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響指涉事件後續的回聲與擴延,積極面在於日常生活的創噪與故事再敘說,四段錄像〈陪伴散記〉、〈種樹的人〉、〈被懸置的房間〉、〈之後與之前〉分別選擇張芳綺、院民、陸配、刑務所政治犯幽靈作為切入點,您怎麼思考這幾個軸線和現場的關係?
陳界仁:現場有很多意思,運動的現場是那一刻的能量爆發,聚集的節點。現場也非常複雜,主敘事之外還有次要、周邊的人,運動的急迫性之外有很多子問題。現場的意義會一直改變,1927年也是一個現場,當日本畫設計圖、決定要蓋這座療養院時,就已經註定了後面的事。包括美援時期的DDS藥物造成大量院民自殺(註3),所有事情都相互關連,現場不僅是多層次的、也是一直在流變的。那麼,現場到底在哪裡?當運動進入瓶頸、低潮,還有什麼可能性?如果藝術還有點用,這就是所謂想像力、創作該去做的。
現代性發展不是絕對負面,當然療養院、監獄代表較負面的一環,但運動除了保衛樂生、反發展主義,能不能在正反合的辯證邏輯之外開出其他的想像(我稱之為「非合」),作為未來的參照?樂生運動自然會走向反發展主義,但發展主義與居民的發展慾望沒有不對,只是被利用了。我們把捷運跟捷運局長綁在一起,那是政客幹的事,但很容易讓運動陷入為了保衛樂生而「反對發展」的邏輯裡。現在隔了這麼久,樂生運動可以帶給我們什麼?如果不是反發展,發展還有幾種模型和可能?
做《幸福大廈I》時,有天晚上我跟芳綺在樂生(註4),我問她,強制驅離發生時妳在哪裡?當時她既在抗爭現場,又在屋內陪院民一起看電視轉播,從頭到尾沒有出來,而強拆就發生在他們前面,只有一牆之隔。那棟屋子沒有被拆,前面是捷運工地圍牆,再前面就是陷下去的坡坎。我們站在坡坎邊,主要抗爭的現場已經消失,變成一個巨大的洞,而她待著的屋子還在。如果晚上站在那裡,你會看到施工中的工人、夜間的燈、工寮宿舍,你會知道那是一個臨時狀態,完工後就會消失,像一塊畫布不斷在上面塗抹,地貌一直變化,連指認都無法。這麼多人參與過樂生,但所有痕跡如今幾乎都不見了。
芳綺18歲開始參與樂生保留運動,至今8年,她常常說她在做檔案,所謂檔案是一大疊奇怪的廢紙、報紙,亂七八糟寫著陪伴院民的感想,畫了很多素描,沒有時間順序,閱讀時方向必須轉來轉去,紙張翻過來背面還有字,有時候又突然抄一段哲學家的話。我讀不懂,問她,她看一看說:「幹!我也看不懂。」2008年強拆過後人漸漸變少,只有一些樂青還留著,芳綺在樂生混了6年,常被人笑說什麼也沒生產出來。我會想,那一大疊檔案意味著什麼?
這裡面有趣的地方是,她在運動裡面根本不重要,她不是可以參與討論的人。她跑去陪伴院民,且挑了不是自救會的人。陪伴半年多,檔案裡寫了很多瑣碎的事,院民過逝前後反而沒有紀錄,隔了很久才又開始寫那奇怪的檔案。如果可以出版,我認為是種鼓勵,因為我們太怕去談論主敘事之外的各種面向。
運動主敘事、院民口述史、論文或紀錄影像基本上都在一個範圍內,沒有進入口述史的人永遠無法被敘說。很多樂青都是在大學、研究所時被運動啟蒙,也第一次看到運動裡的複雜性,他們怎麼述說自己糾纏的個人經驗?我將張芳綺的內心獨白、記憶拼圖稱為「感性檔案」,可以折射出一代人對運動的各種想像。我選擇芳綺,因為那是最政治不正確的。她從頭到尾都沒有加入樂青,但這件事確實影響了她的一生。她陪伴外省老伯伯,但鄉音很重,兩人其實不太能溝通。運動中很多東西會快速進入一種政治正確的談法,她的檔案整理確實想接上一些東西,但不知道怎麼接,恰恰因為這樣,會長出一些異質的東西。
院民種樹也很有意思,800多棵樹保護了這些人、這個院區80年,有很積極的意義,也是另一種發展,只是與附近居民的發展不同,是兩種想像的鬥爭。種樹這件事意義蠻複雜的,因為被限制行動,他們也許因為無聊,或只是長官要他們種;總之,他們種了800多棵樹,無心插柳柳成蔭,每棵都長得很大,樹可以水土保持,但也是另一種生命發展。
我們找富子姊去山上唱歌,講她自己的故事。她錄完一首,我原本覺得不錯,想說再多拍一個take,結果第二次唱得完全不同,因為她看見工地和停車場,想到家以前就在那裡。我聽不懂歌詞,她也忘記自己唱了什麼,完全是即興。只有聲音,沒有文字,我覺得這樣反而不錯,語言此時變得僵硬。我們真正要說的話,語言已經不足以表達。那瞬間我知道這才是對的,富子姊做了一件當代藝術作品。富子姊上山那場戲是在天微亮、黃昏的時候,或者花很多時間等待陰天,攝影師拿著攝影機從側面跟著她跑步,前面有個人擋著防止她飆車。這些其實我都不應該講的……。
拍攝陸配,是因為我原想拍院裡的外籍看護,但涉及隱私沒辦法拍。過去拍《帝國邊界》時,認識很多在臨終病房的陸籍看護,她們都經歷過文革。影片中她們唱的是《白毛女》(註5),說的是地主壓迫農民、強佔民女的故事。女孩青梅竹馬的愛人後來跑去當解放軍,她後來跑到山洞裡,解放軍回來後她出現了,卻長了滿頭白髮。這在當時解放區裡很激勵人心,農奴看得很激動。有個陸配就住在樂生附近,卻從來不知道有這樣一場運動,反過來我們也不太了解她們身上有另一場運動。文革時,她小學六年級,父親被抓,她被選為宣傳隊隊長,每天唱歌跳舞,因此她心裡有另一場運動。所以,路人甲也是一種現場,如果你聽得懂這首歌,就可以把兩種革命的意義連起來。這場戲從清晨拍到晚上,沒排練就直接來,我們租了公寓把牆漆黑。她們前一晚在醫院徹夜工作,卻說不會累,因為唱著這些歌,她們好像又都回到了青春期。
許多陸配嫁來台灣,都是嫁給老芋頭,有的在大陸結過婚,國營企業私有化後成為下崗工人,後來因緣際會嫁來台灣。戒嚴時代,台灣士官不能結婚,後來才讓他們結婚,但他們也不可能取台灣女孩,因此大多娶失婚的陸籍女子。現在很多陸配聚集在榮民之家,因為經歷文革,習慣自我組織,也沒有其他社運團體聲援他們。他們自己發展出好多組織政黨,有另一個狀態,陸配也有很多不同類型,就像痲瘋病患者一樣,身份很複雜。主敘事之外的故事根本談不完,但拍影片沒辦法談這些,寫小說可能比較有趣。
2008年雙年展找我做關於樂生的作品,我沒答應,運動的時候做作品很怪,也幫不上忙。當這些事都過去,因為張芳綺的關係,才有個點接上。我常講殘響這個詞,但站在樂生前的洞,你若拿麥克風收音,會聽到山谷般嘩嘩嘩的回音,那感覺蠻怪的,有點科幻。
〈之後與之前〉從華光台北刑務所走到樂生,整個過程都是殖民現代性,但無論橫或縱的歷史,裡面都有大量的空缺。我們永遠不可能搞清楚這些事,歷史永遠大於任何個人或藝術品,我們能做的只是開啟旁邊的空間場域。
此作也回到原址在納骨塔旁放映,您希望這個行為如何開啟場域,與當下現實中的人產生關聯?
陳界仁:就是把曾經參與過或不認識的人聚集起來,繼續發酵。我理想中是四個銀幕架在工地四週,但做不到。
說到影像與當下,我們真的在垃圾堆撿到壞掉的幻燈片,裡面是70年代癩病防治的幻燈片,很髒,有些藥膜壞掉,不也是另一種病毒?有張幻燈片,畫面是個二十出頭、很漂亮的女生,剛發病,手上出現一些傷疤,一群人圍著研究,女生看起來心情很不好。漢生病會神經痛,我們從心理到生理都無法想像。看到那張幻燈片,我非常難過,你可以想像這張照片之後就是她不斷地崩塌,你會想像富子姊年輕健康時是什麼模樣?已經看不到了。我原本想在展場放這些幻燈片,但我沒有用,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資格用。
我想我們都有責任,在脫開運動後再進行敘事,就是日常生活中運動的延續。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為了解決法國68學運的問題,花十年在各地蒐集工人檔案,感性分享的理論也由這些新聞檔案而來。就像沙裡淘金,最積極的意義是它對參與者的影響,很多年輕人一開始帶著素樸的人道主義進入樂生,但裡面有殘酷的鬥爭、不堪的疾病,運動的複雜衝擊對他們的影響是什麼?故事是要自己去創造,無所謂真實虛構,當這些心情用文字或其他形式書寫出來,就留下愈多可能性,替後面的人創造更多反省的機會,或偶然撞出其他想像。
樂生如果只變成一個博物館,檔案被收到國家,那麼樂生運動還是被主旋律化。政策對錯與否留給學者去爭辯吧,最積極的意義,是它對參與者的影響。檔案的目的是治理性;但民間檔案、在野知識恰恰可以藏很多東西,不知道會折射出什麼。就像芳綺的感性檔案,裡面的感情是非常真實的,她莫名其妙進入樂生這個場域,對生命有很多困惑,但她哪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很多對話、生命思考,裡面可能閃現一句話讓你產生想像,人生中有很多偶然性撞來撞去,如果從中讀到一句有意思的話也就夠了。這才是藝術的意義和貢獻,我覺得芳綺才是當代藝術家。
對我來說,影像就是能動性。我這麼業餘,敘事又不清,故事又不好看,到底在拍什麼?但畢竟也混到現在,這不就是能動性的最好說明嗎?所以我不在意作者論、主流非主流之類的問題。若問我為何用影像,是因為我常常看到畫面,比如草叢中兩扇被丟棄的門,中間穿過去有根柱子,從那裡看出去可以看到納骨塔。我拍的每個景,都會在那裡待很久或走很多遍,每次走到那邊我都覺得好像有個東西,有一天突然看到一個畫面,拍的時候我就把兩扇門拉起來固定。我沒有超能力,唯一的能力就是莫名其妙看到一些東西,然後拍出來,沒看到之前我都不會去做。已知的不需要我們做,影像中有一些莫名的不知何物,這才是我要拍的。藝術的作用就是可以喚起各種想像,有時沒什麼頭緒,有也是之後再整理。美學的原意是感性表達的基礎,而反美學真正的意義在於敘事永遠不夠,那裡面會有另外的動能。
回到放映現場的問題,現場之所以好看,不是因為那種人類學式的、倫理意義上的要回到現場放給拍攝對象看。我原始的設想都是如何在現場放片,觀眾看到的只是片段,每個人說出的內容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性,我理想中的就是隨便看看,自由遊走,東晃西晃,拼湊出一部自己的蒙太奇。
所以我永遠都在拍過場戲,沒有三幕劇矛盾、衝突、解決,只是從一個場景過場到另一個。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說「人生就是一個長鏡頭」,其實人生也是一個複雜的蒙太奇,我們不知道走出去接下來會碰到誰、談什麼,或是樓下現在正發生什麼事。我們不也都在過場嗎?我對很多電影只記得片段,但只要裡面說不出為什麼的十分鐘對我有啟發就夠了。語言耗盡之時,就是藝術存在的地方。
編者註:
1 關於紀錄片《蔣渭水—台灣大眾葬葬儀》與辯士盧丙丁,感謝陳界仁老師提供演講稿整理文字予筆者參考。圖片由陳界仁提供,放映現場照片由陳又維攝影。而關於蔣渭水的「大眾葬」,乃蔣渭水個人的庶民體制大型葬禮,盛況空前,1931年8月23日由永樂座開始繞行,中央有蔣渭水先生遺像,兩旁有「精神不死」、「遺訓猶在」、「大眾干城」、「解放鬥將」標語,武裝警察嚴加戒備,其所凝聚的強大能量「嚇破活總督」。(來源:Wikipedia)
2 《殘響世界》由四頻道錄像組成,分別為:《之後與之前》、《陪伴散記》、《種樹的人》、《被懸置的房間》。
3 DDS為戴普松(Dapsone)的英文簡稱,1950年代經農復會引進,因不知如何使用劑量,院民被當成實驗品,過量導致嚴重痲瘋反應及貧血,副作用包括紅血球破壞、血管爆裂、神經痛加劇等,造成院民不堪疼痛折磨大量自殺。
4 張芳綺為《陪伴散記》中的主角,也是《幸福大廈I》中整理漢生病患亡者名冊者一角。
5 在《被懸置的房間》中,陸配所唱的是1940年代抗日戰爭末期,中國共產黨於解放區製作的文藝電影《白毛女》中的歌曲〈北風吹〉。
(本文節錄版本同步刊登於《今藝術》雜誌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