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台北國際書展，一場名為「香港電影已死嗎？」的小型座談會，吸引近八成滿讀者，聆聽香港中文大學彭麗君教授談她的新書──《黃昏未晚：後九七香港電影》。

《黃昏未晚》是彭麗君去年（2010）底出版的學術論文集。她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討香港電影自1997年後的發展困境，尤其著眼香港本土身份如何面對思索大中國及全球跨國電影市場的議題。

有趣的是，彭麗君並沒有讓現場變成單調推銷的新書發表會，也沒有生澀嚴肅地進行論文演講，反倒口語親切、清亮明快概述1997年後香港電影發展趨勢，更不時談及對照台灣電影，與讀者提問互動。

後九七香港電影的兩個趨勢

題名「香港電影已死？」主因是1997年後，香港電影迅速跌落谷底，進入低潮期。數字會說話──1980年代香港年產約200多部電影，但1997年後立刻跌至約50部左右；港產片在香港本地票房1992年曾達12.3億港幣，可是2006年下跌至2.8億港幣，2008年更只剩2.5億港幣。（註）

面對本地市場的急遽萎縮，後九七的香港電影呈現出兩種態勢：一是跨國合拍商業大片，尤其是中國；二是另類獨立影片異軍突起，資源數量增多。

為開拓新市場，香港積極進行跨國合作，但最顯著的轉變仍是「香港與中國簽定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彭麗君解釋，中國電影市場開放對香港影響甚鉅，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合拍」。因為合拍，兩方互相影響，整體電影工業也產生改變。香港商業模式進入中國；中國電影的製作、市場、投資生態也深深影響香港。尤其香港的大導演、大明星藉此躍上內地及全球舞台，身價魅力水漲船高。但同時，愈是期冀打敗好萊塢，吸引全球觀眾的電影，相對上文化內容也容易愈保守，難有新意。

另一方面，後九七香港愈多獨立製作的電影。一種是成熟的跨國影人，例如許鞍華等接受國際資金投資拍片；另一種是年輕人的業餘作品，例如錄像藝術、或極富政治意味、社會改革內容，影像是作為溝通表達、關懷地方的管道。

因此，在商業大片愈保守、獨立製片愈多的狀況下，彭麗君總結提出她最關心的問題：「香港從一個小城市，要面對進入一個大國家時」，究竟該如何看待香港電影文化身份？

台灣電影不會置身其外

這問題似乎亦與台灣電影息息相關。當台灣也有愈多導演、明星前往內地拍片，台灣電影的文化身份是否也將產生不同質地的變化？

1960-1970年代台灣有清楚的「國片」概念，港片也包括在國片範疇，所以1970年代台港電影關係密切。但兩者逐漸分隔，香港愈少機會看台灣電影，台灣人也不愛看港片，今日即使兩岸三地觀眾共同喜歡周杰倫，但卻並不是因為台灣電影，而是共同擁有的大中華市場（以中國為中心）。

中國、香港、台灣的關係非常複雜，絕不是簡單的大吃小，因為港台電影似乎仍保有自己身份。例如陳國富即使轉往內地拍片，但其台灣文化身份依舊明顯。然而彭麗君直言不諱指出：「台灣的本土身份，與進入大中國的身份，究竟是一種良好的或恐懼的關係？」她沒有替台灣做解答，而是針對香港電影再反覆思索：「我害怕變得本土，狹窄，自我感覺良好。我想，我們應該真正去面對中國與全球化，也許會對香港文化與未來比較好。」

註：彭麗君（2010）。《黃昏未晚：後九七香港電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頁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