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逢紀錄片國際提案大會創立三十週年，2014年9月底，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NEX Chinese Doc Forum，簡稱CCDF）也滿五周歲了。從第一屆邀至今， CCDF不違初衷、不曾懈怠地持續耕耘，執意以巨大的熱情逐步拓寬華人紀錄片對外窗口。一開始，他們邀請與會的投資決策者，多以各國公共電視台紀錄片頻道，與歐美獨立影展為主，到如今他們更多方網羅基金會與製作公司，加入非紀錄片頻道，讓無論是能提供資金挹注、映演平台，促成合製或委製，乃至指導製作技術、傳授說故事技巧，以及分享交流提案經驗的相關單位與個人，都能前來與會。
今年CCDF更邀集較具商業色彩的傳媒，像是緯來電視台、中國的土豆與優酷，意圖開啟它們對節目題材規劃與未來走向的新式想像與不同視界。至於提案與提案教學方面，一樣包含了行之有年的工作坊，讓導演製片們在面對貴賓正式提案前，有機會先練膽試講，並透過一對一的面談，讓導師與提案者之間展開雙向的深度交流，產生即席的對答與回饋。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確實挖空心思，讓華人紀錄片以及它們所夾帶的重要議題，經過考驗試煉以及專業加持，更有機會傳遞給世界各地的受眾。
去年《放映週報》直擊CCDF-4的工作坊、提案大會，進行貼身而完整的報導。今年度，我們置身其間仍深切領會到CCDF團隊從上到下，以及各國與會貴賓們對於紀錄片議題關懷時的赤忱之心，他們至今仍不斷在問的，依舊是「紀錄片取得全球映演管道，在文化與社會實踐上的意義為何？」，而非捨本逐末地追求觀看人次，忘卻了一開始提案大會的本意。因此，關於CCDF-5，今年我們選擇整理與總監洪慧真的訪談內容，傾聽主辦方關於提案會的種種思量與期許。
Pat Ferns不但是30年前創辦紀錄片國際提案會的創始人，也多年擔任CCDF總企畫與顧問，請問你們和Pat如何合作？
那麼CCDF與Hot Docs，或與其他的提案大會之間，又是如何合作？
洪： 我們可以推薦項目進去。雖然製片人年會主要偏電視紀錄片，但他們也會想接觸亞洲、華人的獨立紀錄片導演。CNEX是西方世界想要了解，或者搜尋東方紀錄片的一個重要窗口，因此CCDF和其他國際提案之間的合作關係，便是推薦經篩選過的項目到國外。
像是法國的「陽光紀錄片提案大會」（Sunny Side of the Doc），在亞洲、拉丁美洲都舉辦了「亞洲紀錄片大會」（Asian Side of the Doc，簡稱ASD）。今年ASD在成都辦了第五屆，而從第三、四屆開始，他們就開始挑選CCDF的項目進入。除此之外，像是「東京提案會」（Tokyo Docs），裡面參與者多半是「日本放送協會」（NHK）或是「日本放送協會子公司」（NHK Enterprise）的資深製作人，三年前他們來吸取CCDF的經驗後，回到東京開辦了自己的提案大會，他們會跟我說，「我們都是跟CCDF學的。」，因此他們也會從CCDF中挑選一個項目直接進入東京提案大會當中。一般來說，國際提案大會之間的合作多半是如此進行，直接推薦項目到彼此的提案會中，今年我們也會有項目進入「廣州提案大會」與剛剛提到的WCSFP，以及「仁川紀錄片提案會」。
所以各地提案大會的合作，可以說並未有核心與周邊的問題，而是彼此有好的素材就盡可能地互相交流。
但據我所知，片子在提案會上能夠談成的比例似乎並不高。那麼究竟這類的提案會，能為影像工作者提供的資源會是什麼呢？會是更多的資金呢，又或是讓他們得到未來與其他單位合作的契機呢？
洪： 拍一部片最重要的是什麼？資金。對一個導演與製片來說，在尋得題材之後，接著就是要找到資金，可是往往就是籌措資金，耗費導演與製片最多的心神。我們找來國際媒體，像是BBC、NHK、國家地理頻道等等，就是因為他們除了有合製的可能，也可能出錢；再不然還能談映演管道，片子完成後幫忙播映。當然他們會視各個項目的製作狀況，以及對題目的興趣度而定。另外我們也會找可以出資的基金會與機構，譬如說香港的Open Society等基金會，美國的日舞以及翠貝卡等影展的基金會，他們會直接挹注資金。另外，提案者也會找發行商與影展的策展人，這就有關係到日後映演的部份。在一個提案會裡面，我們花了這麼多力氣找了這麼多人到這裡來，本來就不會只為了單一的目的，它不可能是只為了找到資金。
至於個別項目是否能立刻在這個提案大會上就談成，那還得看製片人的功力。我舉個例子，譬如像第四屆CCDF中導演陳志漢的《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在現場沒有找到任何資金。但後來被ASD挑選去了成都，就有法國製片人直接挹注資金與他合作。所以，從單一場域來看，或許未必能成功，但可能性是要不斷堆疊與鋪陳的，這也是為什麼國際間重要的提案大會，需要彼此聯盟的原因，這樣才會累積更多的機會。導演與製片若夠積極，就會不斷推廣自己的作品，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定就會有機會出現。
如您所言，CCDF以及其他的提案大會，其實都像是一個篩選的機制與過程。那麼，CCDF篩選的標準又是什麼？
洪： 基本上提案會我們找來的委製編審，有西方、東方，有台灣、有中國，每一家電視台的品味都不同，即使是台灣的公共電視與大愛電視台，觀眾的口味也不盡相同。因此，我們在國際提案會的形式，篩選上有兩個主要的標準。第一個，我們會先看項目的國際性，怎麼樣去調整，它會引起哪一個地區，像是歐洲、美國、或是台灣的電視台的興趣。第二個，就是看它的製作團隊。因為若我們希望作品推向國際，製作團隊是最基本的。不過標準都不是僵固的，有些導演沒有相關經驗、沒有作品累積，還是有機會，像是第二屆得了提案首獎的參賽者，就是一個台藝大四年級的學生李雅玲，它的作品《跨越失控》談的是妥瑞氏症。所以，我們還是會多方考量，看特定項目是否會引起國際注目。不過國際性，同樣不意味著題材一定受限，今年度就有一部龔萬祥的《回家吃自己》，就是非常在地的題材；我們也希望在地的故事能夠營造出一定的局面，然後得以到國際間遊走。
你提到在地題材到國際上遊走，這給我很大的震撼。因為在去年的CCDF-4我也是第一次聽到來自歐美的製作方對華人題材的看法。例如去年中國提出不少以搖滾樂為題材的項目，但對於西方委製編審而言，因為題材較為常見，吸引力反而下降了。似乎在地民眾感興趣的議題，未必能在國外引起同樣的反響？
但仍舊有可能是我們感興趣的對象，西方反而興趣缺缺？
洪： 的確有可能，畢竟維持電視台運作的機制，是觀眾的收視。電視台有現實的收視率的壓力，因此選擇上還是必須挑觀眾感興趣的對象。若你覺得你這則故事很重要，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那你勢必得換一個國際能接受的說故事的方式，如此一來才能達到你的目的。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往往最困難的便是，許多獨立導演對於要呈現的、或本身創作上有所堅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們對於另一種不熟悉的說故事方法，產生了抗拒。因此在過程中，面對委製編審的意見，導演不免都會有些掙扎。
是否相對於電視台以收視導向為主，影展的策展人會更為尊重創作者的原創性？
洪： 是的，相對而言，那個空間更具有包容性。
請問今年在CCDF-5提案大會邀請的對象上，是否也嘗試再多邀一些之前沒有接觸過的單位？
洪： 有的。在電視台、影展的部份，以及發行商、出資者的部份，我們都有新的單位加入。我們也希望再去拓展新的資源進來，讓華人導演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對象。像是今年在電視台部分，我們找到了美國的「雙城公共電視」（Twin Cities Public Television，簡稱TPT），它是兩個城市之間的一個公視網。另外，我們也找來法國的FIPA影展，也是法國歷史悠久的影展。
除此之外，出資者與基金會方面，我們則找到了香港的Open Society Foundation；發行商部分，我們找到了英國的Off the Fence。包括台灣，我們也多找了緯來電視台來加入。緯來電視台雖然是商業電視台，但它們有很多頻道，也希望能發展自製節目。我們只要看到一些可能性，就會把它網羅進來，當它年年來參與，慢慢就會發展出與紀錄片扣合的方向，這也是我們的目的。
從去年開始，你們陸續邀請一些中國的製作單位，像是大陸橋文化傳媒集團、視襲國際文化投資集團等，他們都並非電視公司，為何有這樣的選擇？
洪： 他們不是電視公司，但他們在中國與像是央視紀錄片頻道CCTV9這樣的平台，有高度的合作。在中國「大陸橋」跟「東方」是兩個最大的紀錄片製作公司，尤其，像是「大陸橋」，它是相當專注、深度經營紀錄片的製作公司。
所以在中國大陸民間也有不少專職從事紀錄片製作的單位？
後來才發現國際上很多製作案，製作費非常高，可能甚至是數百萬美金。可是在台灣或其他亞洲地區來講，這好像是比較少見的情形。
洪： 沒錯，這主要是因為東西方紀錄片發展的取徑很不相同。在西方，紀錄片的發展其實還是算電影產業的其中一塊，而在台灣，紀錄片之所以蓬勃發展，可以說是因為它的技術門檻相對較低，雖然我們也有相關人才的培育，但是它從來就不是從電影切出來的一塊，我們習慣較為輕薄短小的製作方式。
相對的，西方還是用電影的概念在拍紀錄片，對於影片的技術規格要求很高。因此，當我們或中國推廣華人紀錄片給西方時，西方常常會覺得技術水準有待加強。所以我們在回顧CCDF企劃案的項目裡面，有一個是關於預算的配置，有的提案者提出的預算費用實在是太低了，訓練講師一看，就會指出像這樣的經費編列，其實會讓對方質疑你的製作品質。
而我想，這就是CCDF這樣一個平台需要繼續做下去的理由。它其實是一個東西方交流的媒介，而這個媒介不只幫助思想、觀念、哲學上的交流，還有紀錄片領域裡面技術上的交流，因此CNEX也辦了很多工作坊，找西方的剪輯師來跟我們分享經驗。
就您觀察，相較於台灣，歐美國家是否對中國地區的紀錄片更感興趣？台灣是否又可能因此被當做大中國視野下的其中一小部分呢？
洪： 對中國大陸感興趣，其實是一個趨勢，全世界中國、台灣以外的地區，對中國大陸都很好奇。他們也不是偏心，而是觀眾理所當然會希望透過紀錄片來了解真實的中國，所以你也不能怪他們。而我們找來的委製編審都是冰雪聰明的，他們很了解兩岸之間幽微的關係。不過，現階段台灣跟中國看事情的格局，確實也有很大的不同，平心而論，台灣導演將特定事件回扣到更大脈絡的能力，是相對薄弱的。那可能是因為兩個社會在不同的發展脈絡底下，相對於大陸而言，在某些層面上，台灣對社會呼喊的力道，也就相對顯得小。
有些人也會質疑，為什麼CCDF在台灣舉辦，但台灣導演和中國大陸導演的提案量和入選數就是有差？首先，大陸產製的片量就是很大；除此之外，台灣製作獨立製作片的機會和空間，相對大陸而言也大得多。其實中國大陸導演在CCDF得獎的紀錄片，我們都不期待他們在大陸播出，可以說CCDF是他們對外的一個重要出口。相對而言，台灣紀錄片導演的資源豐富，他們對CCDF這樣一個平台需求的迫切性，就不如大陸地區來得深。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是想請教，近年除了試提案之外，也多了講師與學員一對一的面談，該面談是怎麼進行的呢？
洪： 進行方式上，我們會從委製編審中找到性質相同的人，譬如說同為華人，或是走影展路線的，或是適合歐洲的電視台的，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希望雙方不會立即產生意見上的對立。所有的委製編審，包括培訓的講師，有時候意見真的是南轅北轍，最後還是得回到創作者本身製作紀錄片的初衷。因此我們會分組，也會讓製作方直接告知或登記感興趣的對象，然後在各小組中，每位編審要輪流對到每位提案人，聽取多方的意見。
2014 CCDF-5 獲獎提案
以下我們列出2014年從18位入圍者中脫穎而出的CCDF-5得獎者。他們以各異的取材和精彩的提案，或成功獲得了國際資金的挹注，或成為進入其他提案大會當中的推薦項目，贏得更多在國際間露出的機會。
獲選推薦至其他國際提案會的項目──
《尋找，另一個故事》（The Diary of Lost Artists）
台灣導演廖憶玲與朱柏穎的《尋找，另一個故事》（The Diary of Lost Artists），獲得雪菲爾德紀錄片影展與BBC的青睞。「雪菲爾德紀錄片影展」將贊助導演到英國參加提案會；而 BBC編輯Nick Fraser，也從其下的「故事村」（Storyville）計畫資金中，提供1,000英鎊（合約4萬9千元台幣）的獎金贊助。該紀錄片探詢中國首位當代藝術家李元佳（1929-1994）的人生。其故事由李元佳美術館面臨被拍賣的命運發端，透過好友尼克整理其遺作、書信與日記的復訪，重溫李元佳反抗封建體制的藝術行動與精神。其無論題材、影像與敘事性上的藝術性與詩意，皆引發評審高度的興趣。
《我的生命線》（My Dear Lines）
而中國導演張楠與張勇共同執導的《我的生命線》（My Dear Lines）一作，則榮獲「仁川紀錄片提案會特別推薦獎」與「GZDOC廣州紀錄片提案會特別推薦獎」，而將繼續被引薦至韓國與大陸地區提案。該片以出身低微但才華橫溢的少女紀鴻雁為題，探詢她所面臨的生命衝擊及其體現在藝術創作上的力度，故事中關於謊言洩底、尊嚴捍衛，以及生命實踐等個人的獨特經驗，亦可回扣到中國更大的社會脈絡中，而顯得張力與議題性豐沛，因此獲得不少委製編審的青睞。
《時勢》（Hero or Rebel）與《梧桐樹》（Wish Tree）
至於「Tokyo Docs Award東京紀錄片提案大會特別推薦獎」得主，其一則是少見的澳門紀錄片《時勢》（Hero or Rebel）。導演陳榮燦聚焦澳門維權、民主抗爭的故事，不僅題材攸關香港、台灣、澳門近年層出不窮的學生運動，其紀錄觀點更從三位投身議員選舉的社運青年出發，再探澳門博彩社會下貧富差距與世代差異等重要議題。「亞洲陽光紀錄片提案會推薦獎 ASD Award」頒給了來自中國的《梧桐樹》（Wish Tree），是長年陪伴與紀錄聾啞孩童的導演蘇青與米娜的作品，不論在紀錄的態度與紀錄的對象上，單純的心願與質樸的觀點，亦令部分評委動容。
․「最具國際潛力獎」與「最佳提案獎」，獎落中國與新加坡紀錄片──
《推手》
今年度備受關注的一部紀錄片，要屬來自中國大陸的《推手》（Mr. Hype），它一舉獲得了「CCDF-5最具國際潛力獎」、「CNEX-WCSFP Bursary 提案大會特別推薦獎」與ASD增設的特別獎。導演費牖明與劉碩透過主人公「立二」的傳奇故事，引起觀眾對網路虛實、窺視慾望與權力名利的反思，紀錄片的真實性將當今全球網路平台的操作與行銷，及其所具備的話題與爭議性端上檯面，批判力勁飽足。
《小小世界》
本屆「CCDF-5最佳提案獎」則由來自新加坡、的《小小世界》（Little People Big Dream）奪得，它和獲得最具國際潛力獎的《推手》，同樣獲得CNEX Studio提供的5,000美元獎金。導演Mak Chun Kit以影像探討「小矮人王國」，易淪為由身障人士構成的奇觀國度，激起一般大眾獵奇心理與叩問眼光時，也同樣對他們造成走避不及的困擾與傷害，導演以獨特的鏡頭觀點、剪輯與敘事手法，探查小矮人們內心深處的掙扎與渴望。
除上述獎項之外，ASD另外一個特別獎也頒給了現居德國科隆、生於北京的導演Lola Liu，其《生死大橋》紀錄的對象，乃是從南京長江大橋跳河自殺的自殺者，以及拯救自殺者的疲憊英雄——陳思。「CNEX-WCSFP Bursary提案大會特別推薦獎」除了引介《推手》之外，也頒給了中、美合製的《伶人故事—漂泊在紐約的追夢人》，其故事為追索一位在紐約指甲店打工的京劇演員，以強烈的視覺效果刻劃其重返舞台的心願與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