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視覺張力、廣泛傳佈之特質使其很快被認許為一力量強大的傳播媒介，在國家機器的利用下，電影成為形塑、鞏固和強化意識形態的有效方式。其中，納粹宣傳片的攝製就展現了相當可觀的成果。1934年，納粹通過德意志電影法，不僅強制審查劇本，對於所有影片亦採行嚴格的分級系統，電影依「有用程度」進行分級，列居最高等級的往往是「政治與藝術價值兼備」的影片。由此看來，電影某種程度上被工具化了，成為傳遞統治者意念的載具。戰時納粹宣傳片的主題不外乎：講求自我犧牲、同志情誼及戰鬥中英雄式的死亡，此種主題意識與台灣盛興於1970年代的愛國政宣片不謀而合。 1972年，中日斷交；1974年，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蔣經國的政戰幕僚聯同中影總經理梅長齡企劃攝製抗日電影《英烈千秋》，票房大好；兼之彼時台灣時局動盪不安，抗日題材成為頗受歡迎的類型，官營電影製片廠遂益發致力於打造愛國政宣片。此類型電影揉合了史實與虛構，以戲劇性的成分填充事實的缺漏，Howard Suber將「政令宣傳片」（Propaganda）解釋為「屬於別人的紀錄片」，或許也正意味著，政令宣傳片往往偽裝成客觀而確實的紀錄影片，但事實上，卻是屬於他者的定義和詮釋。 除外，政宣片善於透過形塑民族英雄，無限強化偉大的愛國情操，輕易博取觀眾認同；且多半擁有穩固的二元對立結構、訴諸簡明易懂的中心衝突，使觀者易於進入其敘事結構，進而認同片中的正派角色（亦即國軍一方）。影評人黃仁曾為文記述台灣政宣電影之興衰起落，文中提及，台灣政宣片如《揚子江風雲》、《成功嶺上》、《梅花》、《英烈千秋》等曾為台北十大賣座國片，甚至榮登票房冠軍，可見彼時市場反應之熱烈。 數十年來，台灣電影中的日本人形象不斷翻轉、辯證，然而在愛國政宣片中，日本人的形象卻是固著的，其被視為主要的反派角色，扮演蠻橫冷血的侵略者，而中國人則屹立於抵抗的位置，堅決抗日到底。中國人素來講究文化命脈和民族氣節，1970年代的抗日電影，藉由日本人的負面形象，映襯並烘托中國人的高尚氣節，如《英烈千秋》、《八百壯士》、《筧橋英烈傳》等片皆強調勇而無懼、忍辱負重、為國犧牲的精神。 與忠烈之士形成強烈對比的，莫過於投靠日方的漢奸，據黃仁所言，國民黨抵台後，有些原來臥底的人遭到誤解，難以辯駁，是以這些影片有些平反的意味。漢奸乃「代理日本人」，此一角色塑造在政宣片中多半具有挑起衝突、引發國人憤慨、進而強化其愛國情操的功用。1969年由李翰祥執導的《揚子江風雲》，創下當時國內票房最高紀錄，也掀起一陣抗日間諜片熱。該片內容部分取材自真人實事，敘述在一場攸關國家存亡的情報戰中，李鐵生肩負起執行死橋計畫的關鍵任務，成功攔阻日軍攻勢。片末眾人齊呼「中華民國萬歲！」，將昂然熱切的民族情緒推至顛峰。 本期【影迷私房貨】將延續前兩週的主題，聚焦於《英烈千秋》、《吾土吾民》 兩部影片，探討1970年代台灣政宣電影中的日本人形象，以及對於中國人之氣節的刻劃。 《英烈千秋》：中日國族之爭 《英烈千秋》（1974）取材自真人實事，透過張自忠的壯烈犧牲，強化其愛國情操，並歌頌偉大的中華民族光輝。本片導演為丁善璽，除《英烈千秋》，亦曾拍攝《八百壯士》（1976）、《辛亥雙十》（1981）、《八二三砲戰》（1986）等知名戰爭電影。1972年台日斷交，仇日情緒高漲，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蔣經國的政戰幕僚王昇聯同中影總經理梅長齡策劃製作政宣電影《英烈千秋》，打造了撼人的壯觀場面，並挑動富渲染力的民族情緒，成為1970年代中期抗日電影的第一部大型製作。上映後不僅票房告捷，被譽為「中國電影史上最出色的戰爭片」，飾演張自忠的當紅影星柯俊雄更以此片榮獲第二十一屆亞洲影展最佳男主角獎。 以對日抗戰為背景的政宣片，多採取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透過中日雙方的對峙和殺戮，凸顯生死存亡之際，國軍自我犧牲的骨氣、動人的同志情誼以及傲人的氣節。相形之下，位居侵略者地位的日方，強行掠奪中國主權、殘害無辜百姓、冷酷無情。台灣愛國政宣片的敘事觀點往往從國軍出發，由一位或數位堅毅的英雄人物率領軍隊突圍、鼓吹百姓群起抵抗，而他們自然隸屬正義的一方；相對的，日軍則是一群面目不明的他者，被化約為戰場上的敵人，其作為獨裁而粗暴，亦無突出的英雄。日軍集體所代表的日本人，揭開了一場民族對民族的血腥戰役。 開場戲中，張自忠之女廉雲（甄珍飾）於講堂上授課，銀幕特寫她手持一顆紅蘋果，精神歡快、充滿朝氣地問台下學生：「這是哪裡的蘋果？」學生答東三省的蘋果，她接著說：「日本的老師常告訴他們的小學生說，等你們長大了，要到中國去搶這種蘋果吃。日本人不只是來搶蘋果，還要搶我們很多的東西。」台下小學生接二連三激昂地表示，不准日人搶食，且要攻打回去！自此中日鮮明的敵對關係已然樹立，也成功挑動中國人憤慨的情緒。 中日雙方的戰爭不僅是戰場上的武力械鬥，兩造之間彼此抗衡角力的，或許更是國族認同及愛國情操的問題。全片不斷標示「中國人」、「日本人」兩者迥異的身份歸屬，藉此區分我族與他者，鞏固中國人民族血液裡流淌的氣節。此關鍵性的癥結在張自忠身上特別清晰可見。當戰事失利，日軍佔領北平，張自忠奉命留駐北平，接任市長一職，因之被眾人視為不共戴天的漢奸。一日，風雨大作，張自忠與許久未見的妻女終於暗巷裡相逢，其女聲淚俱下地質問他：「你是中國人嗎？」爾後一個空鏡頭捕捉了一堵密黑的牆、徒然的雨，融入哀悽的弦樂，落得無限悲愴。待張自忠離開北平，隨即榮升軍長，洗刷冤名，重回中國人的懷抱。 就日本人在片中所呈現的形象而言，無疑是負面且劣於中國的，分別體現在三大面向：其一、日方面對國軍時流露狂妄自大的態度，然而日軍後來也坦承其統帥板垣征四郎不敵張自忠。其次，日本文化不如中國源遠流長。有一回，張自忠代表國軍隻身赴日本軍營談判，日方提及大和民族很注重文化，並指向旁邊一盆東京盆景，說它已有五百年歷史。張自忠訕笑一聲，不甘示弱地說：「如果這也算是文化，北平城牆上的每一塊磚頭都不止一千年了！」第三，片中透過一個全家遭日軍殺害而處境孤苦的女子之口，從女性受害者的悲情角度，控訴日本人的殘暴（該橋段並插入日軍侵華的紀實影像），可見在人性和道德的面向上，日方是相當不可取的。 如同其他政宣片，《英烈千秋》頌揚的同樣是犧牲自我、成就國家的忠貞氣節。當張自忠被問及中國可用什麼抵抗日本皇軍的新式武器時，他說：「中國有四億五千萬同胞，每一個人雖然沒有新式武器，卻有一條不怕死的命！」片中有志之士爭相奔赴戰場，反抗讎敵，為求抗戰勝利不惜犧牲性命。愛國政宣片多半交織對日抗戰和親情連帶兩條軸線，且個人必定服務國家，不惜將私人情愛置於身後。反觀日本人，僅呈現他們汲營於打得勝仗，並不刻劃其私情（包括愛國情操和個人情愛），更顯寡淡無情，無法獲取觀者認同。 《吾土吾民》：響亮的發聲位置 《吾土吾民》（1975）由李行執導，獲第十二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本片同樣以中國對日抗戰為背景，1938年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大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於1940年得到強化，日本為展延其統治勢力與經濟文化規模，希冀整合日本本國、中國、殖民地台灣等地資源，發展為一雄厚的經濟共同體。本片敘述在一個被日軍攻陷的小縣城裡，由杜興漢（王引飾）主持一間私立興漢中學，期能藉由教育的潛移默化，傳承古老深遂的中華文化，進而啟蒙學子對土地的熱愛以及對國族的認同。杜府和朱縣長一家素來交誼深厚，杜校長之女杜湘靈（林鳳嬌飾）和縣長之子朱友賓（鄧光榮飾）更是自小一塊兒長大，且已立下婚約。然朱家屈服於日方、為日軍服務，令長期受父親薰陶的杜湘靈格外不齒。而地下抗日組織秘密策劃的計謀，正悄然展開…… 相較於前述的《英烈千秋》，《吾土吾民》片中日方的主導位置及其面目有了較高比重且更為具像化的顯現，日本人主要以木村大佐為代表，由他統率日軍展開一連串殲滅中國反對勢力的行動。此外，任職日本偵緝隊長的漢奸韓士欽為其重要協力，縣長朱安奎為顧全大局、保障親人安危亦選擇聽命於大佐。 木村大佐被指稱為「有名的中國通」，諳中華文化，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讀過中國書，對於中國人文地理及風土人情懷有儒慕之情，甚至對著杜校長大聲呼告「我很愛中國」！實為弔詭又諷刺之至。當大佐說他讀過中國書，並反問杜校長有無讀過日本書籍時，杜校長義正辭嚴地說，那是應當的，因為「你們日本的文化是承襲中國的」。本片透過大佐此一狀似剛強嚴明的日本人形象，包覆中華民族的文化優越感，暗示通過柔軟堅韌的文化勢力，得以感化蠻野的日方，使其甘願臣服於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杜校長創立興漢中學，矢志以教育培育國人，盼後生晚輩得以生發崇高的民族情感。一日，日軍於校長室查獲禁書，堅稱必毀其書，杜校長神情肅穆、激昂地表示：「要毀滅一個國家，最狠毒的做法，就是要毀滅這個國家的文化……可是這是辦不到的，我們中華文化歷史悠久，不是任何人能夠毀滅的。」 除了大佐，其他日人則清一色為奉命行事的軍人，一味服從上級命令，負責逮捕、槍殺抗日人士；他們整齊劃一的行進步伐一如無自覺、無主體性的機械份子，遑論擁有發聲位置與自主意識，其愛國情操在此是面目模糊而無法溯源的。相較而言，中國方面的抗日份子則有以朱友賓為首的一票年輕志士，他們為校長杜興漢之門生，接受教育洗禮，擁抱強烈的抗日意識。當眾人因私下印製抗日傳單被擄獲，遭槍殺前，猶能各自表述其堅貞不移的信念，並且大聲疾呼：「中華民國萬歲！打倒日本鬼子！」顯然這是一群佔據發聲位置、享有自主意識、氣節不凡的中國人。 此外，由木村大佐領銜浩浩蕩蕩的日軍初次登場，乃朱縣長偕同大佐至興漢中學會見杜校長，與此同時，杜湘靈正彈奏著琴，引領為數眾多的中學生唱頌愛國歌曲，其悠揚昂然的旋律構成畫外音，疊合著日本軍隊整齊一致的足音。當日軍行經課室外的迴廊，教員李月亭（秦漢飾）課上的學子不禁轉頭去瞧，行動中的日軍成為注目焦點（不過彼時貪生怕死的李月亭，卻趕忙叫學生不要看）。此一安排似乎可呼應中日抗戰的情勢：侵略者日方擁有堅強的軍隊實力，採取迫害行動；作為被侵略者的中國百姓儘管在形勢上不敵，卻佔據觀看、發聲的位置，擔任具有能動性的主體。 《吾土吾民》全片三度藉由渾厚堅定的男聲旁白徐徐唸出抗日傳單內容，影片開場不久，抗日組織即釋出第一張傳單，內文寫道：「同胞們：日寇的戰靴踏在我們的胸膛上，讓我們透不過氣來！他們卻說：日華親善，大東亞需要和平。但是和平不是在征服、屈辱、壓迫下完成的，『黃帝子孫』絕不是『大和民族』的順民！……只要我們反抗！反抗到底！」旁白的運用能夠更明白有力地撩撥平民百姓的抗日意識、鼓舞其意志，也使得原先帶有陰柔氣質、懦弱怕事的李月亭受到愛國思想的啟迪，最終成為一名敢於公然言志之士。當杜校長為貫徹其愛國情操，於囹圄內絕食身亡後，正是由李月亭在全體學生面前宣讀校長遺書，即便因此被日軍逮捕亦不流露懼色。 小結 綜觀上述愛國政宣片，首重中國人勇於為國犧牲的氣節，擺盪於此番政治局勢中的個人，是無私無我的，個人的最高存在價值莫過於為國奉獻，此一中心思想在影片中從未受到挑戰，國軍堅決殺戮到底以雪國仇家恨。日本人的形象在於提供一個對比，日軍被框限於敵對角色，極其殘暴無情、機械化行事，愛國情操和民族英雄在片中盡皆缺席，更凸顯其殺戮行為的冰冷以及動機的薄弱。又，日本人在政宣片中的另一功能則是，透過日方對國軍之謀略和忠勇的感佩、乃至臣服，強化中國人的偉大情操。相較於1970年代的台灣政宣片，近年來以戰爭為背景的電影如《南京！南京！》、《來自硫磺島的信》等，則能冶融敵方角度，藉此探問戰爭的本質、提出反戰思維，回歸最根本的人性，而非在國族主義的遮蔽下，忽視戰爭之可惡與創殤。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愛國政宣片皆有其產出脈絡與政治歷史源由可考，若置於當今世代重新檢驗，將發現其意義浮動之處，最顯著的便是國族認同的翻轉與變異。1970年代的台灣，「中國人」的國族認同或許是唯一綱領、沒有疑義的，然而隨著台灣本土意識逐步萌芽，「台灣人」認同已然成為主流態勢之一，特別是對於未曾經驗對日抗戰、接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年輕世代，又將如何看待、審視影片中不斷慨然言及的「中國人」身份？是否將因大中華文化的感染力而投射其中，自認與片中人物隸屬同一命運共同體？又或者，感到隱約的隔閡及疏離？
