影並沒有死去。」
在專業分工體系中,歐文傑一方面學到杜琪峯的創作成熟度,一方面也看到工業的限制。「在片廠我的經驗是最少的,拍大場面時有一種小孩開大車的感覺,也要聽動作、美術、攝影指導的專業意見,壓力很大,但學到很多。缺點是大家感覺少些熱情,很注重收工的時間,不同於跟同學拍片,覺得什麼都有可能。」
對歐文傑而言,知道了電影工業的方法後,他更想實踐自己的視野與想法。2012年寫完杜琪峯的合拍片《毒戰》劇本送審稿後,歐文傑便離開了銀河映像。「印象很深刻是有次放映《聖誕禮物》後,一個女人抓住我的手說,你可以繼續拍這樣的影片嗎?這些年銀河的經驗讓我愈離愈遠,但我一直記得有些觀眾想看這樣的故事,可是這樣的片子好像賺不到錢。」話畢,歐文傑大笑了起來,像在自嘲。
然而今年以50萬港幣成本獲得660萬票房的《十年》,確實讓他看到其他可能性。「兩部電影同時上映,關注都很高,但意義很不同。是技術重要?還是idea 重要?對我衝擊很大。」《十年》從一開始沒人理會,到如一枚引信般引爆熱議;從一家戲院擴張到六家,為期八週極高滿座率與評論聲浪,最後卻在政治壓力下被迫下片,轉入社區放映。歐文傑說,「獨立電影僅有的生存空間被壓榨,是很大的危機。幸運的是,死路可能會帶出另一條生路,4月1日的戶外同步放映有幾千人同時觀看,群眾的參與形成非常美麗的風景,對我們來說更加重要。」
《十年》的得獎,除了政治上的喧騰,另一重要意義亦是讓香港獨立電影導演的思考及處境被看見。〈浮瓜〉導演郭臻是1985年生,同樣畢業於香港影藝學院,是歐文傑的學弟,也擔任《聖誕禮物》場記。郭臻說,「獨立電影圈非常熱情,〈浮瓜〉有八成工作人員沒薪水,但他們還是來幫忙,因為覺得題材有趣,否則以10萬港幣的預算根本不可能完成。」他說,香港有很多優秀的獨立紀錄片、短片,但觀眾消費方式很單一,戲院體系以外的映演空間也很少,獨立影人很難發聲。
〈冬蟬〉導演、1991年生的黃飛鵬是五人中年紀最小的,平常就常參與社會運動,也熟悉社區組織生態,「很多人說《十年》用很低的預算拍得很好,但我覺得很不健康,因為都是拜託朋友無酬付出,能拍完可以說是奇蹟吧!但電影不能依賴這種奇蹟,獨立電影沒有渠道接觸觀眾,很多導演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可能比我們更好,《十年》只是比較幸運。」黃飛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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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年》導演,左起黃飛鵬、郭臻、伍嘉良、周冠威、歐文傑。
(攝/曾芷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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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在內地成為敏感詞,許多人問他們,會不會更難找資金?會不會擔心有危險?
〈自焚者〉直接提及基本法23條與港獨,導演周冠威談到未來計畫時說,「以前覺得愛情、政治都想拍,但面對香港困局,現在拍政治題材的慾望有提高,下一部電影預計拍攝香港警察。」周冠威說,這是第一次拍政治題材,卻引來很大迴響,他雖然不想被貼標籤,但認為政治化無可逃避,「以前我們有選擇,現在不得不變得高度政治化,可以說是一種悲哀吧。」
歐文傑則說,「得獎之後,很多人告訴我接下來的路會很難走,也有內地投資方知道我拍過《十年》後,說要重新考慮。」但是危機也是轉機,「我剛完成一部新的低預算短片,故事是關於一個社區攤販,有很多志工願意幫忙。」
從工業回到獨立製作,從光鮮亮麗的幻夢回到狹小社區日常生活,這樣的選擇是正確的嗎?歐文傑來回掙扎了近十年,應該慢慢確信,持續拍攝香港的人與故事,這樣的道路更適合自己吧?「如果不是做這個,我不知道電影的意義是什麼。我接觸過比較商業的,知道如何跟別人溝通或讓更多人看到,但我最想拍的還是自己有感覺的人事。」歐文傑說,很多事情都是機緣,香港還是有很多有心人,比如《五個小孩的校長》是由慈善團體、基金會出資。對他來說,還是有可能在夾縫中生存。「不要問太多之後的事情,問太多也不一定會成功。就像《十年》,即使沒有spotlight,這件事情本身還是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