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麥克‧漢內克所言，「奉獻」這種行為之所以能夠成功，號召群眾為了人道而捐款，最後還能募集成巨資，是因為人們想靠捐錢讓自己的罪過被赦免，就跟當年馬丁‧路德（1483─1546）反對贖罪券的理由一樣，我不會說這不好，相反的，為善捐錢是件好事，不好的在於真正的動機並非幫助他人，而是為了撫平自己不安的良心（上述引自《漢內克談漢內克》一書）。關於人性中光明面與黑暗面的二元對立交織，「抉擇」成為了有良知之人最艱難的永恆課題，亦是人類藝術創作中永恆覆踏的主題。

錫蘭此番與妻子共同完成這部改編自契訶夫（1860─1904）數篇短篇小說的電影劇本，無疑是在探討具有良知之人複雜幽微的各種人性面向與艱難的道德抉擇。錫蘭深諳人是複雜而具多重面向的個體，道德的界線雖是劃定了人性光明與黑暗的分際，可是道德的標準卻是最曖昧也最難以界定的人性準則。米蘭‧昆德拉在書中曾經寫到：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正是這些無解的問題限制了人類的可能性，描繪出人類生存的界線。道德，亦可如是觀之。正是因為道德描繪出人性的弱點與局限性，人才總是遊蕩在善與惡之間徘迴躊躇，進退維谷。關於這樣複雜的人性，本片有著極為出色而毫不含糊的辯證，而在影片中所出現的每一位角色都具備了人性中光明與黑暗的一面，透過不同人物組合的道德辯證，見證同一角色善惡兼具的真實人性。

影片中旅館主人亞汀在收到他的專欄讀者所寄來的請願書信時，猶豫著是否要資助捐款建屋以行慈善機構建立。他年輕的妻子妮荷認為無此必要，事情有輕重緩急，遠不如她已捐助小學修葺屋頂漏水的教室來得必要。此處辯證的安排十分諷刺，重點可能不在於亞汀施善的對象是誰，而在於施善動機的弦外之音。如果他感同身受請願者來信請求資助建立慈善機構的必要，哪麼當他面對貧窮租屋房客數月繳不出租金而遭受到的逼迫又是如何自處？難道這一家人最迫切需要的不就是能讓他們委身居住的一處小屋？或許就像當初人們購買贖罪券的動機一般，行善的真實目的並不只是為了他人著想，可能還涉及了自身心靈的撫平，或是像亞汀隱約感受到的公眾聲名的贏取。雖然亞汀向前來賠罪的房客表明自己只是將手邊事物交給底下人來處理，並不知情底下人催繳房租的逼迫手段，但面對房客顯然賠不出車窗玻璃費用時，亞汀再三與司機確認修復金額的刻意姿態，卻是一次又一次地藉機羞辱了對方，還故作仁慈。一如亞汀在進入書房前看見門外房客置放沾滿泥汙的髒鞋時，他嫌惡的用腳將髒鞋輕輕移至一旁，入屋後還偽善的問房客為何不穿鞋進屋？這一切看似人性陰暗面的直剖，但錫蘭並未刻意的以煽情式的手法來加以渲染，僅以人物含蓄的言語暗示與細微動作的表現來呈現人性中難以盡除的偽善與醜惡。

隨後，錫蘭更是透過亞汀與姊姊奈霞的對談中，進一步提問，當人們在面對邪惡不義時該如何自處？而選擇袖手旁觀又意味著什麼？關於奈霞這個提問，在片中亞汀並未能多加思索而立即給出適當的回應，但這卻是緊扣全片道德抉擇的深層議題，亦是人在面對自己人性黑暗面時的抉擇。在亞汀與妮荷的辯證中，亞汀曾向年輕妻子述說「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由善意所鋪陳的」。就像片頭騎重機的旅客曾問亞汀旅館這裡是否有網頁上所看到的馬匹？亞汀說那只是為了讓照片顯得更加吸引人所拍攝的，旅館並無飼養馬匹。於是亞汀為了展現自身經營旅店的誠實信用，本著善意去買來一隻野馬飼養，但這卻成為了野馬失去自由的苦難開端。在亞汀與妮荷這對老夫少妻失衡的夫妻關係中，亞汀的傲慢自以為是與對妻子的關心包容（人性光明與黑暗面的交織）成為了妻子犧牲青春與自我追尋所換來的一份安穩生活，也讓她一點一滴地失去自我而依附在亞汀強大身影的籠罩之下，這正是經由善意所通往地獄的道路。當我們面對邪惡不義或是人性的黑暗面時，選擇袖手旁觀正是默許黑暗對人性的腐蝕，最後我們都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共同承擔惡果。

影片最末，亞汀讓野馬回歸自然，這是從他自以為的善意所造成他人（野馬）苦難的道德修正與人性體悟，與此比對的安排是在荷妮深夜將一疊鈔票送至貧窮房客家裡時的道德辯證。荷妮自以為對他人的體貼，卻忽略了別人也有的人性尊嚴，而那不正是她試圖擺脫亞汀強大身影籠罩下所尋找自我價值的尊嚴嗎？貧窮房客最末將那疊鈔票投入爐火之中，燒除的是他細數一家人因錢而受到亞汀直接或間接的各種屈辱，也是貧窮之人對自身尊嚴的最後捍衛。目睹這一切羞辱的男孩，希望自己長大之後可以成為一名警察的心願，無疑正是對抗邪惡不義的具體行動，在他還沒有力量的時候，他只能拿起石頭砸向亞汀經過時的車窗玻璃表示內心的不平，但這卻成為了人性黑暗面的反覆迴旋，一步一步腐蝕著人性的價值。

全片關於人性與道德辯證的敘事核心，其實在影片開場時的影像構圖與配樂使用便可看出端倪。在亞汀初次進入書房時（這個提供他隱避洞穴一般的安全的批判位置，讓他得以恣意批判他人的言行道德來凸顯自身的清高，縱使很多他批判的議題並非他所熟悉的領域），鏡頭從他望向窗外風景的背影緩緩移向他後腦的大特寫而逐漸變為黑畫面時，片名浮現。這刻意聚焦在腦部的特寫鏡頭（並非人物的正面表情），揭示全片思想辯證的主軸，熟悉影史經典作品的影迷應該不難發現，此時錫蘭運用舒伯特的鋼琴配樂（縈繞全片的主題配樂），正是布列松在他1966年的經典作品《驢子巴達薩》裡貫穿全片的主題配樂。從兩部作品反覆迴旋此一配樂的類似處理手法中，除了說明這是錫蘭對布列松表示的致敬外，同時也是一次思想上的傳承。布列松透過一隻驢子的視角與牠一生的際遇來呈現人類傲慢、貪心、妒忌的人性陰暗面（其中也包含了偶爾出現的光明面：愛），一如錫蘭透過亞汀與他人的道德辯證，同樣是呈現相似的主題與人性的弱點。只是驢子巴達薩最後因人性的貪婪而死去，亞汀在一趟短暫的流浪之旅後，誠心懺悔的回到旅館「冬眠（英文片名)」，開始著手從事土耳其戲劇史的撰寫，回到他所擅長而實際的領域專研，而非透過對他人道德行為的貶抑來凸顯自身清高的傲慢。當大雪紛飛覆蓋了一切人性陰暗面的弱點後，冬眠之後的春季甦醒，或許是人性光明面的再臨。

錫蘭透過人性善惡面的交織辯證，讓片中每一個人物時而泛現人性的黑暗面，時而又展現出積極的光明面，而非單面性的刻畫（窄化）人性，正是他洞察人性的成功之處。全片嚴謹而環環相扣的人性道德辯證，幾乎在所有的對白呈現上，都兼具了對人性二元對立特質的成功捕捉（光明/陰暗、良善/偽善、包容/自私......），宛如一部19世紀的經典小說，呈現出人性總在善惡之間擺盪游離的掙扎。如果國際影壇曾經說過貝拉‧塔爾是影壇最後一位被發現的真正大師，那這句美譽似乎就要被改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