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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烈：我在1999年回到台灣，之前在外面晃了大概十年，中間跑去做成衣的生意，因為不熟悉，所以鎩羽而歸。回到台灣之後，我問自己可以做什麼？
當初會離開這一行，主要是因為我不想再當演員，因為產業對待演員的方式，感覺只是工廠流水線，不停地在複製同樣的表演，讓我覺得表演變成一件不有趣的事，所以我離開了。如果我因為這個原因離開，然後再回來，產業還是那個樣子，甚至更糟，我不可能再回到同樣的崗位。我十八歲就進行了，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電影對其他行業並不熟悉。我自認沒有導演的天分；試過寫劇本，但寫出來的東西自己都不想看。燈光、攝影、美術、造型……等技術面的工作，我根本不可能勝任。
所以好像只有製片可以一試。我問我自己：一個製片需要的特質，我有沒有？年輕時的我根本無法當製片，但我已經歷經過波折、摔過跤，比一般人多看了很多的風景。這些經歷，讓我可以降低身段，來做一個製片該做的事。很多時候，一個製片的腰桿子得要比任何人都柔軟，因為你要去求很多東西。可是該硬的時候，又必須夠硬才能爭取到需要的資源。另一方面，我認為自己的歷練夠了，在事情的判斷、吸收，我還蠻有概念的。
品味對一個製片很重要。什麼是品味？品味是個抽象、見仁見智的東西，但如果我什麼都看過，判斷時比較不會出錯。當你跟劇組在討論戲的風格、演員造型、場景感覺、美術道具的時候，如果缺乏對世界的認識或品味，就無法給出正確的判斷與意見，進而傷害電影的戲。想了一想，以我現在的個性、年齡、整個人的狀態，好像蠻適合當一位製片。
做《囧男孩》的時候，我是一個新的製片。可是我並不是因為想做《囧男孩》才跳進來，為了要當電影製片，我已經做了七、八年的功夫。我一直想做電影，持續有在瞭解、注意台灣電影圈的生態。也一直在接觸年輕一輩的電影人，瞭解他們的想法與近況。因為這七、八年的累積，才讓我敢做《囧男孩》。
很多人以為我因為一時衝動而製作《囧男孩》，可是它其實不是衝動。因為在《囧男孩》之前一、兩年，我感覺到冰封已久的台灣電影好像有溶解的跡象。那時幾部電影像《刺青》、《盛夏光年》、《練習曲》，在票房上已經屢屢創下近十幾年以來的佳績。改變的原因在於年輕導演出來了，他們的思考邏輯、處理影像、說故事的方式，跟以前老一輩的導演不同。剛好這時候雅喆導演寫出《囧男孩》這個本子。所有的東西，是一環扣一環，才有後面的《囧男孩》。
《囧男孩》看似兒童電影，但其實是一個給大人看的兒童電影。所有人都跟我說，這樣的電影怎麼可能有市場？當時楊雅喆導演沒有知名度，兩個小男孩也都是素人，整部戲唯一有知名度的可能只有我，但是這樣還是還不夠。沒有一個投資人看好，願意出資一毛錢。所以拍《囧男孩》的時候我每一天都在調頭寸，甚至得打給很久沒有連絡的朋友，但自己命也還算夠好，人家都肯借錢給我（笑）。當時借的每筆金額也許是二、三十萬，講起來都是小錢，但那可能是接下來一、兩天的開銷。拍戲那段時間的資金，只是電影的一部分，後期製作還需要更多龐大的經費。電影拍攝完後，我實在撐不下去，只好向我媽借房子拿去貸款。
我冒險做《囧男孩》，可是我並不是盲目地孤注一擲。我估算過bottom line，估算最慘的狀況自己可不可以承受的起，可以的話，我就去做了。同學們都還年輕，有理想就去幹吧。我做《囧男孩》那年已經四十九歲了。如果我四十九歲的時候都還敢冒那個險，你們還年輕，為什麼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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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的眼光決定拍出的電影樣貌
李烈：培養自己的眼光，是成為一位製片的重要學問。前兩個禮拜，我跟《總舖師》劇組的製片聊天，她是台灣目前非常年輕而優秀的一個女製片，在她的觀念裡，一個製片要掌控預算、經費，用最精簡的錢把戲拍完。但她很苦惱，不知道怎麼判斷導演的要求是否真的能讓電影更好，她什麼時候該跟導演say yes，什麼時候應該要斷然拒絕導演的要求。錢在她手上的時候，要怎樣做才能幫電影加分，可是又不會傷害電影？這個是做製片最困難的地方。
但我一直以來的製片概念不是只求嚴格控制預算。我不是科班出身，對我來講這是優點，也可能是缺點，目前看來優點大於缺點。我只是因為做了演員，從很小的時候就一路跟著這個產業長大，沒有受過任何理論的訓練，或是在課堂中上過一天課，去學這方面的know-how，所有的東西都來自入行後的歷練。舉我自己的例子來說，《囧男孩》原本的製作費預算是一千兩百萬，在比較緊張的狀態下，可以把戲拍完。一千兩百萬的數字怎麼來？當時《囧男孩》已經拿到四百萬的輔導金，我又算了一下台北票房、全國票房的大概數字，再加上把海外發行、DVD、電視版權的收入，扣除成本後，我最慘可能就賠四百萬。我再算了一下，以我自己年紀到外面打工，可以做幾年，是不是可以把債還清。算一算，好像還的了，於是我就幹了。
可是一開拍之後，我發現一千兩百萬不夠。我就問自己，要堅持一千兩百萬之內拍完，還是我多超支個一百多萬，讓導演可以把戲拍得更好、更精緻。對我來說，一部沒有知名度，不曉得怎麼宣傳的電影，如果再沒有質感，這部電影就掛了。電影掛了，最慘的就是我。可是電影如果質感好，讓導演可以拍到他要拍的東西，那我可能還有機會不賠本。這時候，我又想起鈕承澤常常跟我講一句話，那句話叫做「債多不愁」。反正我已經欠了銀行一千萬，再多欠一百多萬，真的沒什麼差。好吧，所以我就又幹了。後來證明了我的決定是對的。如果那時我讓製片組去跟導演說：導演你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我這個不給你、那個不給你，底片就十萬呎，對不起，不追加了，你要的場景、美術就只能這樣子……那《囧男孩》勢必會變成一部粗糙又難看的電影。
新生代導演需要有經驗的製片
李烈：在台灣，我們的編劇、導演、演員都很年輕，尤其是新近冒出來的一批人。其實碰到年輕的編、導、演的時候，有一個成熟的製片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這些年我看過很多令人感到可惜的電影，創意、原始的出發點這麼好，但因為編、導、演都太年輕，出來的成品卻顯得可惜。如果有一個成熟的製片，可以給他們一些指點、提醒，告訴他們如何讓東西更豐富、厚實，電影就會變得很好看。這幾年，電影產業很欠缺技術人員。我自己最努力的部分，是培育製片人才。因為我很清楚，一個好的製片人才對一部電影的成敗來說實在太重要了。導演和編劇的創意可能天馬行空，如果沒有製片加以掌握的話，創意可能不曉得會飛到哪裡去，最後也許就變成一個糟糕的作品。所以我一直希望在我還做得動的這些年，為台灣電影多培育一些好的製片人才。
好導演不容易，我很清楚我不適合當導演
李烈：導演不是只需有點子，會分鏡、喊action和cut就可以勝任的工作。目前我和陳玉勳導演合作《總舖師》，也跟易智言導演籌備新戲。比起之前都跟年輕導演工作，我發現和中生代導演合作很輕鬆。因為他們什麼都懂，完全不用擔心他的判斷。我以前當年輕導演的製片，什麼都要盯，從演員的髮型，到鞋子、襪子怎麼配色。表演也要盯、劇本也要修、場景我通通要去看有沒有問題。可是你跟這些四、五十歲的導演工作時，你完全不用花費這些心力。因為他們把導演該做的每一樣細項都盯得好好的，不是年輕導演自己不盯，而是你會擔心年輕導演犯錯，當你發現他下的指令不太對時，就要去偷偷去拉一把。
一個導演會不會掌控一個演員很重要。我一路以來遇到很多年輕導演，他們對於教戲、引導演員這件事功力還不夠。導演必須要是全能的，必須真的把身上功夫都練足了，才能去作導演。中生代導演中，比如豆導、陳玉勳、易智言導演，都懂得如何教戲、操控一個演員，因為他們人生的歷練，在工作崗位上的磨鍊都夠豐富，所以清楚怎樣調教演員。但這是年輕導演非常欠缺的。所以碰到年輕導演時，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一定要在開拍前上課訓練。我每一部戲的演員最少要上課兩個月。在那兩個月裡面給他們很多的功課，不見得是教表演，而是給他們功課，讓他能夠早點深入角色。
製片可以是半瓶醋的通才，什麼都得懂，但不用精。但是作為一個導演，都得要精才行。一個導演不能在面對技術人員提出問題時，完全不曉得怎麼回答。為什麼一個好的導演這麼難，為什麼一個好導演那麼受大家尊敬，是因為他肚子裡有深厚、扎實的東西。可是在台灣，我不管走到哪，每個人都跟我說他要做導演。也常有很多人來問我說，烈姐，你要不要做導演？導演真的不是多看了幾部電影、待過幾個劇組就可以當的。
台灣的好編劇太少了！
李烈：台灣的好編劇真的很少。編劇普遍年輕是個原因。扎實的劇本，需要厚度與生命的累積。做一個編劇你不曉得人生是怎麼一回事、別人怎麼過日子的，怎麼可能把別人的人生寫得好？編劇是在創造別人的人生，編劇蠻辛苦的一件事是他要人格分裂得很厲害，在寫不同的角色時，要去過別人的生活。所以我一直鼓勵年輕編劇要走出去，看別人怎麼過日子，瞭解別人的生活，多看書、多看電影、體驗人生，那是最基本的。國外的編劇很多年紀都很大，台灣的年輕編劇都有創意、有新噱頭、文筆也好，但對於如何將創意、點子變成一個豐富而完整的劇本卻往往沒有概念。
台灣電影產業需要持續有好電影才能維持榮景
李烈：很多人說現在是台灣電影的榮景，但我們其實也擔心這個榮景可能很快就會破滅掉。可是，光擔心是不夠的，反正就是努力做吧。前兩天碰到侯孝賢導演，我就問他會不會擔心。他告訴我他一點都不擔心，他非常肯定地說，他覺得台灣電影至少還有十年光景。對他來說，現在的榮景不只是市場上有很多熱錢，更重要的是有越來越多人前仆後繼進入這個行業，這對整體產業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
電影是個非常辛苦的工作，沒有足夠的熱情是撐不下去的。所以對侯導來講，現在所投入的人才，是未來重要的基礎。現在作為製片人，拍戲時最困難的不是錢，而是找不到工作人員。我現在每一部片子，都要在開拍前半年先把每一組的key men鎖住，如製片組的執行製片、燈光師、攝影師。如果不鎖住這些人的話，半年之後開始籌備拍攝可能會找不到工作人員。我們現在極度欠缺工作人員，因為過去二十年台灣電影低潮，這一行沒有指望和出路，導致技術人員嚴重流失，產生了斷層。
人才離開後只剩一些老的在支撐，現在台灣電影忽然一下子興盛了，每一年拍的戲的數量越來越多了，但工作人員卻不夠用了。好的工作人員手上都有好多檔戲在搶。這反而是目前我自己比較擔心的，技術層面的工作人員非常難培養，要靠時間累積。不是在學校裡聽課、看書就會的，技術真的需要日積月累。
坦白講，我們會擔心說這個產業未來會泡沫化，很大的原因是現在很多人是在趕這個熱潮，想撈一筆就跑。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這麼一點點觀眾，他們對於台灣電影的信心可能很快又會被打掉。可是再想想，自由市場的機制不就是這樣子嗎？你就應該要有各種不同形態的電影，讓觀眾自己去選擇，去決定市場的方向。台灣的觀眾太久不看台灣電影，這些年來很多人看台灣電影的動機，不可否認背後其實是靠著民族情感在支撐。不少電影因此而得到好的票房。但民族主義不會持久，兩部電影、五部電影、十部電影之後，觀眾就不會買單。所以對我來說，市場可以淘汰一些不適任的人，或是一些品質粗糙的電影。這是我自己對未來台灣電影比較簡單而樂觀的想法。
是該檢討電影輔導金了
李烈：很多人說我們的政府在電影政策上做得很不好。對政府的相關人員來講，他們會覺得自己很冤枉，因為相較於世界各國的政府，我們政府已經拿了很多錢出來扶植電影產業。放眼世界，台灣政府對電影的補助算是前面幾名，幾乎每一樣項目政府都有補助。但政府一直在給錢，產業卻還是一直罵它，所以它一定會覺得很委屈。
電影一定要親身踏入，才能清楚了解產業的操作。我們的政府長期以來就只是給錢，對產業卻一點都不了解，於是花了很多冤枉錢。你說輔導金有沒有功能，他當然有功能，如果沒有這第一桶金，就不會有後來的《海角七號》、《囧男孩》。可是話又說回來，為何輔導金在實施了十幾年後才看見成效？這就是輔導金真正需要被檢討的地方。
電影人才培育太重要，必須擴大製片產量
李烈：在去年年底的時候，我做了一個人生中很大的決定，我本來是個自由自在的人，我有間小小的公司，因為很小，我說了就算，想上班就上班，不上班就在家窩著。有戲拍就拍，一、兩年拍一部戲，就算錢賺得不多，日子過得很開心。去年年底，我答應讓企業界在我公司增資，增資的金額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之所以會答應，是因為要有那樣的資金，才能衝出一定的製片量。
電影人才的培育不是說有就有，剛剛有同學問我要用什麼方式培養電影人才？沒什麼方式，就是要有持續製作足夠產量的電影，自然就能磨出人才，所以我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我公司今年要拍五部電影，不是因為我要多賺錢，而是因為我現在是公司的專業經理人，拿月領的死薪水。但對我來說，一年可以拍五部戲的話，就能加速人才的養成。我還蠻自豪的兩點是，第一，我自己劇組帶出的工作人員，表現都很好，第二，我讓工作人員知道什麼才是正常、健康的工作方式。台灣以前拍戲一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個小時很正常，工作人員常被操到身體壞了，也賺不到什麼錢。所以對我來說，產業要正常化，就一定要有足夠的量，來持續培養人才與正確的觀念。
面對大陸電影市場，台灣電影的優勢何在？
李烈：大陸那頭怪獸真的太龐大了，我們市場比不上他，人才比不上他，資金比不上他，但台灣電影市場唯一能比上大陸的，就是它可以多元，並且能用小成本去做到的。我以前還會說台灣的創意超過人家，但現在我們自己再不加油的話，過了一、兩年，我們的創意也會落後人家。但因為台灣電影夠自由，我們可以有各式各樣的電影。
大陸市場很大，所以他們也喜歡拍大片，但是不表示他們的大片就一定賺錢，因為，他們只一味的要大，但因為審查制度，所以他們無法做太多有內容的東西，所以他們一直要拍古裝大片，因為古裝大片沒有所謂意識形態的問題，審查最容易過。可是這兩年他們就發現古裝大片不靈了，因為部部賠錢。這時就是台灣電影的機會，他時裝片拍不過台灣，因為他們對時裝片的審批非常嚴格。
很多人都說，台灣電影可以進大陸，大陸市場很大，可是台灣電影進大陸的機會真的是微乎其微，我們也是很多電影送審過不了關的。大陸的審批標準，超乎在座各位同學的生活經驗所能理解，它其實就是一個主觀、人為的意識形態審查，評審說你可以過就過，你不可以過就不過，他們可以找出各種讓我們瞠目結舌的理由。所以我們也不能把大陸的市場當成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走出除了台灣跟大陸之外的市場。那這個東西有沒有那個可能性？很辛苦，要花時間，但絕對有這個可能性。只要我們的電影能再精緻、好看一些，缺點再少一些，我認為台灣的電影非常有希望。儘管這還要走一段日子，但是對我來講，這比進了大陸然後老是被打槍，然後大家都死得很慘地回來好多了。坦白講，目前在大陸以進口片而非合拍片型態上片的電影，能真正賺到錢的電影並不多。
《花漾》哪裡圖利中資？媒體請先做功課
李烈：媒體在報導《花漾》圖利中資，我看了覺得還蠻莫名奇妙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則完全不負責任的錯誤新聞。新聞流出去之後，對於電影公司的傷害還蠻大的，所以我想剛好今天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翻滾吧！阿信》有以進口片的形態進入中國市場，所以我對大陸發行實況還有一點簡單的認識。新聞的說法是：《花漾》大陸投資一千萬人民幣，採取包底分紅來拆帳，條件是大陸的票房要超過五千萬人民幣，台灣投資方才可以分錢，接著下結論說這簡直太誇張了，圖利中資。
大家要先搞清楚一件事，「圖利中資」這四個字的先決條件，是電影要先賺錢才能圖利。電影在中國還沒上片，你怎麼能說他圖利中資？第二點，這個五千萬人民幣做基準，其實是很好的條件，剛剛已經說了，五千萬票房人民幣票房，電影發行公司實際的收益，算多一點大約是百分之三十，所以只有一千五百萬到一千七百多萬人民幣之間。
投資方付一千萬人民幣買下發行權，但他在大陸上片，還有一堆發行、宣傳、規費的成本。我們之前計算過，在大陸要上片很辛苦，不談宣傳、發行費用，光是歷經審批、申請准演執照等流程的費用，大概就要花一千萬台幣，反正大陸就是什麼都要錢。以前台灣都是視同外商在處理，但現在因為ECFA的關係，許多費用的價格已經有所調降。
撇除這一千萬台幣，大陸幅員廣闊，如果要做小型規模發行，大概最少要兩百萬人民幣，中型的話最少要三百到五百萬人民幣，如果要做一個大規模的發行，沒有八百萬人民幣，人家不知道有你這部電影。
這些成本加總起來再換算成台幣，它的數字有多少？所以，人家要求，五千萬票房之後，台灣這邊才可以分紅，對我們來講，都是很好的條件，因為我們大家之前談得條件更差。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事情一碼歸一碼，切割清楚。
我這樣的事情發生之後，我覺得日後如果有大陸投資方本來有興趣投資台灣電影，人家會卻步、害怕，覺得投資台灣電影太麻煩。坦白說，對大陸很多投資方來講，他投大陸電影就好了，對岸市場這麼大，他真的不在意你一個小小台灣市場。一旦他發覺投資台灣電影後面有這麼多的麻煩與波折，也許就決定不投了。要成為大陸合拍片，一定要有大陸資金，這是明文規定的。但當大陸資金不敢投的時候，電影就無法以合拍片身份，而是條件限制較嚴苛的進口片登陸。
週刊新聞裡面有段最誇張的是說，大陸才投一千萬人民幣，為什麼發行權要交給大陸方？但電影在大陸上片，發行權當然是給大陸，台灣人有能力在大陸發行嗎？任何一部電影到台灣來必定也是交由台灣公司發行，這是一定的道理。
▲日前媒體指控《花漾》圖利中資，被李烈駁為錯誤報導（翻攝自《壹週刊》）
我就是要做好看的電影
李烈：《囧男孩》其實是一個傾向藝術型態的電影，因為《海角七號》的關係，台灣電影有起飛的跡象，我當時認為台灣電影需要觀眾看得懂的商業電影、賣座電影，所以後來做了《艋舺》。不管是接下來的《翻滾吧！阿信》，還有今年四月上映的另一部《明天記得愛上我》，以及目前拍攝中的《總舖師》，我覺得這兩、三年，台灣需要各種不同類型的商業電影。我不是說要排除藝術電影，我們喜歡電影的人，還是一直希望能夠做出一個自己心目中可以進入藝術殿堂的作品。但是，我們一定要先有商業電影，把整個市場穩住，把觀眾都抓回來，培養觀眾的品味與看國片的習慣後，才能夠訓練觀眾去看藝術電影。因為藝術電影畢竟還是有一定的門檻。所以這是我製作這些電影的重要原因。
新片《總舖師》要拍出台灣辦桌文化與溫暖的互助精神
李烈：《總舖師》是我目前拍攝中的影片。導演陳玉勳是我認為台灣最會拍喜劇的導演。年輕的小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他是誰，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喉糖廣告、或是張君雅小妹妹的泡麵廣告，都是他經典的代表作。《總舖師》非常好笑，但除此之外我還是希望透過影片能把台灣古早的「辦桌」文化找回來。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做「辦桌」。其實，如果你們以為你吃過辦桌，那可能大錯特錯。我們為了做這個電影，下了很多的工夫，也找了真正的總舖師，幫我們做了一桌真正傳統的古早味的辦桌菜。我們才知道，原來以前我們吃的都是屁。
古早味的菜繁複難做，很多年輕的總舖師已經不願意去傳承。我們眼看這些東西快失傳了，決定做這一部電影，要把這個辦桌文化沿續下去。辦桌文化代表的不是只是吃，還有台灣人的互助精神。古早的時候，總舖師做辦桌其實不收錢，以前的總舖師有點像吉普賽人，他們就帶著帶著一支很長的炒菜鏟子，和一支很長的勺，雙掛背在身上，像劍一樣。我常覺得總舖師很像武俠小說裡武功高強的大俠，身上背著鏟子、勺子，腰上插一把刀，帶著幾個徒弟，在不同的村子闖蕩。
某家人要娶媳婦，就這總舖師找來，說要娶媳婦，要請幾桌。如果有一隻豬，就會要總舖師以這隻豬來作菜。總舖師就看桌數，開始來分配豬的部位，然後開菜單給主人，告訴他還需要再準備哪些食材，例如白菜、番茄、蔥……。下禮拜總舖師就帶著他的徒弟，把菜炒了出來。以前鄉下辦桌沒有餐廳，辦桌的人家就向左鄰右舍借桌子、板凳，在你家借十個碗、你家借二十雙筷子，大家把所有東西湊起來，上面還會寫主人的名字，以便用完後歸還。台灣傳統的辦桌文化，總舖師做菜份量一定要超多，一桌十個人，他可能要作十三或十五人的量，好讓左鄰右舍、親朋好友吃完後可以打包「菜尾」回家，作為出借工具的回饋。大家離開時，就會把自己的打包菜，以及家裡的鍋碗盤瓢、桌椅板凳帶回去。
總鋪師辦完這一攤宴席之後不領酬勞，頂多就是主人看今天的豬剩下這一塊肉，切給總舖師帶走，繼續去下一個村莊辦桌。這種生活型態，完全仰賴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因為你幫助我，我感謝你，因為我感謝你，所以我要想辦法回饋東西給你。所以這部電影要傳達的是這樣一個溫暖的人際情感。
▲李烈監製的《總舖師》正於台南取景拍攝，由陳玉勳執導，楊祐寧、夏于喬、林美秀主演，全片預計三月殺青（照片來源：Wow!NEWS新聞網）
（文字整理：梁碧茹；校對、演講現場攝影：楊皓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