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北市影展以「自由之窗」為主題，精神承襲去年「世界之花」的概念，以關注多元文化為影展的核心，強調電影是世界之窗，但在宣傳文案上較少著墨於自由兩字，可否請您解釋「自由」在本屆影展主題中扮演的角色。
鴻鴻（以下簡稱鴻）： 去年的「世界之花」開宗明義地訴諸多元性的概念，而我們所謂的「多元性」所對照的不只是好萊塢商業片，同時也是相對於國內獨立片商、大型影展所引進的影片。目前國內各單位引進獨立製片的內容還是偏向「主流」的歐美文化，因而我們會看到很多法國、德國、西班牙或是日本韓國的影片。
而新北市影展的「多元」指的就是這些主流之外的聲音。因此我故意不選主流國家的影片，而去選其他冷僻的國家和冷僻的文化，例如我從去年開始就盡量多選東南亞的片子，而當金馬和北影這兩年放的東南亞電影也越來越多，那我就更去選東南亞裡面的另類。所以當大家放印度片時都挑好賣的寶萊塢片，我就偏偏選了一個印度的紀錄片《計程司機的愛情》（When Hari Got Married ），或是聚焦尼泊爾、柬埔寨這些大家不知道他們有電影的國家。我認為我們要透過電影去面對東南亞的現況，去年我們做趙德胤的回顧單元也是有這樣的用意；而我們這樣做也才不會辜負新北市有這麼多的新移民，雖然他們也不見的看的到這些影片，但讓一般觀眾能了解東南亞的文化，對整個社會的平等也好、包容也好，都是有幫助的。
至於「自由之窗」，這四個字應該一起看，它對我來講是一個詩意的概念，我常說電影就像一個窗戶，它讓你看到外面的世界，大家只要看過《後窗》就知道；同時，電影對我來說也好像是火車車廂的窗戶，火車一直走，你就會一直看到窗外的許多景象，但是當火車進入隧道或是天黑之後，外面一片漆黑時，你便會從窗戶上看到自己，所以我希望「自由之窗」可以傳達這個概念，你可以從電影看出去，但當電影結束時，你可以看到自己。
去年您以新北市影展策展人的身分接受《放映週報》訪問時，曾說過您把新北市電影節定位於綜合性影展和主題影展之間，今年是您第二度擔任策展人，請問今年對於本影展的定位是否有更多的想像？怎麼和大台北地區的諸多影展做出區隔？
鴻： 關於影展的定位，如果一個影展的性格確定了，他不見得需要主題，像是金馬影展每年並沒有主題，台北電影節有主題，但這主題並不重要。雖然新北市電影節的選片訴求是多元，但是影展資源其實並不夠，我們每年連短片加起來不過七、八十部片子，這數字大概是台北市電影節的一半，金馬影展的三分之一，所以我們很難多元過這些大影展，雖然身為新北市唯一的影展，新北市也有讓它成為綜合性影展的企圖，但硬要去做其實是做不出來的，畢竟我們想搶大師名作，也搶不過大影展。但跟大影展相比──大型影展為了大眾化，什麼片子都得選，尤其金馬影展每一屆都要放兩百部，很難有方向感──新北市影展的片單規模更有助於把影展的方向感做出來。
因而，我覺的為新北市影展可以定出一個主題，在去年的影展，我就提出了幾個方向，第一個是「多元文化」，新北市有許多新移民、移工，還有學生，這區域內又有城有鄉，使得新北市本身的性格本來就是比較混雜的地域，同時，它也是一個在發展過程之中前後落差比較大的地方，所以這個影展應該關注到這個地方文化的多元性。另一個方向則著重在現實議題，我們有兩座核電廠都蓋在新北市、都更計畫也引發諸如江翠國中護樹事件 的問題，其實我們每天都在面對這些現實的議題，我希望新北市影展能夠凸顯電影在社會實踐的面向。
這樣的影展定位讓我想到巴黎市內兩個電影資料館的分工。巴黎市內有一個國立的「Cinémathèque」（法國電影資料館），它都從美學、影史的概念去做很多專題回顧，另外一個典藏機構是巴黎市政府成立的電影資料館「Videothèque」（後來改名為影像博物館）它裡面收的東西就雜多了，除了電影也收錄電視節目、廣告片、短片……各種影像資料都有。它也像Cinémathèque一樣定期策畫許多專題展，但是策展的方向就很有趣，它不從美學觀點出發，而是從社會性、議題性、還有和市民生活相關的觀點切入，我就參加過其中一屆主題就叫做「主與僕」的主題展，裡面放了《唐‧吉柯德》，甚至連《勞萊與哈台》都放進來。特別的是，它放映的片子並不僅限於電影，或是所謂的「好電影」，它有時連電視片也可以放，同時，因著電影這種反映社會的本質，你就可以在一個主題下面看到很多面向。
因為有Videothèque的模式做為參考，我覺得新北市電影節可以透過這種方向和北影跟金馬拉出一些距離，再加上我們也跟光點合作，而王派彰幫光點的國民戲院做影展的概念也很好，他不只放電影，連舞台劇錄影，音樂紀錄片都可以放，而且國民戲院的做法進而影響北影和金馬去拓寬它們的選片標準，也跟著開始放映音樂紀錄片和其他不那麼純粹的電影，我覺得這樣做對台灣的電影環境有好處，所以我也用了這樣的概念。例如，今年我們選了一部將近六小時的《完全演劇手冊》，我覺得這大概是所有影展都不會要的，但是這個東西這麼有趣，而且國內也有一定的劇場從業人員，他們一定會感興趣，如果我不放，那這部影片就沒有機會進到台灣，也沒有機會被看到了，所以這樣的目標就決定了我的策展方向。
除了選應來自非主流文化的電影之外，你一向不刻意選新片的模式，也成了新北市電影節的特色之一。
鴻： 對我來說，沒有在台灣放過的片子就是新片。像辛特沙林姆（Hinter Saleem）的《公里歸零》就是2005發行的片子，但是這部故事精采的影片居然不曾在台灣放過，加上沙林姆其實曾以前作《檸檬伏特加》參加過台灣的影展，因而《公里歸零》在台灣大銀幕上的缺席更是令我感到訝異。而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是因為台灣大型影展的選片人都很強調選新片，影片只要發行超過兩年就不會再選，因而也許有部好片沒被前一個選片人選到，而等你上任之後，你再喜歡這個片子你也會不選，那大家不就永遠都看不到了。再加上我喜歡的片子也極少發行DVD，所以更難在台灣被看到，因而只要沒在台灣上映的對我來說就是新片，只要他跟這主題相關就可以選進來。
譬如波羅的海的導演巴塔斯（Sharunas Bartas）的作品是我在法國很常看到的片子，當時我對波羅的海地區的情形不太清楚，但巴塔斯在歐洲一直被當作塔可夫斯基（ Andrei Arsenyevich Tarkovsky）的傳人在討論，只是因為他始終沒有得到在重要影展得獎，所以他一直被台灣的影展忽略，這凸顯出以往大影展的這樣的選片模式有滿大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影展選片人基本上都是去大影展選片，而一些非常好的影片若因為沒有參加影展，或只參加地方性的小影展，台灣的觀眾就永遠都看不到；而去影展挑片是一種機緣，或是宣傳策略，跟片子好壞沒有絕對的關聯。所以我在選片時，就希望可以在大影展之外找到其他方式接觸更多片子，也因此，對我來說只要拷貝還能看，還找的到片子，他就是新片。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我的選片範圍擴大到過去七、八年的片子，我的選擇就大很多，我選片的質也會跟著高很多，因為我的影片額度就只有這麼多，我一定要珍惜，只要我覺的有一點普通的影片就不會選。大影展就沒有辦法，他一定要選進一些還可以的影片，但你看了也會覺得它跟其他的片子沒有什麼不同，你也不會質疑這個影展為什麼選這樣的片子──因為它們都拍得還不錯，很會講故事，但就沒有什麼特色──這種片子其實很多，但是一般觀眾在影展中看了五部十部電影，有一半是這樣的片子，他在影展的收穫就被稀釋了，我不希望在新北市電影節中給觀眾這樣的經驗，在這個影展裡，不管觀眾喜不喜歡他看到的片子，這些影片都有它一定的份量、特殊性。
可否請您跟我們談談這次的開幕片《正面迎擊》，您是如何接觸到這部紀錄片，而它又有何獨特之處使之獲選為這次影展的開幕片呢？
鴻： 其實新北市到今年年初都還有辦紀錄片影展，但是後來文化局覺得他們做不過來，所以就希望之後紀錄片影展和新北市電影節能後合併舉辦，他們就跟我說可以多選一些紀錄片。那這正合我意，因為往年我選片都會覺得我選了太多的紀錄片，因為我覺得紀錄片通常比劇情片好看（笑）。
當我現在可以名正言順的選紀錄片，我就想找一部台灣的紀錄片做為開幕片。而和去年的開幕安排不同的是，我們今年只挑了一部開幕片，去年我們參照了其他影展的規畫做了雙開幕，但因為放映的場地較遠，而且看完兩部開幕片之後已經快要12點了，後來覺得並沒有必要如此，所以就決定只要安排單開幕片即可。
做了這個決定之後，我就開始搜尋台灣的各個紀錄片工作者最近的拍片進度。之前我們有兩個正在進行的紀錄片在做權衡，剛好其中一部片的進度延後，而鍾權的進度剛剛好可以配合影展時程，加上我滿喜歡鍾權導演，覺得他是很有膽識的人，所以就選了《正面迎擊》。
而我看了初剪之後，更是覺得這是一個讓人過目難忘的獨特題材。不只是因為他拍摔角，小時候我爸喜歡看摔角，但我對這個暴力的運動一點好感也沒有，但我看完這部片之後完全改觀，發現那是一個我從未想像過的世界，而台灣的確也有一些人努力經營這個東西。其實鍾權原本也對摔角毫無接觸，但因為他想探討運動中「真假」的主題，他接觸到這個題材之後便整個人鑽進去拍，我覺得滿了不起的。
而且這部片子另一個適合做為開幕片的特質是，它看起來像勵志片，這樣的質地正好讓不管任何人、市議員來看都不會覺得看不懂，所以我覺得它很適合。但是他和《不老騎士》、《志氣》這般的勵志片之間也有非常大的差別，這中間的差異就是因為鍾權這位藝術家的獨特觀點所造成的，我覺得很好。
閉幕片《印象雷諾瓦》（Renoir ）在很多性質上都和開幕片《正面迎擊》形成完全相反的有趣對比，可否請你談談這部片獲選的原因？
鴻： 對我來講，這也是時機巧合，講到開閉幕片，我覺得可以順便談一下影展中的片商片。其實這次的開閉幕片都是片商片，而在台灣的影展，選片商片都有一種互相拉抬的考慮，大家都覺得獨立片商辛苦經營，促成了台灣電影的多元風貌，所以的確應該互相幫忙。但因為我的選片額度很少，所以我極力避免選片商片，因而就連我們原本想選阿薩亞斯、阿巴斯的作品，一發現有片商進了，我就不邀了，因為片商他們有能力讓觀眾看到這些片，但其中也有例外，例如《金夏沙的孩子》（Kinshasa Kids ）是關於非洲小孩的片子，影片內容非常獨特，就算是片商獨立經營也不見得做得起來，這我就認為如果可以互相幫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我就會幫忙。
閉幕片《印象雷諾瓦》我覺得它商業的起來，因為台灣最近有雷諾瓦展（笑），加上大部分的人講到西方藝術想到的一定就是印象派，而大家最喜歡的可能就是莫內跟雷諾瓦，所以它有一定的大眾性，作為閉幕片也符合了它的票房考量。但是他獲選的原因不只如此，我在看了片子之後非常喜歡，因為它不只是關於繪畫史，也和電影史有關，而且它完全根據真人實事改編，因為這一點，讓它雖然是劇情片，卻也帶著很濃厚著紀錄片特質，同時它討論藝術和人生的觀點討論的非常深入，我覺得即使它的呈現方式主流一點也無不可，作為這個影展的閉幕片其實不錯。
「導演專題」是這本屆影展新設立的單元，而這次專題所介紹的法國導演是侯貝‧葛地基揚（Robert Guédiguian），可否請您談談葛地基揚為何能夠獲選成為這個單元第一位介紹的導演？
鴻： 我本來不想做導演專題，但是我發現台灣不太有人認識這個導演，而影展也不太邀他過去的片子，只有邀過他的第一部《愛情不罷工》，但那也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我覺得有點離譜，葛地基揚在我心目中雖然稱不上大師，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非常本土的導演，他住在馬賽拍了二、三十年的電影，而且不管拍的是藝術片還是驚悚片，每一部片都跟馬賽有關，而且它拍的還不是馬賽的大港，而是旁邊的一個小港口，所以我更覺得他非常了不起。
在去年之前，我對這個導演原本也不太熟悉，只看過他的《愛情不罷工》（Marius and Jeannette ，1997），但我在不知道台灣片商有引進的情形下到國外買了DVD看了去年的《法外見真情》（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2012），發現這個導演怎麼這麼厲害，上網一查發現他過去原來拍了這麼多的片子。進一步認識之後，發現他的創作特色非常明顯：他永遠都跟同一班底合作、永遠關心勞工議題、但他片子的類型很多元，有喜劇片、驚悚片、也有社會寫實片之類的，我就買了他的DVD，一看之下發現這是一位非常值得介紹的導演，加上我今年本來就想做勞工議題，大家講到勞工議題的國外導演一定會想到肯洛區（Ken Loach），但是葛地基揚這方面的成就完全可以跟肯洛區平起平坐，所以我就決定來做這個導演的專題。
其實以新北市電影節的選片方向來看，我不可能去做法國導演的專題，因為法國是個主流的國家，但是因為葛地基揚拍的也是法國的邊陲，他關心的議題又是這麼的現實，更了不起的是他真的很會講故事，他每部片我看完都會非常感動，再加上他個人多元族群的背景，他的父親是亞美尼亞裔移民，所以我特別挑了《亞美尼亞行路遙》（Un Voyage en Arménie ），亞美尼亞人在一戰之後大舉流亡到世界各地的那段歷史其實非常精采，我們可以慢慢透過許多相關背景導演的作品把這個民族的命運慢慢拼湊起來，而葛地基揚可以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塊拼圖。
VIDEO 《亞美尼亞行路遙》電影預告
但您一開始說您不太想做導演專題？
鴻： 因為導演專題就是以這個導演的個人美學風格、藝術性為指標－－作者論嘛！但我不是那麼想作者論，我想主題論，而葛地基揚他一輩子都只拍一個主題，所以他就順理成章的成為適合人選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葛地基揚個人背景與作品屬性和新北市電影節十分相似。
鴻： 對，而且我非常希望台灣能出現這樣的導演，不要去搞合拍片，你就駐紮在這裡好好拍你的故事，只要你有觀點，持續關心這個社會的改變，你的故事永遠拍不完。如果再過十年有個專門拍高雄的導演、專門拍台南的導演、專門拍桃園的導演，這是台灣電影該走的方向。目前台灣電影還是一直想著大眾、大眾，但是在他們的想像裡，這個大眾就變成沒有性格的大眾，但在我的概念中，大眾永遠就是很多分眾的組合，集合起來就是大眾。
那麼導演專題是否有變成常態專題的可能？
我已經有持續想做的導演，它可以是一個固定的專題，但真的要找到足夠有趣的導演。
請你談一談規劃新單元「獨立的風──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源起。
鴻： 因為新北市影展注重的是多元，所以我刻意選了很多冷僻的國家和冷僻的文化，但我的著眼點並不是獵奇地去看他跟我們多不一樣，而是去看他和我們多麼類似。
台灣本身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她又像已開發國家，但是又有一大堆未開發國家的「狀況」，城鄉差距也很大；同時，你說這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這個政府又有很多強硬的作為讓她看起來很像極權國家，很多台灣現象看起來都是十分有趣的。我這次特別規劃「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專題其實跟這樣的觀察很有關，波羅的海的三個國家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獨立了大概20年，他們本土化、政治民主化的歷程、以及經濟上從失去大國後盾的挫折再爬起的過程真的跟台灣好像。我去年去了波羅的海旅行，發覺這些國家真的超有趣的，因而有了把這些議題和文化透過電影給引進台灣的想法。
其實這個決定也和台北電影節有關。北影現在想打破以往以城市為主的策展模式，我一直都有擔任北影的諮詢委員，而我本來覺得以這個模式策展，再做50年都做不完。但北影認為做一個城市就要有一定的規格，要有整個豐厚的電影史，但有的城市可能沒有那麼淵遠的歷史，有的就算有的城市有足夠的片量，卻無法吸引到觀眾，它們就會覺得這樣的模式有點做不下去。因此我便想把這樣的概念拿過來，試著在這一屆新北市電影節做做看，介紹一些非常小、大家不熟悉的國家，如果這個主題做得起來，我以後就可以再繼續開拓這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主題。
但是我的作法會有點不一樣，例如這次的單元只有10部片，以三個國家的主題而言，片量真的非常少，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以前從沒有和這三個國家接洽電影的管道，中間尋找聯絡方式就有很大的困難，另一方面我也怕片量太多了大家也不會來看，所以就將選片的方向更集中一點，挑一些彼此差異性非常大的影片，算是一個嘗試，而我更希望電影是一個橋樑，將一個議題帶起來讓大家更關注這些國家的命運，以及他和我們之間的連結。所以我覺得以這樣的目的來看的話，10部片應該夠了。
而透過播放影片帶起觀眾對特定議題的關注正是主題影展的重要目的。
鴻： 沒錯。我以前有時會跟金馬和北影說你們的片子太多了，他們有些片子非常好，但是只放個兩場三場，大家看過就算了，也因為片量很多，所以大家看的時候沒有交集，你很難看到身邊的朋友跟你看同樣的片子，也因而大家看完了卻沒有討論，十分可惜。雖然不能說這樣電影就白放了，但當你沒有建立相關論述點出議題的焦點所在，對於大家而言，我就等於只是看了一個故事，至於他從哪個國家來，討論的是什麼並不能獲得重視。
由於新北市電影節的片量比較少，我們也就比較有機會盡量透過論壇、映後座談等活動讓我們的議題得以聚焦。另一方面，我到現在仍不放棄一個比較老套的宣傳方式──找作家寫文章去副刊發表。這是早期的影展在做的，現在比較少人做，因為大家都覺得比起臉書、辦活動，在報章上刊載文章可能沒有什麼效果，但對我來說，這是影展建立論述相當重要的工作。所以這次我就也請郭力昕寫一篇葛地基揚的導讀 ，也請對於波羅的海國家文化、文學多有研究的梁家瑜寫了一篇波羅的海和台灣社會對照的文章 ，希望可以把相關的議題帶起來，透過這樣的努力，雖然大家只看了一部電影，但我希望那個效果是加成的。
也請您介紹將隨本次影展訪台的烏哲邦總統導演李雷基斯（Romas Lileikis），您是怎麼認識這位導演和他的作品的呢？
鴻： 這是我旅行的意外收穫。我非常喜歡旅行，但我通常把旅行當作一個研究，除了當一般觀光客遊山玩水之外，我還想了解他們的文化、政治、社會限制、他們的電影、劇場、詩……等，這是我的個人興趣，也是我策展靈感的源頭活水，李雷基斯也就是這樣發現的。
我在我的部落格上寫了一篇烏哲邦的介紹 ，翻譯了他整篇41條憲章，非常有趣。那是我去立陶宛旅行時，在他們首都維爾紐斯看到地圖上有一個地名叫做「Užupio」，他說這是一個藝術家的國家，我就跑過去看，發現他還真的有一個界碑。一進去見到的是一個咖啡館和「圖博廣場」，而沿路走去都是畫廊、工作室，他們的憲章就被做成十幾種語言貼在牆上，牆面上都是繪畫，我發現這個地方有著早期蘇活區和拉丁區的感覺，我在行程結束時跑去剛剛看到的咖啡館打聽這個地方的故事，這才知道，那個咖啡館就是烏哲邦的大本營，其實李雷基斯也常去那個咖啡館，只是我那天錯過了。回來之後，我對他們更為好奇，因而上網找了很多資料，也因此發現他們的總統竟然就是一個電影導演，而且查了他的作品之後，發現他一直在拍片！他有一些短片在網路上看的到，看過後我就斷定他絕不是一般導演，一個而是一個非常詩意、有個人風格的導演，那時候我就決定要邀他。
除此之外，我之前幫光點國民戲院策過一個「禁忌的遊戲」影展，邀了一部《獨立建國行動綱領》（《微國家》的電影版），片中介紹了很多國家獨立建國的故事，但是裡面居然沒有介紹烏哲邦，所以我覺得這次介紹烏哲邦也算是個補遺，我也就透過這次機會把李雷基斯邀請過來，請他為台灣介紹他們的國家，而且他也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也是現在世界上唯一的總統導演吧！
我們也邀了他的兩部片，其中《天堂樂影》（The Shadow of Heaven , 2008）不是一個那麼娛樂大眾的紀錄片，但是非常重要。我在立陶宛時也去參觀了這部片拍攝的藝術家丘里昂尼（M. K. Čiurlionis）的博物館，這個畫家的作品完全是象徵派的繪畫，有點像不那麼華麗的克林姆，但有著非常深遂的內在象徵世界，同時他也是很棒的音樂家，博物館內就放著他所做的交響樂、器樂曲，我覺得這個人太厲害了，雖然只活了短短的35歲，但他真的是立陶宛的國寶，這個國家至今最重要的音樂家和畫家。而李雷基斯拍了這個一個藝術家的紀錄片，那就一定值得一邀，一方面為了這個導演和這個藝術家，另一方面也為了介紹立陶宛的文化，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好的機會，來透過這個片子認識我們可能沒機會認識的人。
今年的單元有許多調整，例如去年的東南亞電影專題就被打散，所有東南亞電影都分散到各個單元裡，可否請您談談這樣規劃的用意。
鴻： 今年做「波羅的海專題」是有一點不得已的，其實我更傾向把把這些影片打散，歸到各個單元之中。我想先把東南亞影片打散，是因為如果你把他聚在一起，就會變成一種特殊的興趣──你對這些國家有特殊的興趣才會來看，不然就會覺得「這東西跟我無關」，造成某種區隔。但既然我邀的片子內容這麼多元，有愛情片、同志片等等，其實它們也很適合放到其它的單元裡，例如我就把《菲律賓小情歌》（Harana ）放在「藝術與人生」的單元之中。其實你放在哪一個單元，多少都在暗示觀眾從某個觀點去看這些電影，如果我們把他放在「東南亞」的單元裡，我們看到的就只是一部「菲律賓片」；如果放在藝術與人生，我們看到的就是一部跟菲律賓的藝術相關的電影，或是一部菲律邊的《樂士浮生錄》，我覺得這樣做有助於我們更開放、更平等地去看這些影片，所以我今年就決定把他打散。
而將他們分散到各單元，也可以避免這些影片被貼上「東南亞」的標籤。
鴻： 對。我們一般人對東南亞可能有既定的標籤或想法，我就想把他打破。我們對波羅的海就沒有任何觀點，反而需要一個單元，讓我們對這個地方有個集中、基本的認識，明年我再邀他們的片子，可能就不需要一個單元了。
主打東南亞影片是新北市影展的重要特色，但這個單元只做了一年就打散，如此一來這個特色被觀眾熟悉的時間是否足夠？
鴻： 我覺得還好，就算不去管出品國籍，你在新北市影展很容易就能看到一部東南亞的片子。我覺得大家對東南亞應該算滿熟悉的，或是說既定印象很深，所以我覺得不需要獨立成一個專題，而且去年獨立成一個單元，我覺得效果並不是很好，我們也還是推得很用力，所以我覺得今年先稍微模糊一下試試看。
您說本屆新北市電影節的重點之一，是對於勞工議題的探討，但您將如何讓這些影片觸及你所關注和探討的族群呢？
其實，從去年開始我們都會向相關的單位宣傳相關的影片，並且送一些票給他們，例如今年的《暖冬》是一部在講藝術家對抗都更的影片，我們就會聯絡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還有文化元年，釋放一些票出去，因為他們有些成員是老師，可以帶學生來看，討論相關的議題。
但我覺得這不是影展最主要的目的，參加電影節的人最主要還是影迷、影癡，會注意一部片有幾場然後排時間的人，其實就是影癡級的民眾或是年輕學生，他們才是我想影響的對象。他們也許不是勞工，但他家人可能就是勞工，或是他在報上看過相關消息，透過這些影片就能再拉近他們和這個議題的距離，我覺得電影也應該是全民教育的一環，雖然我也不確定這樣做能起多少直接的作用，但是我覺得我們多談、多看、多關心、多討論，一定是好的事情。
新北市在行政區上有一個先天的限制，就是中間卡著一個台北市，對於這樣的地域限制，新北市影展該如何克服？
以往還在台北縣電影節的時代，他們認為選什麼片子不重要，我只要找片子來，然後去很多地方巡迴放映，主要是辦一個親民的活動，讓大家都可以免費看到電影。但是現在他們既然想做一個有口碑的影展，放映的品質就變比較重要、選片標準也變得很重要。這樣的前提之下，新北市雖然大，但是好的放映空間比台北少得多，去年我們就選的是中和國賓和新開幕的大遠百威秀，但是中和國賓捷運不到，引來一些抱怨，所以今年我們就把主要的電影活動放在一個捷運方便的地方，讓台北市、新北市觀眾方便前往。同時，早在影展開跑之前，我們便已另外安排了片單展開各鄉鎮巡迴，去很多地區的圖書館、學校、或是民眾活動中心免費放映，我們一方面把它當作電影的巡迴，一方面也是新北市電影節的活動前導宣傳，讓民眾知道新北市電影節活動即將開跑。
這個放映活動沒有印在節目手冊上，它的考量其實是去年我們有印，但是有些再學校放映的場次並不對外公開，但民眾看到訊息還是會來，今年為了不要造成民眾訊息上的混淆，所以不把放映訊息放上去。
公部門自辦影展時傾向選擇闔家觀賞、通俗的影片撥放，而像新北市影展這樣的活動，選片方向和公部門的偏好可能恰恰相反，可否請您就這兩屆影展的經驗來談談籌辦公部門主導的影展的優勢和限制。
我和公部門合作過許多不同的案子，但他們的要求其實不高，他們的要求大概不出人要多、媒體報導要多、不能有客訴三大原則，所以你才能看到很多公關公司可以拿著案子去亂做還是可以安全過關，因為你要人多還不簡單，我可以搞一個最容易討好大家、最熱鬧、最膚淺的活動，人就會多，就算我弄得不好，就包個遊覽車把人載來，人也會多，或是買媒體報導，自然就有很多報導，因而，在這三點要求其實可以輕易達成的情形下，我選擇用比較不那麼輕易達到的方式去執行，但我覺得這是比較合理的方式。同時，我相信任何一個策展人來做一個影展，不只是要執行公部門的要求，大家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負想要施展，這也這麼多藝術節可以一直執行下去的原因。
我一開始和公部門合作難免覺得公部門很麻煩、很難搞，但了解他們的需求之後，我就在裡面慢慢找到自由的空間，而且我也開始試圖去試探、拓展他們的極限。其實一般單位和公部門合作常常畫地自限，覺得某個東西我最好不要碰，免得他們不高興，為他們惹麻煩。但我後來發現情形不是這樣子，因為公務員也是人，所以例如你反核，他們搞不好比你更反核，擺個反核短片在這裡，他們說不定不會不高興，反而比你還高興（笑）。因而我就越來越傾向本著我的良知做我想做的事情，只要這東西是對社會有幫助的我就做，我不管它的政黨色彩、意識形態，該做就做。加上我去年第一次做售票影展成績還不錯，所以文化局今年放了滿大的空間給我，完全不過問策展內容，所我就不要給自己做任何限制，因為我覺得我服務的對象，並不是文化局、不是局長、也不是市長，而是市民，而市民什麼意識形態都有，所以我應該是想辦法和市民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